史學教育文化，作為國家建設的歷史教育：錢穆史學的啟示，錢穆堅信，好的歷史教育能夠不斷培養富有文明擔當意識的好青年，這恰恰是維系作為政治與文化共同體的中國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此而言，錢穆史學中所蘊含的歷史教育旨趣就值得予以重視，將其視為思考當代中國歷史教育問題的理論資源。下面小編帶領大家了解相關的資訊！
史學教育文化
錢穆(1895—1990)的著作在當代十分流行，頗為各行各業人士所喜愛。在他看來，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歷史教育問題，即用怎樣的歷史知識塑造中國人的情感、認同與智慧，讓國人熱愛國家與民族。當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他撰文展望未來的中國建設，其中特別強調：“將來新中國建國完成以后之政治、法律、教育、倫理等，無疑仍是接續中國以往的歷史文化而生根，絕非抹殺中國以往，橫插上西方的歷史傳統而出現。”欲達此境，就必須提供給廣大國民可靠的歷史知識，它既能呈現中國歷史的演進特征，又能貼近當代的政治與社會實踐。在1940年代出版《國史大綱》之后，錢穆的許多史學著作都具有極強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普及意涵，聚焦于對于現代中國而言，應培養什么樣的時代接班人。他在晚年直言：
“史學”必以國家民族大群體長時期上下古今直及將來，為其學問之對象。由此培養出一番見識與心智，其自身始得成為一歷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參加此民族國家歷史大趨勢之人物。其所表現，則在此人物之當身，在此人物之現代，在其當身現代所干之事業。
一、歷史教育與國家建設
有論者言，自1850到1949，“從史實看，在這個‘屈辱的世紀’里，種種轉機預示了中國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崛起。中國政府不斷在軍事、經濟、政治和科技領域推進改革以尋求富強，與其他國家比肩”。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便是“過去一個半世紀里，中國政治家們所秉持的意識形態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在追尋富強，以求重獲甚至提升和擴大其國家主權”。此恰如章太炎在清末所呼吁的：“今外有強敵以乘吾隙，思同德協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則曰以四百兆人為一族，而無問其氏姓世系。為察其操術，則曰人人自競，盡而股肱之力，以與同族相系維。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漢舊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廟之親，相昫相濟。”時人在力求擺脫國勢衰微之道的同時，重新思考內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形成一種符合現代需求的文化與價值觀，抵外侮，除弊政，振民生，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以說，近代中國的首要任務在于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動員廣大的社會力量，抵抗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蝕，讓中國擺脫日益加劇的危機，走向獨立自主。許多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展開，都與這一時代主題息息相關，也只有促進了這一過程，才能具備基本的合法性。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教育事關重大。作為20世紀初宣揚新史學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強調：
史家目的，在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而因以增加生活之興味，睹遺產之豐厚，則歡喜而自壯;念先民辛勤未竟之業，則矍然思所以繼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觀其失敗之跡與夫惡因惡果之遞嬗，則知恥知懼，察吾遺傳性質缺憾而思所以匡矯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將歷史納入現在生活界使發生密切之連鎖;夫如此，則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知識階級而作，召召然也。
既言歷史著作為“社會一般人”而寫，那么梁啟超所矚目的就不限于專業化的史學研究，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教育。正因為通過正確的歷史教育能對本國歷史有發自內心的認同，所以才會有“繼志述事”之念，也正因為這種歷史教育是建立在鮮明的時代意識之上，所以才能充分認識到本國歷史遺產中必須予以克服的“惡因惡果”。歷史教育固然是為了培養愛國之情，但也絕非率由舊章、深閉固拒，而是能理性的看待本國歷史的復雜面向，進而思考未來的實踐道路。
但梁啟超所期待的這種歷史教育在近代中國基本上并未出現。毋庸多言，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需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但蔣廷黻在1930年代卻觀察到：
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于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通不過看了梁任公的演講集……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里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里為英美法造人材。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除了在社會科學領域缺少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深入調研，更與歷史教育的闕失息息相關。而這正是錢穆十分在意的。在1930年代，他本著對時代變局的體認，強調：“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但現實則是“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正因為身處轉型時代，所以更為需要一套基于中國自身狀況的歷史敘事作為歷史教育的基礎，這一點絕非簡單復制域外理論就可以替代。及至晚年，他依然呼吁：“中國歷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為什么中國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該不要呢?其中道理，卻就大家不知。今天的中國，老實說，全部政治都已外國化。”在這里，關鍵的問題與其說是中國政治“全部外國化”，不如說是中國人自己由于缺少必要的歷史知識，因而對傳統政治為何“全該不要”缺少理性的、自覺的認知，這樣將導致中國未來的國家建設缺乏扎實穩固的根基。
基于此，錢穆亟言歷史教育與國家建設的重要關系。在抗戰期間他指出：“我常細聽和細讀近人的言論和文字，凡是有關主張改革現實的，幾乎無一不牽涉到歷史問題上去，這已充分證明了新的改進，不能不有舊的知識。只可惜他們所牽涉到的歷史問題，又幾乎無一不陷于空洞淺薄乃至于荒謬的境界。這是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這一代，是極需要歷史知識的時代，而又不幸是極缺乏歷史知識的時代。”在此情形下，歷史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凸顯出來了。他呼吁：“我們并不想歪曲自己的歷史，來利用作一時的宣傳。但是我們應該澄清當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淺薄乃至于荒謬的一切歷史敘述。我們應該設法叫我們中國人知道真正的中國史，好讓他們由真正的知道，而發生真正的情感。這樣才配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一個責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當然，錢穆深知近代以來全盤性反傳統思潮甚囂塵上，在歷史知識上國人多受到域外流行風氣的影響，特別是陳寅恪所感嘆的由于“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于吾國歷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致使“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所以此事頗為不易。因此他直言：“史地教育界責任之艱巨，更可想見。”而這一“艱巨”的責任，在今天依然不容人們忽視。
二、通史編撰與歷史教育
歷史學在現代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史意識的凸顯，通過編撰具有普遍性意義與長時段的歷史作品，彰顯某一國家或某一文明自身的政治與文化合法性，凝聚人們對這一國家或文明的認同。當18世紀啟蒙運動席卷歐陸之時，面對日漸崛起的近代歐洲文明，席勒在1789年呼吁：“是什么促成了藝術奇跡的誕生?又是什么引誘出豐功偉績?人類從一個極端攀升到另一個極端，從離群索居的洞穴人上升為才藝雙全的思想者、世事洞明的練達人，這期間他都經歷過哪些狀態?——世界通史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當然，此處所謂的“世界歷史”，主要著眼點在于強調“歐洲這一小片大陸，從昏暗到光明、無序到有序、幸福到悲慘，轉變得是何等迅速”!因此，對于歐洲人而言，“我們此刻濟濟一堂，共有這樣程度的民族文化、這樣的語言、這樣的習俗，共享這樣的市民利益、這樣程度的良心自由，或許都是世界上之前發生一切事件的結果：要解釋這一刻，至少需要動用普遍歷史”。到了19世紀，用“普遍歷史”的方式來論證歐洲文明的優越性更為流行。在帶有極強通史色彩的《歐洲文明史》中，基佐借由提供歷史敘事，強調：“歐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實的映像：正像史上一切事物的進展那樣，它既不狹隘、排外，也不停滯不動。”在他筆下，“歐洲文明已經進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軌道，按照上帝的意圖前進”。
如果說通史著作在近代歐洲被賦予通過形塑歐洲文明華美壯麗外觀來提升文明自信的任務，那么在近代東亞，隨著明治維新之后國力提升，日本學者通過“東洋史”這一體裁將中國歷史納入其中，進而形成一套歷史觀，作為近代日本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東洋史”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經常服務于近代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擴張。作為這一學科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通史著作在當代中國頗為流行的內藤湖南在1920年代就借由“回溯”歷史，直截了當的聲稱當時列強所宣揚的“中國國際共管論”很有“道理”。在他看來，“這條道路，是由其他國民來代為管理中國人最不適合的政治經濟工作，而中國國民本身則致力于完成更高等的文化，也就是完成作為趣味性產物的藝術”。因為“中國國民向來所實行的政治經濟方式，說到底已經沒有發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這些人應當要接受其他國民的管理，與其他國民相協作來營造其文化生活”。總之，由近代日本“東洋史”研究者開啟的用寫通史的方式來搞殖民、搞分裂，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錢穆特別強調通史編撰在歷史教育中的重要性。1930年代錢穆任教北京大學時就要求獨自講授“中國通史”一課。據時人回憶，“當他開講中國通史時，向例是坐得滿滿的”，由此“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而又據當面聽過錢穆講話的人描述，錢穆在當時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歷史教育中缺少好的通史著作：
錢先生又說：“中國現在急切的需要著一部中國通史，這部通史頂多不要過一百萬言，頂少也不要過五十萬言。如果有兩部的話，那就更為方便了。一部是為大學生寫的，一部是為中學生寫的，頂好是能使大學生或中學生費上一年的功夫，而能對中國通史有一個相當的概念。現在大家口口聲聲的大喊著要恢復民族精神，但是一個人對于本民族的歷史一點也不知道，那么所謂恢復又從何而談起?所以中國現在非常需要一部有系統的中國通史不可。但是這部書始終還沒有見到，也沒有聽說有人要從事于此種工作。”因此，錢先生對于這中國通史的著述大有舍我其誰之慨。
按照錢穆的邏輯，歷史教育離不開通史編撰。所謂“通史”，并非是將古今歷史知識通盤講授給學生，增加歷史教育中的知識積累。而是要通過有頭緒、有線索、有主旨的講授，讓聽者能夠對中國歷史的來龍去脈形成一以貫之的整體認知，在歷史教育中培養成體系的歷史思維方式與歷史價值觀。欲收此效，是否有一部合格的“中國通史”著作就顯得尤為重要。錢穆強調需要一部新的通史為廣大國民提供“今日所需歷史之知識”，其隱含的一個前提就是認為中國古今之間的延續性大于斷裂性。只有承認現代中國的各種特征是充分繼承了古代中國的種種遺產，并且這種遺產絕非僅是消極負面的因素，而是在列國林立的時代里彰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能為今人提供歷史智慧與政治智慧，使之大體明晰各項典章制度、學術思想、社會倫理、鄉里實踐的淵源與流變。如果歷史教育中缺少基本的通史教育，那么將很難形成整體的中國認識與必要的國家認同，以及培養思考問題時由中國自身狀況出發的習慣。
通史編撰的直接目的是為廣大民眾提供恰當的歷史知識，這是歷史教育，更是政治教育。對此錢穆在代表作《國史大綱》中指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須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既然如此，那么就需要這部通史以鮮明的時代意識來述往事，思來者。它不能僅僅流于按照既有套路來羅列史實，但也非盡從學術創新的角度出發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歷史教育中復述一遍。錢穆認為：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于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于我先民對于國家民族所盡之責任，而油然興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猶有進者，錢穆此話的潛臺詞或許就是在強調通史必須不斷更新，方能具備鮮活的基本問題意識，貼近當代實踐。他1961年在香港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特意將“如何研究通史”作為開篇。其中他指出編撰通史應重視“舊史新寫”，認為“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智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他感嘆：“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如果我們承認今天的中國與世界已經和錢穆寫《國史大綱》時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的時代癥狀，那么他的這一感觀，在今天的歷史教育中依然不容忽視。
三、國史素養與世界視野
近代中國所顯現許多問題已經不再純屬于本國“內部”，而是多與世界格局的變動相聯系。因此想要較為深入地思考中國問題，就必須將眼光投射到外部，具備一定的世界視野，能夠在近代世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綜合變動中展開分析。像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力言“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這并非他自我蒙蔽，拒絕開眼看世界，反而恰恰是他曾有過一番對西學與西政的廣泛考察，然后才意識到中國未來的建設必須根植于自身的歷史與現狀。而在歷史教育方面，錢穆主要聚焦于中國史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這就容易把他歸于“守舊”者的行列之中。據他自己回憶，在抗戰期間傅斯年就對人說：“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彼亦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志》得來。”
其實傅斯年的這番話很容易誤導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對于西學的理解，除了極個別的人之外，其實總體水平都較為有限。像傅斯年、胡適這樣曾經留學海外的人，雖然直接接受西方教育、觀察西方社會，但基本都是在一個比較淺的層次來照搬、挪用當時西方各國所流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觀點，很難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見解與判斷。也正由于這樣，晚清民國知識界從未停止過對“食洋不化”現象的批評。更有甚者，由于近代中國極度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支配狀況，彼輩在價值觀層面也時常體現出周予同所描述的因留學海外而“在表面的態度上表示著和藹，但骨子里仍自以為高貴，而對一般的人們冷靜地輕蔑著”。因此，判斷是否具有較為自洽的世界視野，也就不應以過分糾纏于知識來源到底是《東方雜志》還是外國課堂，而是要考察他們能否從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出發，著眼于中國所面對的世局與挑戰來思考世界形勢，形成一套自洽的、完備的知識體系。
錢穆自言：“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這個問題在歷史教育領域的最直接表現，就是如何通過傳授恰當的中國歷史知識，培養人們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既有基本的民族自信，又有廣闊的世界眼光。錢穆相信，通過良好的歷史教育，國人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深厚感情，認清中國的時代癥結，知曉本國利害所在，這非但不會有礙于放眼世界，反而由于在知識積累上能夠卓然自立，更易于對世界形勢有較為客觀、冷靜的分析。
按照這一邏輯，如果說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主要世變就是被卷入西方列強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之中的話，那么國人的世界視野首先應對近代中西交涉的性質有所了解，特別是列強政治與經濟手段。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寫道：
晚近一、二世紀以來，彼(西洋)乃突飛猛進，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驟相接觸，彼好譏我為自傲。夫一民族對其固有文化抱一種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態，彼我易地則皆然。且彼之來也，其先惟教士與商人;彼中教義非我所需，彼挾天算、輿地、博物之學以俱來，我納其天算、輿地、博物之學而拒其教義，此在我為明不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義，乃以天主、天國強聒，如其入非洲之蠻荒然，則固誰為傲者耶?且傳教之與經商，自中國人視之，其性質遠不倫。經商惟利是圖，為中國所素鄙，奈何以經商營利之族，忽傳上帝大義?中國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販鴉片營不規之奸利，教士籠絡我愚民以擾搰我之內政，此皆為我所不能忍。而彼則以堅甲利炮壓之，又議我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勢力所到，亦復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
可見，錢穆認為現代中國人所應具備的世界視野，其關鍵之處是切勿被近代西方的意識形態話語給束縛，致使不能認清近代中西關系的本質。把近代中國描繪成“自大”、“封閉”，與其說此乃歷史的實相，不如說是在為近代西方在中國進行殖民活動做合法性論證。因為按照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級論，資本主義列強藐視全球，豈不更自大?而要真說近代中西之間的交流，將中國作為資本主義的原料獲取地與商品傾銷地，并且借助不平等條約來向中國傳教，這些行為又何曾征求過中國人的意見?因此，就不能說近代中國反抗西方乃“封閉”，而是應該檢討為何“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
在此基礎上，既然歷史教育與國家建設關系緊密，那么這種歷史教育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意識，就應當包括對現代世界政治局勢的基本判斷。1942年，在抗戰處于最艱苦的階段，錢穆通過分析近代西方文明的特征來預測戰后世界局勢。在他看來，“這四百多年的世界，簡直只是為歐洲人特設的舞臺。這是一種人類社會的新勢力。這一種勢力，具體言之，是一種中層階級工商階級之資產實力。向內則有代議政治的爭得，向外則有殖民地之征服。內面的代議政治成立，和外面殖民地征服，是支持這一種勢力的兩個基點，亦是營養這一種勢力的兩條血管”。而此次世界大戰，則顯示出這種資本主義體制被替代的可能性：
近世資本主義剝奪勞工固如馬氏(馬克思)之說，而歐洲資本主義之更主要的基礎，則建筑在國外殖民地財富之脧吸。因此資本帝國主義內部勞資對立固為事實，而帝國本身與殖民地之對立，則更屬重要。當知帝國內部無產大眾，較之殖民地富人，大體上說來，他們依然是富人，而殖民地全體才是真正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在歐洲中心圈里說，資本主義之崩潰，將為無產階級之興起。而在超歐洲中心的整個世界來看，則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之崩潰，將為殖民地政策之告終，與殖民地統治的解放。
眾所周知，在《國史大綱》中錢穆曾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不無批評。但在這里，當他基于中國的立場來分析世界局勢的時候，所用的名詞與思考框架卻帶有極強的左翼色彩。特別是他注意到了殖民地問題，將其視為突破資本主義在全球統治的重要環節。二戰結束后蓬勃興起的殖民地解放運動，更是印證了他的這一預測。就此而言，誰能說錢穆不具備世界視野?他晚年回憶，自己的這些觀點是在抗戰時期和一群主要由留學海外的學人組成的“戰國策派”的論戰中產生的。后者唯力是視，認為世界局勢依然由西方的“秦”——蘇聯或“齊”——美國來操控，看不到廣闊的被殖民地區的反抗。這其中的差異，與其說是彼此接受了不同的西學流派，不如說是因為對中國歷史有著不同的態度。正是因為錢穆熱愛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中國，所以他能推己及人，注意到當時與中國處于同一命運的其他地區，將其視為塑造戰后新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余論
1974年，錢穆在演講“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時，特別強調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在于揭示“小己個我心之外，更鄭重指出人類之大群團體心”。前者“待到在人類大群文化之復雜社會中，而此心仍不斷漸滋暗長，自私自利無限發展，對大群則無利有害”。而通過讀史，可以認識到“此心始是人類之全心，此人生亦是全人生。小我之與大群，以安以和，以樂以足。此乃人生終極理想所在。亦人文演進途程中之最高指標”。這一強調“小己”與“大群”彼此關系的論述，彰顯出在他眼里史學的社會功用應是呈現出“大群”存在的必要性，讓人們能超越帶有“精致利己主義”的“小己”之心，形成對“大群”的基本認同與熱愛。這個與“集體主義”在論述邏輯上極為相似觀點可以說是錢穆對于歷史教育問題思考的哲學前提。在各種解構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這也是重新思考中國的歷史教育現狀時可資助益的理論遺產。
猶有進者，錢穆強調不同時期面對新的時代問題，應該重視“舊史新寫”，提供新的歷史大敘事。但不得不承認，這一工作在晚近顯得頗為不夠。因此，當下各種由域外學者，特別是日本學者所撰寫的通史性質著作便開始在中國圖書市場上流行起來。人們或許是久不思考歷史敘事問題，以至于極易忽視這些著作里潛藏在敘事背后的現實指向。比如在一本談“世界史的誕生”的著作里，作者聲稱：“歷史是一項強大的武器”，“有歷史的文明與沒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時，有歷史的文明通常都占有優勢”，“現代世界真正的對立應該是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沒有歷史的文明”。因此，此書不斷通過創造歷史敘事來拆解中國以往的歷史解釋。作者甚至大膽的認為：“現代世界對立的真正構圖是沒有歷史的美利堅合縱國，以強大軍力對抗以歷史武裝的日本與西歐”，而中國則被排除出“現代世界”之外了。這種政治與文化感覺會不會隨著這類通史性質著作的流行不斷在中國擴大影響?喜歡讀歷史的中國人民會不會在某些文化資本操縱下只能接觸到這類歷史著作?有鑒于此，錢穆關于現代中國歷史教育問題的論述并未過時，依然值得人們接續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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