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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點篇一

自1994年起，我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向社會公布央行（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但其目前報表的項目結構是逐步演化的結果，許多項目并非自始既有。

一、現行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的結構

任何一個微觀經濟體的資金來源渠道無非就兩種：自有資金或借入。其資產負債表當中的所有者權益和負債就是分別對這兩種不同融資渠道的綜括。

不難理解，有資金的來源就必定會有資金的具體存在形式或運用方式。所謂資產，亦即資金的具體存在形式或者資金的具體用途罷了。可見，作為一個會計恒等式，“資產等于負債加所有者權益”這句話的含義，其實就是“資金的運用（或存在）的數量必定等于資金的來源數量”。

由于“資產等于負債加所有者權益”是編制資產負債表的基本依據，所以我們可藉由這一恒等式來追蹤、分析特定經濟體的一項具體業務在其資產負債表當中所留下的蛛絲馬跡。當然，由于資產負債表屬于存量報表，所以這些具體業務的規模必須足夠地大。就此來說，資產負債表就像一面鏡子，盡管不是很清晰、明亮，但我們仍可憑以觀測到相應經濟體的資金流在特定期間內大致的來龍去脈。

與一般的微觀經濟體相比，銀行機構的自有資金在其總資產形成當中的占比極低，由此，銀行機構的資金來源業務統稱負債業務。

在中央銀行（亦稱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資產項下的主要內容是：

1、國外資產：外匯（儲備）、貨幣黃金、其他國外資產；

2、對政府債權：對中央政府債權；

3、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

4、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

5、對非金融性公司債權；

6、其他資產。

而其負債項下的主要內容是：

1、儲備貨幣：貨幣發行、金融性公司存款（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

2、不計入儲備貨幣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3、發行債券；

4、國外負債；

5、政府存款；

6、自有資金；

7、其他負債。

二、關于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各項目的理解

現代貨幣的基本形態是支票和紙幣現鈔。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貨幣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共同提供。其中由中央銀行所提供的那部分貨幣量叫做銀根或基礎貨幣。這一部分貨幣最終形成 老百姓手中的現鈔、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以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存款。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基礎貨幣的投放體現為負債項下“儲備貨幣”的增加。其中，“貨幣發行”展示的是現鈔的投放數量。

而市場交易過程中所使用的支票貨幣則是由商業銀行提供。商業銀行通過派生存款的創造機制使得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總量以數倍于基礎貨幣的規模增加。

貨幣當局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有如下四種形式：

一是向財政部門借出款項或允許其透支。財政部門則通過財政支出、財政投資或轉移支付等形式將這一部分基礎貨幣注入生產、流通或消費領域，最終轉化成企業和家庭的貨幣收入。

在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向財政部門借出款項表現為資產項下“對政府債權”的增加以及負債項下“政府存款”的增加。然后經由財政資金的使用表現為負債項下“政府存款”的減少以及“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加。而財政的透支則會直接表現為資產項下“對政府債權”的增加以及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加。

但《中國人民銀行法》已經不允許中央銀行以這種方式投放基礎貨幣。《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第三十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提供貸款，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提供貸款。但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除外。二是貨幣當局以再貸款或再貼現等形式向商業銀行授信。這部分基礎貨幣經由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轉賬存款如此這般周而復始的派生存款創造過程，最終轉化為眾多商戶或個人的支票存款和現金貨幣。

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這將表現為資產項下“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增加以及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貨幣發行）”的增加。

三是貨幣當局買入外匯資產。這部分基礎貨幣也將經由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派生出大量的支票存款和現金貨幣。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這將表現為資產項下對“國外資產（外匯儲備）”的增加以及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加。

在歷史上，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但在目前，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

四是貨幣當局經由公開市場業務買入有價證券。

由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以金融機構為交易對方，買賣的標的是國債，所以在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這將表現為資產項下“對政府債權”的增加以及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還通過央行票據的發行、正回購交易以及外匯掉期交易等途徑調控基礎貨幣在不同時間點上的數量分布。在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央行票據的發行表現為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的減少以及“發行債券”的增加；正回購交易中的第一次交易表現為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 融性公司存款）”的減少以及“其他負債”的增加；外匯掉期交易當中的售出外匯表現為資產項下“外匯（儲備）”的減少以及負債項下“儲備貨幣（金融性公司存款）”的減少。

歸納起來，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各主要項目的含義大致如下：（當然，我并未找到關于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述各項目的權威解釋或佐證。本文內容僅是我的推理。）

1、“國外資產”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所持有的外匯資產總量。其中，“外匯（儲備）”這個項目的增加會直接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貨幣黃金”的增加不一定會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而“其他國外資產”的增加則一定不會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

2、“對政府債權”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經由公開市場業務而間接持有的國債余額。

3、“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再貸款、再貼現業務的余額。

4、“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所持有的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債券余額或再貸款余額。

5、“儲備貨幣”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投放社會的基礎貨幣存量。其中，“貨幣發行”這個項目反映的是正在社會各界流通著的現金存量，包括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庫存現金”以及在金融系統之外的“流通中現金”（m0）；“金融性公司存款（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這兩個子項目分別反映的是其他存款性公司的準備金存款帳戶余額以及其他金融性公司的結算賬戶余額，這些存款的增加直接對應著基礎貨幣的投放。

6、“不計入儲備貨幣的金融性公司存款”這個項目反映的是金融性公司在央行的除了“儲備貨幣”存款之外的其他存款。這些存款的增加與基礎貨幣的投放無關，也與派生存款的增加無關。

例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外國銀行分行人民幣營運資金的30%應當以人民幣國債或者6個月以上（含6個月）的央行人民幣定期存款作為人民幣生息資產。

再例如，央行曾要求商業銀行以外匯資金增補人民幣存款的法定準備金。

另外，若存在非金融機構存款的話，也可放在本項或“其他負債”項下。

7、“發行債券”這個項目反映的是央行未到期票據的余額。

三、基于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對幾個央行業務案例的解讀 與一般經濟體先有資金來源（亦即自有資金或負債）業務、然后才會發生相應的資產業務迥然不同，中央銀行在邏輯上是先有資產業務、然后才發生基礎貨幣投放這一負債業務。也就是說，基礎貨幣的投放是中央銀行實施相應資產業務的結果。對外凈資產、對商業銀行再貸款、對非貨幣金融部門債權以及對政府債權凈額之和，再減去貨幣當局通過發行債券所回籠的基礎貨幣數量，其最終結果非常接近于實際流通在外的基礎貨幣量。

這就意味著，受制于資金來源的規模有限，一般經濟體的資產總量不可能無限擴大，但中央銀行卻是唯一的例外，貨幣當局 6 的資產總量有無限擴大的可能。其資產總量的擴大過程即是基礎貨幣的凈投放過程。

有了上述邏輯，我們便可分析中國人民銀行的具體資產業務操作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程度了。

例如，2003年12月，中央銀行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這在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上將會體現為資產項目下“外匯資產”的減少以及“其他資產”的增加。

2007年8月，財政部首先向中國農業銀行發行6000億元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一期），然后以所籌集到的人民幣資金向中國人民銀行購買等值的外匯，充作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投公司）的資本金。這在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首先體現為負債項下“金融性公司存款” 的減少和“政府存款”的增加，然后體現為資產項下“外匯資產”的減少和負債項下“政府存款”的減少。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又將賣匯所獲得的6000億元人民幣經由公開市場業務向中國農業銀行購買等值的特別國債。這在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體現為負債項下“金融性公司存款” 的增加和資產項下“對政府債權”的增加。

2007年9月，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從中國人民銀行購買中央匯金公司的全部股權，并將上述股權作為對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出資的一部分，注入中投公司。中投公司從央行手中購買匯金公司的交易記錄出現在2007年12月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上。這一個月的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資產項下的“其他資產”項從 11月的11979億元驟減至12月的7098億元，減少了4881億元，按當期匯率約為670億美元。相應地，負債項下的“政府存款”也會發生相應的減少。

2007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商業銀行以外匯繳存本幣存款準備金，這使得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資產項下的“其他國外資產”從2007年1月至7月的1069億人民幣左右跳升到8月的2085.27億人民幣，到12月又升至9319.23億元，累計增加8266.92億元。相應地，負債項下的“不計入儲備貨幣的金融性公司存款”也會發生相應的增加。

綜上所述，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外匯占款、財政存款、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或再貼現、央行票據的發行以及央行回購業務的實施是影響基礎貨幣投放規模的主要因素。

例如，今年上半年的外匯占款增加了9656.85億元，這就造成了基礎貨幣的投放。但上半年的財政存款增加了7049.13億元，這又抑制了基礎貨幣的增加。不過，隨著政府支出的增加，財政存款勢必下降。如自去年12月至今年5月，伴隨著政府支出的擴大，財政存款大幅度地下降，基礎貨幣則明顯地增加。

由于現行外匯政策目標以及財政管理體制的原因，外匯占款和財政存款的變動非央行所能控制，因此為對沖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的壓力，央行近年來逐步強化了央行票據發行和央行正回購操作等公開市場業務。

例如，今年上半年的央行票據存量下降了4570.99億元，這意味著央票操作主要是凈投放資金。而上半年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其他負債凈增加了11474.95億元，這應該是央行正回購操作 力度加大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央行通過正回購凈回籠了基礎貨幣。

可見，中國人民銀行需要針對外匯占款、財政存款、央行票據和正回購到期資金的具體變動，采取綜合平衡、動態調整的策略，以確保基礎貨幣的平穩增長，藉以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目標。

試述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點篇二

中國民辦教育模式特征及形成原因的分析 上海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中心楊雄

本文依據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實際存在的經濟發展梯度差異，對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模式作了實證描述與比較分析。我們認為，只有通過認真研究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差異，才能為不同地區、類型的民辦教育提供分類指導的依據。

一、民辦教育的四種模式

目前，民辦教育呈現出紛繁多姿的發展勢頭，有代表性的模式，歸納起來有以下四種模式：

（一）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東部沿海地區“民辦公助”模式

主要特點是：辦學條件一般，但辦學質量、社會聲譽較好，面向工薪階層，生源素質較高，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與生命力。

“民辦公助”模式主要有公助民辦和國有民辦兩種形式。

公助民辦的學校，是由個人或團體出面承辦，部分經費、條件由教育等有關部門予以資助。這類學校一般具有兩方面的積極性：辦學者大都是長期從事教育，關心、熱愛教育事業的老教育工作者，具有豐富的辦學經驗，并有辦學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門為了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子，也給予積極的鼓勵與支持。如上海市、區教育局，把舉辦民辦中、小學校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與改革計劃中，從籌備到招生，從教學到管理，從校舍到教學設施，從選拔校長到調配教師等都給予了扶助與支持，保證了全市民辦中、小學校納入正常的運行軌道。

國有民辦的學校，是近幾年來一些省市開始試點的另一種類型。其中“轉制”的學校是學校的土地、校舍、設備仍屬國有，國家投資與招生數量幾年內保持不變，學校則實行民辦教育的管理體制，享受最大限度的辦學自主權。若干年后，國家停止或基本停止撥款，學校經費主要依靠學校自籌。上海的“開元模式”就是“轉制”的典型模式。還有一種是“一校兩制”：即在同一學校中，校產國有，一部分按現行體制，另一部分則改為民辦體制，經費自籌，招生不納入計劃，由市場需求調節或由用人部門委托。其收費標準、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招生數量等自定。

國有民辦學校的主要特征：教育資產仍屬于國家所有；教育投資是學校自籌為主，政府適當補貼；人事制度由學校自主聘任；分配制度比較靈活；在教育管理上，政府承擔宏指導的職能，學校的經營管理權歸學校董事會和校長。

（二）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教育儲備金”模式

主要特點是：投入高、硬件好、面向高收入家庭，具有較高的風險。

“教育儲備金”，是教育收費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教育與產業結合的一種探索。家長送子女入學時，將一筆錢存入學校基金，作為“本錢”；辦學者（或單位）按銀行的中期儲蓄利率，向學校基金貸款，用于學校建設和運作。學校基金將利息收入全額撥給學校作為辦學經費，用于支付學生在校的全部學習費用（包括教育費、科研費、管理費、學雜費、伙食費、服務費、住宿費、生活用品費、交通費、醫療費等）。學生畢業（或中途離校）時，學校基金將家長的這筆儲備金如數退還給家長，不再支付利息。

教育儲備金的收費辦法具有以下的特點：

1、有效收集和利用分散在一部分人手中的閑散資金，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學校建設；并由于資金滾動產生的效益，使學校具有“造血”功能，能夠自身發展。

2、作為對子女教育的一次性投資，免除了家長對學費漲價的顧慮。

3、這種收費方式解決了辦學的前期投資。

4、學校和企業緊密結合，相互依存，優勢互補。學校的辦學質量高，生源充足，則籌集到的閑散資金就越多，企業的發展就越快，社會形象就越好。企業發展得快，效益好，反過來對學校的支持就更大，辦學條件和教師待遇就越好，學校的辦學質量就可能更上一層樓，從而產生良性循環。反之，則可能產生辦學危機。

從廣東目前的情況看，教育儲備金的運作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1、辦學企業向學校基金貸款，用于學校的基建與設備的投入，同時以儲備金總額12％的年利率撥給學校，用于學校的日常開支。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學校產權屬企業所有，學校物業可以不斷增殖，例如企業可用物業抵押貸款，從而獲得更多的運作資金，產生的利潤全部投入教育，對學校的發展十分有利。然而在國家尚未制定相應的法規來規范教育儲備金的運作的情況下，家長對儲備金的運作風險比較擔心，而政府對企業利用儲備金牟取利潤也有異議。

2、教育儲備金全部由學校管理，一部分用于學校建設，一部分由學校企業（或委托辦校企業）經營，利潤交學校用來支付學校日常開支。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學校產權歸學校所有，物業增值部分也歸學校，利潤也歸學校，這種運作方式比較保險，政府、社會、教師、家長都比較放心。但不利的一面是：不能用大筆的物業作抵押進行貸款，運作資金少，一般情況下產生的利潤也相對減少。

（三）個體經濟發展較快的浙江省“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按需辦學，“大家辦學”，面廣量大，實用為主，以短取勝、產教結合；起步早、發展快、重心低；多門類、多層次、多形式。

在對外開放和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溫州市教育改革不斷深化，民間舉辦非學歷教育和學歷教育的學校蓬勃發展，形成公辦與民辦雙軌并存。據1994年9月統計，全市現有民辦普通高中18所，在校生4245人，占普高在校生總數的14％；職業高中26所，在校生7000余人，加上社會力量辦班在校生，約有12000人，占職業技術學校學生總數的60％。幼兒教育社會力量辦園2314所，在園幼兒131900余人，約占入園幼兒總數的92％。

“溫州模式”具《有面向實際，靈活多樣，拾遺補缺與適應性強等優點：既有全日制學校，也有夜校；既有長期學習，也有短期培訓；既有個別指導，也有班級教學。有的成人職業培訓還隨到隨學、包教包學。溫州民辦教育還實行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三者結合的形式，既有專業戶聘請教育家辦學、知識青年辦學、干部辦學、退休教師辦學，經濟家、企業家聘請教育家辦學，還有社會團體和經濟實體辦學，如民主黨派辦學，工會辦學，協會、學會辦學，國營、私營、股份企業辦學和鄉村、街道辦學等等，形成了多門類、多渠道、多形式的新的辦學模式。

（四）經濟欠發達的老、少、邊地區“扶貧教育”模式

教育經費匱乏，教學條件簡陋，教師待遇低下，教育對象素質不高，是貧困地區教育的主要環境。因此，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幫助失學青少年復學，彌補農村義務教育之不足，則成為“扶貧教育”模式基本特征。

統計資料表明，因家境貧困繳不起學雜費而失學的，約占輟學總數的30％。這就是說，在5000萬失學生中，有1500萬是因為經濟原因放下書包的。我國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為97％。有3％沒有入學。由此推算，全國有300萬左右適齡兒童未背上書包，他們全是農村兒童。特別是在邊遠、窮、老革命地區，學校校舍大多是在祠堂、廟宇、會館、破屋、泥洞里。在左右江革命老區，有所學校修在山坡頂上，全校才26名學生，分一二三個年級，擠在一個破教室里，只有一位教師上課。這間屋子白天做教室，晚上則做老師的宿舍，老師喝水、燒柴、照明等都很成問題。據了解，有些山區，山高路險，交通不便，方圓幾十里才能見到一所學校。這些地區的教育質量是很低的，以致及格率只占20％多一點。目前，由中央政府倡導與發動的“希望工程”，就是教育事業上的扶貧。

二、形成民辦教育類型差異的社會、經濟原因分析

（一）一般分析

從上述四種民辦學校模式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一種模式、類型的出現，都與當地特定的歷史條件、經濟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緊密相關（諸如經濟發展水平、辦學質量、教育資源差異、領導觀念的開放度、社會文化需求等等）。但其中經濟因素起著最重要和決定性的作用。

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是每個國家客觀存在的現象。但從理論上作了明確劃分，則是在80年代前期關于經濟發展戰略討論的熱潮中提出的。這種理論把我國從地理上分成東部、中部、西部。東部大部分是沿海省市，中部為次發達地區，西部為內陸貧困地區。改革開放以來，從沿海到內地的層次推進格局，使得東部的經濟發展大大高于全國的平均速度，所以東部、中部和西部三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從1978年到1989年，西部與東部之間鄉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由1:1.63擴大到1:2.25。同時，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也導致不同地區義務教育發展環境水平的差距在擴大。

1994年，有關方面依據地區義務教育發展環境指標，曾對全國30個省（區、市）進行過綜合聚類分析，結果如下：

ａ類地區：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

ｂ類地區：遼寧、江蘇、浙江、廣東；

ｃ類地區：吉林、山東、黑龍江、福建、海南；

ｄ類地區：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四川、陜西、內蒙古、新疆、廣西；

ｅ類地區：寧夏、甘肅、云南、貴州、青海、西藏。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ａ、ｂ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均ｇｄｐ）與ｅ類地區的差異是5.6:2.9:1.0，人均教育費用的差異則達3.2:1.9:1.0，差異十分顯著。而ｄ類地區與ｅ類地區的差異并不明顯，義務教育投入水平幾乎沒有差異，反映了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投入水平普遍不高。

歷史資料告訴我們，1988年ａ、ｂ類地區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與ｅ類地區的差異比是2.8:1.5:1.0，1994年達到3.0:2.0:1.0，義務教育投入水平差異在逐步擴大。差異擴大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發展差異導致教育投資差異擴大，在財政實行層層包干的體制下更加嚴重；二是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近一半依賴預算外籌集，富裕地區發達的鄉鎮企業有能力提供較多的教育資金，而欠發達地區這方面缺乏資助能力；三是中央財政調控能力減弱，導致對欠發達地區教育補助經費投入強度不足。

從以上描述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經濟發展水平會對當地教育、人們的觀念起著十分明顯的影響、制約作用。這就是形成東、中、西幾種截然不同的民辦教育模式的根本原因。

（二）個別分析

１、“民辦公助”模式出現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１）從國內來看，推行“民辦公助”模式往往多出現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因為在上述地區，社會與經濟發展比較均衡，社會人口和教育素質相對較高，但由于教育經費的原因，造成公立學校之間的辦學質量存在一定差異。于是，教育質量與公辦重點學校相仿（或者稍低）的“民辦公助”學校，對大多數工薪階層家庭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就上海來說，特別是市區，在財政撥款的基礎教育階段，“生均定額”（人員經費＋生均公用經費）是到位的，好于國內其它地方，但據預算，這些財政撥款與維持學校正常需求之間尚有一段距離。要大幅度提高，可能性不大。這種情況與公眾對教育的期望值之間無疑存在著矛盾。所以，校際之間存在的差異，經濟收入的差異以及現行的考試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眾對上述這類學校的需求。

（２）上述地區存在較多可資利用的教育資源。象上海等地原有的教育基礎就比較好，有一批退離休骨干教師可以也愿意發揮余熱；一些部門或企業擁有一定的閑置教育資源，如校舍、教師等；另外，居民家庭教育消費的提高也有較大的潛力（據統計，上海居民消費結構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只有2.95％，遠低于全國水平的４.５％）等等。

２、廣東珠江三角洲作為中國經濟最富裕地區之一，“教育儲備金”模式的出現，有以下三個原因：

（１）經濟迅猛發展的刺激。92年冬和93年春，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鼓舞下，全國上下群情振奮，各省市政府紛紛修訂發展規劃，以加速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廣東教育界和企業界在省委和省政府追趕“四小龍”、爭取十五年實現現代化的遠景規劃鼓舞下，開動腦筋，積極思考和探索如何加快人才培養、適應現代化建設對人才數量和素質的迫切需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種加速人才培養的大氣候對民辦教育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催化作用。

（２）領導思想開放。93年2月，中央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旗幟鮮明地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廣東省委領導也多次發表講話，支持民間辦學，鼓勵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動腦筋，拓寬渠道，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態度，使教育界和企業界深受鼓舞，躍躍欲試。

（３）廣東人生活富裕帶來價值觀念的更新。隨著廣東經濟的飛躍發展，家庭經濟收入發生變化的人們，對子女的教育問題愈加重視，“望子成龍”的欲望愈加迫切。特別是市場經濟大潮中的激烈競爭，使部分家無法也無暇顧及子女教育，讓孩子接受較好的全寄宿教育，已經成為這部分長的強烈愿望。而政府的財力有限，在滿足失學兒童教育經費的需求上都有困難，更不可能新建許多耗資較大的有寄宿條件的現代化學校，來滿足社會上這部分較高收入家庭對教育的需求。這種教育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教育市場，為民辦教育提供了發展的契機。

這幾年廣東各地紛紛建立教育基金會，為籌集教育基金所開展的空前規模的宣傳活動（如“教育基金百萬行”一類的活動），大大增強了全民的教育意識，逐漸形成了捐資辦學的風氣，這些都對于個人投資教育起到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英豪學校創辦者率先提出“家長存錢、企業運作、以商養學”的辦學思路，并且迅速得到社會各屆的強烈反響和大力支持，求學者和求職者紛至沓來。

3、“溫州模式”的出現則有它特殊的社會、經濟原因：

溫州是一個市場經濟推行比較早的地區，在某種程度上，溫州民辦教育模式是溫洲市場經濟模式孕化而成的。

（１）改革、開放十五年來，溫洲的社會經濟已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一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方式并存與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據1993年統計，全市已有企業集團、股份合作企業３.６萬多家，產值達190億元，成為溫州經濟的重要支柱。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上升，目前三個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30％、35％，特別是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力由過去的9.99％上升到35％。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已由過去單一的、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轉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全市城鄉綜合性、專業性市場達500余處，出現了走向全國、面向世界的十大專業市場。

（２）小型、分散、多元的經濟成分，對社會各種不同的實用人才有著廣泛的市場需求。長期以來，溫州教育一直與經濟發展嚴重不相適應：勞動者素質低下，學校數量不足，教育設施差（危房、舊房達100萬平方米），師資缺（民、代教師占教師總數的75％），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初等教育得不到普及、小學畢業升初中的比例只有35％，初中畢業生升高中的只有25％。（主要原因是多生了100萬人，經費奇缺，國家包攬教育過多，不能從死胡同中走出來）而今溫州經濟的發展已經對教育改革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溫州地區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使當地農民收入急劇增加，涌現出一大批先富起來的農民。他們率先起來打破國家包攬教育的局面，出現了“自費就讀”的現象。這種現象一年比一年增多。據95年統計，僅高中階段自費就讀的高一新生就達萬余人，捐助費達3000萬元。教育、經濟兩個方面的因素，也使溫州政府部門下決心采取借用民間的財力，借鑒自費辦集鎮、辦機場等經驗，依靠專業戶和有識之士，走多形式、多渠道辦學的路子，大力發展民辦教育。

4、“扶貧教育”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民辦教育模式，它的出現主要是由于以下兩大原因：

（１）全社會普遍關注“希望工程”，是“扶貧教育”成為一種特殊教育“模式”的政治原因。面對如此嚴峻的農村失學現象，1989年10月30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宣布建立“希望工程”，旨在集社會之力，捐資助學，使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1990年6月1日，共青團四川省委、四川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率先行動；1990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題辭：“希望工程”。1991年11月2日，江澤民總書記題辭“支持‘希望工程’，關心孩子成長。”1992年3月22日，李鵬總理題辭：“‘希望工程’，救助貧困，興學利民，造福后代。”海內外華人也紛紛踴躍捐資。截止1992年8月底，據《光明日報》報道，“希望工程”已收到捐資共4000萬元。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數字，它溶入了全國人民對失學孩子的一片愛心。當然，現實又提醒我們4000萬元對5000萬流失生和每年以400萬的速度遞增的失學生來說，無疑于杯水車薪。并且，貧困鄉村學校辦學條件的惡化，也影響了學生學習成效。據悉，四川、青海、貴州3省9縣10個鄉的30余所小學，班級或年級平均成績低于及格線的比例相當高，在校超齡生比例超過15％，使當地教育資源供給更加不足。因此“扶貧教育”任務還相當艱巨。

（２）受地區發展差異擴大的制約和影響，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義務教育普及水平的差異是形成“扶貧教育”模式的重要經濟原因。由于貧困地區教育資源嚴重缺乏，合格師資流失，學校辦學條件惡化，不少貧困鄉村學校為了適應小學規模發展需求，只能新增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任教，以緩解財政經費難以錄用公辦教師的矛盾。據青海省1994年調查統計，該全省中小學骨干教師流失人數幾乎占骨干教師數的三分之一。其重要誘導因素是地區經濟和教育投入水平差異的擴大，有的骨干教師調到廣東、海南后，工資水平高出原來的數倍，進一步影響其他骨干教師的穩定。寧夏固原縣1994年秋季新分配到中小學任教的百余名大中專師范畢業生，由于縣財政經費難以按時支付工資，致使絕大部分離開中小學崗位。欠發達地區經濟落后的實際狀況，致使“扶貧教育”，目前還只能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簡。

三、建議與對策

（一）實行分類指導管理

綜合上面分析，我們認為國家對民辦教育，應該實行分層遞進、分類指導的原則。由于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教育水平和教育資源差異大、加上社會文化觀念、人們渴望接受教育的愿望程度都不一樣，因而不可能用一種思想或模式來規范各地的民辦教育。政府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法規來進行調控。而在總體上，則應該建立起一種宏觀、整體的政府調控與微觀、具體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管理體制與機制。

社會辦學不同于國家辦學，目前各地民辦學校，校與校之間的差異很大，其辦學宗旨、辦學條件、教學質量、管理水平差別甚大。對這種特色紛呈的社會辦學，政府不可采用整齊劃一的管理方式，應根據不同情況、分類管理、區別對待。對于舉辦學歷教育的民辦學校，要嚴格審批和管理，既要審查辦學者的能力和師資水平，又要審查其辦學條件。對證書教育，則應“放開搞活”。具體來說，應允許非盈利性和盈利性兩類學校并存，前者應嚴格財務監督與審計，后者應照章納稅，但均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建議教育行政部門將民辦學校的學業證書與學歷文憑分開，允許出現多種規格的畢業證書。

根據不同層次、規格的民辦學校，采取不同的指導與管理，這也是許多國家通行的辦法。比如，德國的教育法把私立學校分成“替補學校”和“輔助學校”兩大類。替補學校是指那些不由國家承辦，但其教育和教學目標與國家承辦的公立學校的目標相符，并因此可以替換和補充公立學校教育的私立學校便屬于這一類。因其在完成義務教育等方面可以替代公立煨＝逃???葉哉飫嘌?５納枇⒐娑?搜細竦奶跫?６?ㄖ??４蠖嗍翹峁┎瓜靶災耙導俺扇私逃?緯痰幕?埂ｕ攵隕鮮鎏氐悖??葉愿ㄖ??５納枇??幌蠖蘊娌寡?ｄ趨嵫細瘢?嗍?葜灰?篤潯赴福?云浣萄?附讜蠆揮韙繕妗?

（二）建立一套適合不同層次經濟收入階層需要的教育收費制度。

民辦學校的主要特點是學校經費自籌，一般來講，收取學費是其經費的主要來源。所以應允許民辦學校的學費標準適當高于公立學校。同時，民辦學校應堅持公益性原則，合理收取學費。因此，建議建立一套適合不同層次經濟收入階層需要的教育收費制度。

具體目標是：經濟富裕的家庭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出較多的錢進“高價學校”，那也無可非言，他們可以按市場價格，選擇收取高額“教育儲備金”的學校：如食宿、生活條件較好的私立學校。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及其子女，除了主要接受收費合理、但教育、教學質量又必須予以保證的公立學校教育之外，對教育可以有一定的自由選擇權，如選擇“民辦公助”一類的學校。而對經濟狀況較差或特別差的家庭及其子女，主要接受國家、地方、集體和私人創辦的免費或半免費學校教育，如國內外人士創辦的具有慈善性質的學校，國家、地方、集體的“希望工程”創辦的“希望小學”等。建立這樣的適合不同層次經濟收入需要的教育收費制度，既可保證義務教育的普及，又符合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

（三）設立政府公助民校基金

扶植民辦公助學校這是世界各國辦學的一條經驗。比如象荷蘭，政府是通過“教育折價券”的形式對私立學校進行資助。所謂“教育折價券”實質上是政府教育撥款的分解。政府為每位兒童提供“折價券”一張，家長可憑券為子女在不同的公私立學校進行選擇。公私立學校一律通過收取“折價券”向政府部門折價兌換，從而獲求撥款。美國、加拿大、日本的私立學校也大多得到政府部門的資助。因此，我們認為,“民辦公助”類型學校的發展,在我國可能有比較廣泛的市場。

目前大多數民辦學校辦學經費多比較緊張，大多是采取以學養學，依靠艱苦創業，勤儉辦學，底子較薄。所以國家應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給予適當的扶植。公助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而在當前，建立民辦教育發展基金可能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方法：既可由國家撥部分教育經費，其它社會融資，以貸款或資助方式幫助民辦學校改善辦學條件；也可以從各級政府的教育事業費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用于支持辦得好、且有財政困難的民辦學校。國家對民辦學校的經費資助可以采用如下辦法:收費高的少資助,收費低的多資助,以鼓勵民辦學校降低收費,提高辦學質量。

（四）建立民辦學校的社會保障體系

當前，各地民辦教育發展迅速，到1993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民辦中小學已經有5177多所。因此，建立民辦學校的社會保障體系，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目前情況來看，有兩個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民辦學校的風險回避問題，一是民辦學校的教師后顧之憂問題。尤其象高成本、高收費的“教育儲備金”學校，潛在的風險是不容回避的。只要學校一出現大的問題，在家長中就會引起聯鎖反應，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上述學校的投資者和辦學者也是承認這一點的。而在這方面，我們的法規保障體系的建立是滯后的。建議政府要完善“教育儲備金”的管理制度對高成本、高收費民辦學校的辦學資格審查要嚴格。目前，除了要辦好現有收取“教育儲備金”的民辦學校外，對新開設此類學校要加以限制。為了避免風險，學校收取的一部分“教育儲備金”應由國家保管，以防不測。另外，這類學校在招生時，不僅要給學生進行投保，而且學校自身也應該主動向保險公司投保。

至于民辦學校的教師后顧之憂問題，民辦學校自由聘任教師、管理工作人員，不負責安排其住房、醫療費及退休金，較之于公辦學校原本是一種優勢。但是，長期不解決此類社會保障及福利問題，大學畢業生、青年教師就不愿意到民辦中小學應聘任教。常此以往，勢必會影響到民辦學校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建議允許國家分配的大中專畢業生到民辦學校任教，并落實其組織關系、政治待遇和工資福利待遇。另外，為了解決老、少、邊、窮地區教師不足的矛盾，建議擴大這些地區的基礎教育教師的定向招聘、培養比例。并對上述地區的民辦教師在生活、物質和政策上予以關心。

（五）完善政府立法、審批和社會監督機制

世界其它國家在管理私立學校方面，一般都重視立法工作。例如，日本、英國、泰國等都有比較完備的《私立學校法》。立法不僅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私立學校存在的合法地位，而且可使政府對私立學校的課程設置、師資聘用資格、學費標準等依法進行宏觀調控，這樣便可將私立學校納入依法管理的軌道。在處理私立學辦學自主權與政府調控的關系上，一些國家的做法是，以資助換得調控權。例如，在加拿大，私立學校只有滿足各省政府的兩項條件（即師資聘用資格和課程設置）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評估，方可獲得相當于公立學校10～70％的政府撥款，否則不在資助之列。在荷蘭，情況就更為特殊，政府實施的是一種教育憑單計劃，學生就讀于公、私學校可獲得政府同樣數額的憑單。學生如果選擇私立學校，便將憑單交給學校，學校匯總后送交政府部門進行兌換，從而獲得資助。

關于審批，政府部門首先應對申請辦學人、辦學目的、辦學條件等進行認真地審查。制定必要的可量化的辦學條件指標體系；制定民辦中小學校教育質量評估體系、督導辦法；建立定期的督導與評估制度。此外，通過社會監督來影響學校的績效。民辦學校經費多數來源于學生學費和社會捐贈，因而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市場調節機制產生監督作用，當家長發現學校教學組織渙散、品德教育不理想時，或者教學質量不高而影響孩子的發展，很自然地就會提出不滿，甚至提出轉學以求擺脫該校，而學校就會因此而影響聲譽，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要麼加強整頓，改變現狀及其形象，要麼只得關門。這就如同經濟活力一樣，消費者沒有必要了解產品的生產過程，只注重產品質量。若產品低劣，消費者便可通過市場反映其意向，從而起到影響生產廠家的功效。

試述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點篇三

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成因及化解對策探析

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制約，長期以來，農信社信貸資產質量低劣、不良貸款占比高，始終困擾著農村信用社，并已成為制約農村信用社快速健康發展的根本因素和扭虧為盈的最大障礙。如何有效化解不良貸款，切實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已成為當前農村信用社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本文試作如下淺析。

一、成因分析

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貸款是多年來我國農村經濟形態深刻變遷直接或間接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的反映。因此，要站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高度，對不良貸款形成的可能原因進行歷史和現實的客觀分析，探索化解的思路和對策，有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預防和減少貸款風險。

本人認為，其原因主要為借款人的原因、信用社內部管理原因、其它原因等三大類。

（一）、信用社內部管理原因：

一是貸款風險識別、預測和篩選機制不健全。如對貸款的調查評估不是基于借款人的財務狀況或貸款抵押品，而多是基于對借款人投資項目前景的預測，或者在借款人的資信程度及償還能力產生質疑的情況下，發放貸款過分倚重第二還款來源（如抵押物）；貸款用于投機性的“兩高一剩”項目，如房地產開發項目；貸款的抵押率過高，或抵押品的變現能力很低；對異地貸款、多頭貸款，假冒名貸款缺乏有效的監控；貸款已存在潛在風險時，沒能及時采取果斷措施；貸款已明顯出現問題，因信貸人員責任意識不強，以致疏于催收或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清收，而使貸款造成損失等。

二是貸款管理機制設置不合理。如在貸前調查分析階段，獲得的貸款信息不完全，貸款項目評估質量不高。部分信貸人員缺乏必要的信用評估、財務分析知識和經驗，發放貸款時調查不充分、信貸資料有缺陷、抵押物變現力差、不足值；在貸款的審批階段，未嚴格把握貸款審批條件；貸款集中程度過高，過分集中于某一借款人、某一行業、某一種類貸款，貸款風險相對集中，貸款金額超過借款人的還款能力而無力償還，借款人產生“債多不愁”，以一種無所謂的無賴態度，使信用社處于被動尷尬局面；貸款發放后日常監督管理不力，存在“重放輕收輕管理”的現象；部分信用社由于人手較少，業務量大，只配備有1-2個信貸員，往往要負責十多個村，2000多筆業務，調查、發放、管理和清收一個都不能少，致使應接不暇，難以實現按操作規程執行等。

三是信貸人員素質的制約。信貸工作人員的素質直接影響到貸款的質量，尤其是在管理體制不十分健全、貸款運作不規范、約束執行不力的情況下。信貸人員除了必須具備一定的金融理論、企業財務管理、法律制度等業務知識外，還必須具有誠實的品格和強烈的責任心。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當前農村信用社信貸人員的數量有限，部分人員素質不高，難以進行貸款的科學決策和有效管理，違規放貸時有發生；在執行信貸政策方面，有的信貸人員隨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現象。在風險的預測方面，有的信貸人員缺乏科學的理論知識，以主觀感覺和經驗代替制度。對于即將產生風險的貸款，不能拿出一套完整的防范措施和處置辦法來，只是將希望寄托于借款人能扭轉局面或輕信借款人的還款承諾，白白浪費和錯過了清收不良貸款的有利時機。加之由于管理體制原因以及改革步伐相對滯后，部分信貸員“在其位而不謀其職”，因存在責任追究錯位、權利與義務、風險與收益不對等等情況，致使工作主動性差，缺乏開拓創新精神。四是自身經濟利益的驅動。利益與風險并存，一些農村信用社盲目地追求高效益，一味地支持風險企業和風險項目，這種貸款配置本身就孕育著高風險。一旦政策或外部環境有變，往往造成貸款形成不良或損失。

（二）、借款人方面的原因：

一是借款人欺詐。借款人主要通過向信用社提供部分虛假信息以改善本企業（人）的資信狀況，獲得用于借款人生產經營活動的貸款。其特征有：

（1）借款人向信用社提供的信息部分虛假；

（2）提供虛假信息的主要用意在于提高其資信狀況，期望獲得信用社的充分信任；

（3）獲得的貸款主要用于真實的生產環節。如果經營按計劃進行，借款人也不愿意拖欠貸款而在信用社留下不良記錄，即使出現其他情況時，借款人雖然無力歸還貸款，但通常愿意與信用社合作。

更為嚴重的是借款人通過一切手段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主要用于借款人從事的主營業務以外的行業或挪用貸款而獲取個人利益。其主要特征有：

（1）為了獲得貸款，借款人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違法手段）；

（2）借款人對其從事的行業并不真正關心，甚至借款人根本沒有正當主業，或者從事的行業的目的就是為了更方便地獲取貸款；

（3）借款人獲取貸款并不用于主要業務，而是以轉移、投資、奢侈消費等方式，鯨吞貸款。這類欺詐行為主要以騙取信用社貸款為最終目的，且通常利用、拉攏或腐蝕信貸人員，因這種惡意欺詐希望而造成的不良貸款風險極大，收回的可能性很小。

二是借款企業（人）經營機制不健全，經營管理不善，缺乏市場觀念、競爭意識、健全機制和發展能力，形成高負債、低效益、軟約束、超分配的局面，致使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給信用社貸款造成損失，形成不良貸款。

三是借款人通過企業改制，將信用社的貸款“一改了之”。企業通過兼并、收購以及企業改制，有的企業盤活了資產、扭虧為盈，重新獲得生機。與此同時，部分經營正常的企業，也借兼并、破產、重組、改制之機“逃債”、“廢債”、“懸空”信用社債權。大量的信貸資產在企業改制中打了水飄，成了企業改制的犧牲品。

四是借款人遭受不可抗拒因素影響，致使貸款形成不良貸款。由于我國農業的基礎較薄弱，農業耕作的機械化程度相對較低，農民抗御自然災害風險能力較低，大多數地方存在靠天吃飯這種情形，這增加了涉農貸款收回的不確定性和貸款的風險性。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農作物減產，農業欠收，直接影響農民收入，影響貸款的歸還。

（三）、其它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策因素。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缺乏連續性，經濟波動的頻率高、幅度大，使信貸擴張和收縮的壓力相當大，在宏觀緊縮、經濟調整時期，往往形成大量貸款沉淀。

二是行政干預因素。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壓，地方財政擠，迫使農村信用社發放大量指使性政績貸款、救濟貸款、保穩定貸款，貸款行為行政化，信貸資金財政化，直接削弱了貸款產生經濟效益的基礎。據了解，各地政府及部門在農村信用社都不同程度存在借貸業務，部分政府借款雖已逾期多年，卻不能落實債務，按期收回。

二、化解對策

1、實行貸款清收責任制，落實崗位清收。做到把清收指標落實到人，與工作業績和經濟利益掛鉤，按月考核。

2、委托清收。動用各種社會關系，對非金融系統人員清收的貸款實行打包委托清收。

3、落實清收擔保、抵押貸款。對有擔保的不良貸款，要做好擔保單位的工作，由其予以償還。對抵押貸款要通過法律程序予以執行。

4、專項清收。對那些問題嚴重，欠款時間較長，收回難度大的大額不良貸款，可組織專門人員進行專項清收。

5、通過“拍賣”方式，盤活清收。通過拍賣公司，采取公平競爭，公開拍賣。

6、行使抵銷權。若農村信用社與借款人之間互負有到期債務，該債務的標的物種類、品質相同，農村信用社可根據《合同法》第99條的規定，將自己的債務與對方的債務抵銷，但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質不得抵銷的除外。農村信用社在主張抵銷時應當通知對方，通知自到達對方時生效，抵銷不得附條件或附期限。

7、行使代為權清收。當借款人無力履行債務，同時借款人享有的債權卻怠于行使，致使農村信用社的到期債權不能實現的，農村信用社可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同法〉司法解釋》第一部分第11條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為行使債務人的債權。

8、行使撤銷權清收。如發生債務人放棄到期債權，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等情況，致使農村信用社的到期債權不能實現的，農村信用社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債務人的以上行為。撤銷權自農村信用社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9、發揮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政作用，借助行政力量清收。農村信用社要經常主動協調地方黨政的關系，取得黨政部門的關心、理解和支持。

10、適量注入信貸資金，“放水養魚”盤活清收。對一些暫無還款能力，但信譽較好的客戶，在考慮其還款計劃的基礎上，適量投入一些貸款，幫助其培植還款源，經營重新走上正軌，盡早歸還貸款本息。

11、積極參與企業改制，跟蹤落實陳欠舊貸。信用社要加強與有結欠貸款企業的聯系，及時了解企業改制信息，及早介入企業改制，變更、落實債權債務關系。

12、依法提起訴訟，強制清收。對少數有償還能力，而拒不歸還貸款的“賴賬戶”、“釘子戶”、“地痞戶”，選準突破口，嚴厲進行打擊，通過依法提起訴訟或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等法律手段，強制收回貸款本息。

試述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點篇四

金融2班 蔣子旭 2012200147

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一、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特征

（一）中國人民銀行資產和負債項目和結構特征

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項目中，最主要的項目是國外資產，位居第二位的是政府債權，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的識別是對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債權和對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債權。

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配置以國外資產為主，其中又以外匯占款的占比最大。2011年末，國外資產占全部資產的比重為84.67%，其中外匯占款占 82.71%。1999—2012年，國外資產在中國人民銀行資產結構中的占比快速上升, 基本上主導了資產的變化趨勢。外匯占款被動形成，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是被動型擴張，對內配置的資產相對較少。

中國人民銀行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再貸款的比重呈下行走勢。中央銀行使用再貸款調節其他存款性公司資金的方式在貨幣政策的使用中越來越少。

中國人民銀行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數量增加，央行對其他金融部門的資金調控力度減弱。對政府債權的比重逐步增長。對貨幣調控的方式已經從直接調控金融機構漸漸轉為間接調控。

中國人民銀行的負債項目中，儲備貨幣在負債中占主體，其中最主要的是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款，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別是貨幣發行和發行債券。

中國人民銀行的負債以準備金存款為主，通貨比例不高，發行貨幣的增長率嚴重低于信貸增長率。在總負債中,儲備貨幣和債券占比80%以上,共同主導負債的變化趨勢。

這種負債結構說明，我國長期存在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增長率嚴重低于信貸增長率的現象。然而，發行貨幣才是中央銀行各項資金來源中成本最低、主動性最高、可操作性最強的機制，中國人民銀行主要不是通過貨幣發行機制，而是通過金融機構的信貸活動派生貨幣來調整債務性資金和貫徹貨幣政策意圖。

（二）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特征

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大，總資產和總負債的規模大，總資產和總負債規模快速增長但危機以來趨于收縮。

1999-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總額增長了733.2%，總負債增長了708.5%。資產和負債規模的增長速度高于其他地區。但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發生金融危機爆發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速度放緩，資產總額與 gdp 之比逐漸收縮。但是不斷上升的資產與gdp之比表明,中國人民銀行資產的增長速度顯著超過了持續較高的經濟增速和物價增速之和,導致了貨幣迷失現象和流動性過剩問題。

二、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特征的形成原因

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具有明顯的轉軌經濟特征，這些特征是中國對外開放市場化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是中國人民銀行承擔大量改革成本的結果。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牢牢把握住廉價充足的勞動力，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比較優勢，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廣泛承接國際業務轉移，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占領市場，逐步形成了一個“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貨幣政策宏觀調控保障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在這過程中，中國積累了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

尤其是2005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在國際收支順差格局及現行的匯率制度安排下，凈出口大幅度增加，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持續出現“雙順差”，要求人民銀行有充足的資金去購入外匯。人民銀行可以通過發行貨幣、從商業銀行獲得資金、發行票據等方式獲取資金。

但在上述方式中，人民銀行更倚重從商業銀行獲取資金和發行票據。如在這六年期間，存款準備金率從2006年7月5日的7.5%開始調整，到2010年內的最高18.5%，共調整28次，次數之頻繁，創有史以來之最。這體現在人民銀行負債項目“金融性公司存款”、“發行債券”大幅增加，以達到與資產項目“外匯”大幅增加匹配。

自2007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間接買入財政部當年發行的巨額特別國債，使政府債權不

斷增加。在我國的銀行體制中，央行對存款貨幣銀行這類債權占比之大曾極為突出（30%），近年大幅度回落的原因自然與外匯占款等項目的迅速上升直接相關，但也突出了銀行本應從市場融資趨勢，而非依賴于中央銀行。

從負債項目“貨幣發行”增長看，雖然貨幣發行是人民銀行的一項重要職責，采用該方式獲取資金，人民銀行在貨幣 發行的數量、使用等方面擁有主動權。但在 2005—2010 年這 五年間該方式增長幅度遠沒有“外匯”、“對政府債權”項目增幅大。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流動性過剩，銀行信貸規模和貨幣供給量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作為對沖過剩流動性的手段，中國人民銀行多次發行央行票據，從而該比重大幅度上升。但2008年以后,隨著貨幣政策工具采用方式的進一步轉變,央行票據對沖政策的使用越來越少,逐漸被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所取代,所以,央行債券的占比逐漸減少,儲備貨幣占比在2012年達到86%。

長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未完全理順，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了不少準財政職能。為支持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國人民銀行發放大量再貸款，用于置換和購買不良資產。大量政策性再貸款的發放導致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

參考文獻

1.黃達《金融學》第三版

2.楊娉（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關于我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健康化的思考》

3.許峰（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構成分析及優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