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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相關的論文 國際投資方向論文篇一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投資逐漸走向自由化和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投資法也隨之有了巨大的發展，從而對整個國際法體系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關鍵詞：國際投資;國際投資法;國家主權
國際投資法是國際經濟法的一個重要分支，是國家對于跨越國界的私人直接投資關系進行管理和調控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主要涉及國際投資的內容、效力，對外投資的保護、鼓勵與限制，關于解決投資爭議的程序和規則，以及海外投資保險等，既包括國內法規范也包括國際法規范。
一、國際投資法的歷史發展
二戰后，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待外資的態度大體經歷了兩次轉變，即從開放到限制再到自由化。
二戰后的最初10年，發展中國家幾乎毫無限制地引進發達國家的資本投向本國自然資源及關鍵性產業的開發，以發展民族經濟。從上世紀6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轉而采取了限制性甚至歧視性的外資政策，它們既意識到外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及可能帶來的利益，同時又認為國家對外資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日益發展，發達國家掀起了投資自由化浪潮，促使發展中國家推行了以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中心的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逐漸開放國內市場，實行自由化傾向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近年來，許多國家均修訂了其外資法，擴大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程度。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跨國公司異常活躍，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經濟國際化、全球化的強大推動力量。各國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增強綜合國力，都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外資的進入，并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和外資進入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外資政策。
二、國際投資對國際法原則的深化
(一)國家主權原則
國家主權原則既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也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在國際投資領域內，國家主權原則具體體現在3個方面：
1、自然資源所有權。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原則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中確立的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它規定在_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中，如《關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決議》《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特別是《各國經濟權利義務憲章》等。
2、經濟戰略決策權。國家有權確立其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這是國際法上的自決權的表現。在國際投資領域，國家可以決定鼓勵、允許、限制、禁止引入外資的具體行業，并計劃引入資金的規模。
3、經濟行為管理權。國家不僅在宏觀上設計一種制度模式，還在微觀上具體進行管理。每個國家有權按照其法律和規定并依照其國家目標和優先次序，對在其國家管轄范圍內的外國投資加以管理和行使權力，任何國家不得被迫對國外投資給予優惠待遇。
(二)公平互利原則
公平互利原則是國際經濟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在試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一原則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歷來主張的平等互利原則的發展。現代的國際社會，其經濟秩序應當從原來的“平等互利”向“公平互利”轉化，它應當普遍適用于國際投資各種法律關系。
三、國際投資的國際法規制
國際法上對國際投資行為的規制具體表現為雙邊投資協定、在世界銀行集團和wto框架下的多邊投資法律規則體系和聯合國及世界銀行所作出的關于國際投濟的指導性文件。
1、雙邊協定。由兩個國家對投資問題進行系統的談判，并將雙方的權利義務以條約的方式確定下來，是解決國家間投資管制法律規則不一致的良好途徑。
2、區域性投資規范。制定區域性國際投資規范的努力早在二戰結束即已開始。20世紀80年代以后，區域經濟一體化空前發展，區域國際投資法制建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東南亞國家聯盟、安第斯集團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合組織都制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響的區域投資法律文件。
3、全球性規范。投資的增長和投資爭議的增加使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都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普遍性的調整國際投資關系的國際法制度。資本輸出國、代表資本輸出國利益的國際民間組織、政府間國際組織為此提出了制定國際投資法典、建立多國間投資保證制度、成立解決國際投資爭議和國際公約及機構等建議;發展中國家也為此通過了七十七國集團提出的《跨國公司行動守則》方案。
4、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投資的協議。wto是以多邊國際貿易協議為主要內容，以世界貿易組織為組織保障，以wto爭端解決機制為后盾的全球性、綜合性的國際貿易管理體制，可以稱為是多邊貿易體制或者是多邊協定體制。wto條約體系主要以調整全球貿易為主要目的，但是鑒于貿易與投資之間的密切聯系，故wto體系實際上又是一個與投資有關的多邊協議群。
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投資的協議主要有3個：即《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簡稱trims協議)《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以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這幾個協議成為關于投資的國際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有關國際投資爭議的處理
正確處理國際投資爭議是調整國際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措施。有國內法制度，也有國際法制度。在處理投資爭議的途徑和方法上，有政治手段，也有法律手段。關于解決投資爭議的途徑，向來有兩種手段，即政治的手段與法律的手段，國內解決與國際解決。
(一)投資爭議的政治解決
1、斡旋與調停。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投資爭議，最常見的是斡旋和調停。在理論上兩者雖有區別，但在各國實踐及國際慣例上，并不嚴守其區別，兩者的作用已逐漸融合起來。
2、通過外交保護解決爭議。通過投資者本國政府行使外交保護權，或同東道國政府進行外交談判，或提起國際訴訟，以求解決投資爭議。
(二)投資爭議的司法解決
司法解決是指通過法院，運用司法程序予以救濟。基于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國內救濟原則，關于投資爭議在當事人間沒有協議采用仲裁解決時，可向當地法院提起訴訟。但國內司法救濟不限于此，投資者也可向本國法院或第三國法院申訴。
(三)投資爭議的仲裁解決
用仲裁方法解決國際爭議由來已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法律手段。運用仲裁程序解決國際投資爭議及其他商事爭議，經長期實踐，已逐步制度化、國際化。無論是臨時仲裁的安排或常設仲裁的制度化，作為一種處理商事及投資爭議的法律手段，都是為了使雙方得到公平而滿意的解決。
(四)wto爭端解決機制
烏拉圭回合談判以后，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也進入了wto的關注范圍。實踐中關于投資的爭端也會在wto體系的爭端解決機制中解決。wto的爭端
解決機制保證著法律體系的正常運轉，是保障多邊貿易體制可靠性和可預見性的核心因素。
wto爭端解決規則具體包括《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及其附件、《關于實施與審議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諒解的決定》《關于服務貿易協定某些爭端解決程序的決定》《關于按照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定或補貼與反補貼協定第五部分處理爭端的宣言》，以及wto各項規定及其配套或附屬協定中的有關爭端解決的條款。
五、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跨國公司在各個領域里向國家主權的經濟主權發出了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由于擁有巨大的生產規模和龐大的管理組織體制，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主要組織者和承擔者，跨國公司在很多行業都占據了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各個主權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但需要跨國公司的技術，還需要跨國公司的資金。由于跨國公司對技術轉移嚴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術落后的發展中東道國處于被動的依賴地位，形成經濟依附性發展，削弱了國家的經濟主權。
國際投資相關的論文 國際投資方向論文篇二
淺析國際投資與大國關系
[內容提要]本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對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投資摩擦與近年來的中美投資摩擦進行了比較研究。盡管中日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異，中日和美國的投資摩擦本身也有更為復雜的狀態和成因，但中日面對的投資摩擦國都是美國，其基本過程也大致相同，中日兩國均受美元霸權結構性權力的影響。因此，通過對日美與中美投資摩擦的比較分析，將有助于中國借鑒日本處理投資摩擦的經驗教訓。
[關鍵詞]投資摩擦大國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
外匯儲備是決定一個國家實際對外投資能力的重要指標。近年來，中國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持續雙順差直接造成中國外匯儲備高速增長。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就已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2009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已增加至億美元，超過了世界主要七大工業國的總和。在上述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參與海外并購活動。但2004年以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特別是在美國的并購情況難以令人滿意。目前，中國已進入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經貿摩擦的高發期，這不僅深度涉及中國經濟利益，而且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對外經濟戰略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均形成巨大沖擊。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李侃如于2006年5月在復旦大學演講期間曾提及，中美雙方有必要仿效日美規制談判進行體制磋商。因此，有必要認真研究日本在其崛起過程中處理對美并購的經驗和教訓。本文認為，一個大國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與現有國際體系和現有大國經貿領域產生摩擦，并且這種摩擦的本質已超出純經濟領域，而具有大國關系變動與大國戰略制定的重大意義。本文擬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日本在美并購的歷史，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妥善處理國際投資領域摩擦的政策建議。
中日在美并購活動的回顧
二戰以后，歐美發達國家由于政府長期過分干預經濟、低效率的國有福利體系和石油危機等多種原因而陷入經濟停滯，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一枝獨秀。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開始向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投資，大規模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將投資范圍逐步擴大到全世界的多個領域。在泡沫經濟破碎之前，日本海外金融機構遍布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海外金融資產總額一度占世界各國金融機構海外資產總額的，對外債權額占世界債權市場份額的36%，高居世界首位。
日本在美國的“購買行動”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以后，美國貿易赤字每年遞增。日本被認為是美國制造業貿易赤字的“罪魁禍首”，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并轉化為兩國之間的政治問題。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美國議會更于1985年提出對特定國出口商品征收25%的特別關稅。在上述壓力下，日美等國家于1985年9月共同簽署“廣場協議”，日本被迫承諾日元升值和改變經濟結構。受匯率變化影響，日本出口銳減。為刺激國內經濟以彌補出口減少帶來的損失和擴大內需，日本銀行被迫五次下調官方貼現率。
隨著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對外投資增長迅速，尤其是在美國的資產以成倍乃至數倍的速度增加。從投資形式看，有獨資或合資新建企業以及收購或兼并美國企業，尤其側重于后者。據日本經濟研究所統計，1988年，由日本投資者擁有多數股權的美國企業達522個，例如日本普利斯通公司收購美國火石輪胎公司。除對美國進行大規模直接投資外，日本還加速對美國的間接投資。1987年底，日本在美間接投資達1610億美元。
1985年以后，日本對美證券投資也以成倍速度遞增。1985-1988年的4年間，每年對美公司股票投資額分別為億、億、億和億美元，而對美債券(公司債)投資分別為億、億、億和億美元。日本人還買下大量美國國債，日本資本成為美國彌補財政赤字的一個重要來源。
至_年，日本人購買美國資產達到頂峰。是年6月，索尼公司宣布以34億美元成功購買美國娛樂業巨頭也是美國文化象征之一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成為索尼公司由制造業轉向娛樂業的戰略行動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以14億美元購買了更重要的美國國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磯，日本人掌握了鬧市區幾乎一半的房地產。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國投資來自日本。到80年代末，全美國10%不動產已被日本人購買。
很多日本人開始以為日本有望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但進入90年代以后，日小人發現自己買的是“泡沫財富”，如三菱公司在花14億美元購買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以半價再次賣給原主。松下公司更是將mca轉于賣給了兩格拉姆。日本大舉進軍美國不動產和娛樂業等非制造業領域的結果更是以損失慘重而收場。日本投資的結果實際上是捐給了美國。日本當時購買的多是“夕陽企業”，而美國企業和政府卻靠回籠的資金轉而投資各種新興產業。始終只考慮經濟指標的美國人不但贏得了經濟效益，還在末來發展中再次搶得先機。美國的成功實際上來自于霸權優勢。正因為美國掌握了在國際金融與貿易領域的結構性權力，才使得美國人能夠通過美元來購買日本貨，再通過日本人購買美國資產，使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中。
當前中國內外經濟金融背景與當時日本情況有頗多類似之處。中國現今外匯儲備已超過2萬億美元，穩坐全球第一把交椅。人民幣升值又使持有巨額外匯的風險越來越高，中國財政損失慘重。通過海外并購把外幣花出去無疑成為降低外匯貶值風險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緩解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在這一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參與海外并購活動。2005年，人民幣匯率進入上升通道;2006年，股改基本完成;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在上述背景下，國外企業資產紛紛縮水，中國企業正掀起新一輪海外并購浪潮。
2007年有84起跨國并購事件，2008年有66起。中國境外并購交易額達784億美元，并購領域涉及石油、礦產、汽車、飛機、家電以及it等行業。但從中海油失意尤尼科、華為收購3com因“國家安全”問題在美國受阻和海爾集團競購美國第三大家電巨頭美泰克失敗等一系列在美并購案例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對美并購成功率并不高，遠低于目前33%的海外并購成功率。
中國企業在美并購遭遇障礙的狀況使人們對中國加快對外投資步伐產生諸多質疑：第一，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尚處于低附加值生產階段，規模不大，國際化程度較低，實際上并不具備并購美國企業的能力。對美并購將可能因為“消化不良”而得不償失。第二，中國對美國能源和高科技企業的大規模投資和并購活動可能會在美國遭遇政治阻力并引發對華仇視行為。第三，中國的對美投資會加快資本外流，減少國內投資，
在總需求不振的情況下將不利于中國經濟復蘇。第四，隨著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中國所面臨的政治、經濟風險也將增大，對美直接投資將會使傳統的貿易摩擦轉變為政治、經濟摩擦，進而影響中美關系。在上述形勢下，我們應該參考日本的相關經驗和教訓。
中日在美企業并購問題的比較
日本和中國面對的國際投資摩擦國都是美國;摩擦都發生在日本和中國國民經濟與對外投資迅速增長的時期;摩擦過程也有相似之處：由美國挑起經濟糾紛，然后日本或中國與美國在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相關政策措施以應對經濟摩擦。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是世界經濟中經濟實力最強、國內市場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美元成為各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世界貨幣，將產品出口到美國獲得美元再投資到美國是中日兩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隨著日本和中國對美國投資額的增長，美國就會基于其本國利益的考慮采取各種政策措施，力圖限制日本和中國對并購美國企業，從而導致國際投資摩擦。另一方面，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霸主國家，常基于各種理由對其他國家進行指責。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格局已發生變化，即從美國霸權向多極化轉變，但美國由于慣性仍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這也是造成日美、中美在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等經濟領域摩擦的深刻政治原因。
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起步較晚。日本1964年開始在美國設廠。但60-70年代的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數額有限。到1979年底，日本在美國直接投資累計余額僅億美元，次于荷蘭、英國、加拿大和聯邦德國，居第5位，占外國在美國直接投資累計金額的。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以空前規模迅速發展的時期，收購與兼并美國企業日益成為重要組成部份，遍及許多經濟領域，規模日趨擴大。
20世紀80年代日本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引起部分美國公眾的擔心。在民意測驗中，不少美國人主張對外國資本進行限制，個別人甚至主張完全禁止外國投資。美國眾議院則要求對外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進行審查和登記。有的議員甚至要求強制性地規定外資企業必須公開財政預算并強化其課稅，限制外國資本收購涉及國家安全的美國企業等等。由于不斷收購和兼并美國著名企業，在外國與美國的投資摩擦中，日美投資摩擦首當其沖，最為敏感。
美國認為日本的投資有可能對美國利益造成的損害主要表現在：第一，日本通過收購美國企業可能獲得某些戰略性技術或秘密情報，從而有損美國國家安全。這突出表現在美國政府已加強審查外國投資項目，禁止外國人購買建造_的造船廠和制造某些至關重要的高技術部件的工廠。第二，日本投資對美國就業機會的增加并不如美國人所期望的那么大。
日本在美所建廠房自動化水平較高，在最終產品中使用美國當地勞力和物資的比例較低，這使美國人對政府采取的鼓勵外國投資的計劃是否恰當產生疑問。第三，美國公司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地位，沒有獲得外國公司在美國所得到的同等的權利。例如，日本禁止外國人持有任何“技術上創新的公司”如電子行業的25%以上的股份，但日本公司卻可以在美國比較自由地進行投資。
面對美方指責，美日雙方在_年7月至1990年6月舉行了經濟結構協調談判，就以上一些問題達成協議，以《最終報告》形式發表。日本在《最終報告》中承諾將進一步改善外國投資管理制度，并在同日發表的《關于直接投資政策開放性的聲明》中表明對外匯法進行必要修改的宗旨。1991年4月，修訂外匯法先后在日本國會眾參兩院獲得通過并公布。年末，日本政府又先后公布了《關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政令》和《關于指定部門的通告》等條例和實施細則，同修訂外匯法一起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通過對外匯法的修改，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標準，增強了管理體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國投資的潛在障礙，進一步限定和縮小了限制外國投資的范圍，提高了日本投資市場的開放程度。
日本對美直接投資帶來的競爭加劇導致美國企業的極大不滿。例如，日本高科技產業對美國的投資直接威脅到美國整個高技術產業，使美國深切感到了真正的危機，使美國以更強硬的態度遏制日本對高技產業的投資。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美目之間有很高的依存度：日本1/3的出口輸往美國，美國1/4的出口輸往日本，日本還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市場。在國際政治上，美日之間也存在“特殊伙伴關系”。因此，盡管美日投資摩擦在特定時期有所加劇，但還不至于發展到鬧翻的地步。
相比之下，當今中國企業面臨的投資環境比當年日本更為嚴峻，遇到的風險也更多。海外智囊機構曾對全球企業并購做過專門研究，得出了并購失敗率在70%以上的結論，并認為由于中國公司在應對政治風險方面少有經驗而可能面臨更高的失敗率。近年來，中國的中海油和華為等國有企業在美跨國并購過程中面臨諸多阻力，甚至以失敗而告終，重要原因之一是來自美國國會的政治阻力。
以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為例，自中海油有意向收購優尼科的消息被走漏起，美國會議員就不斷掀起反對收購的聲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報價后的第一天，美國國會能源商業委員會主席喬?巴頓(joe baaon)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對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擔憂，稱其對美國能源和安全構成“明顯威脅”，要求美國政府確保美國能源資產不出售給中國。當日，共有41名國會議員向布什遞交公開信，要求政府對中海油的并購計劃嚴格審查。
在6月25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軍事觀察家邁克爾?奧哈龍甚至赤裸裸提出：“我們究竟要把多少東西賣給我們將來可能要在戰場上相見的國家?”中海油競爭者的雪佛龍公司副董事長彼得?羅伯遜(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這項并購包含地緣政治因素，并非純粹的商業交易”。6月28日，在接受cnbc電視臺采訪時，美國財政部長_明確表示美國對該交易的審查將僅限于國家安全方面，不會受到更寬泛的外交和經濟問題的影響。6月30日，美國眾議院更以398對15票通過一項議案，提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購優尼科“將可能采取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行動”。
2005年7月30日，美國國會通過能源法案新增條款，要求政府120天內對中國能源狀況進行研究，該報告出臺21天后才能批準中海油的收購，而這樣做的結果，就基本上排除了中海油競購成功的可能。無奈之下，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對優尼科的收購要約。
2007年，中國國有企業華為在美國的并構也是一個典型案例。雖然由作為美國最大私人股權投資基金之一的貝恩出面收購和控股3com，由華爾街最負盛名的投資銀行高盛來提供專業建議，參股也不到20%，華為的活動還是成為美國媒體和美國政府緊拽不放的大疑點。2007年10月8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共和黨人 iieanaros-lehtinen推出的一份決議案稱，華為是中國最不透明的公司，美國管理機構如果批準此次收購將犯下嚴重的錯誤，因為華為由一位中國前軍官所創立，可能與_和軍方有著某種聯系，而美國_是3com的重要客戶，因此華為參與收購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由上可見，中國在美國的企業并購與當年日本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現在中國企業在美并購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將更大。美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大國歷史觀和大國國際關系觀認為，經濟大國必然走向軍事大國，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國。在這個假設下，大部分美國人得出這樣的結論：中美沖突無法避免。美國人的邏輯是，中國是一個大國(盡管只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軍事發展，最后成為類似美國的集經濟、軍事和政治于一體的超級大國，成為美國強有力的競爭者。正是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大部分美國政界人士認為美國必須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避免未來的中國對美國形成挑戰，這是由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決定的。一旦中國經濟崛起，意味著原有經濟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將要發生變化。
中日在美并購活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一直致力于將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結合起來，以增加我們對世界政治經濟現象的理解。而對某國國內制度進行深入研究，無疑為溝通政治、經濟過程以及聯系國內、國際要素提供了重要途徑。國內制度能夠改變國內不同政治力量關系的均衡，改變行為體組織集體行動的成本與收益，從而能夠促進政策的轉變。制度也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排他性。
如果一項政策能夠對特定集團產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該集團就有克服集體行動難題的動力，從而推動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過。1935年，埃爾默?沙特施奈德(elmer eric shatts chneider)在《政治、壓力和關稅》一書中通過對《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國高關稅是因為尋求進口保護的特殊利益集團控制了整個立法過程。在關稅法案立法過程中，關稅保護的收益集中于進口競爭部門，而自由貿易的收益分散于從其中獲益的普通消費者。因此，支持自由貿易的消費者沒有組織起來參與政治過程的動力，使得進口競爭行業能夠游說成功。
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觀地認為，保護主義的壓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戰勝的。曼庫爾?奧爾森強化了這一觀點，認為進口競爭產業組成了相對的小集團，它們能從保護主義政策中集中獲益;而能夠從自由貿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費者卻面臨不可避免的集體行動問題，以致難以采取政治行動。
美國貿易政策制定的制度架構變革是通過授權改變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偏好的典型案例。美國憲法規定，國會擁有監管貿易與投資的權力，總統并不擁有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權力。美國國會處于制定貿易與投資政策的中心，因此面臨強大的國內利益集團游說的壓力。從根本上說，國會議員代表的是其當選選區和特定支持集團的利益。因此，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在對美直接投資時，相關議員們迫于各種利益集團游說的壓力，不得不采取措施對一些敏感的并購案進行干預。
其次，對中日兩國來說，均面臨美元霸權的結構性權力。國際政治經濟學創立者之一的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認為國際社會主要存在兩種權力：一是聯系性權力，二是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權力，結構性權力則指“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機構的權力”，世界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里活動。通俗地講，結構性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是構造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權力，是決定政府與人民、國家與市場之間相互關系框架的權力。
在美元霸權的結構下，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得到強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經濟金融實力的增強，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外匯交易及貿易結算中所占比重，分別由1997年的56%、54%和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實際上的美元本位制。在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與美元需求國密切聯系并相互對應的對外經濟狀況決定了國際經濟格局的基本框架：作為國際貨幣供應國，美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向國際社會供給美元，逆差擴大(縮小)，美元供給增加(減少);相應地，其他國家就整體來看的國際收支順差形成對美元的需求，順差擴大(縮小)，美元需求增加(減少)。
短期來看，美元匯率動態就取決于美元國際供求動態：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貶值;供求均衡，美元穩定。所以，美國處于一種微妙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由于美國可以其本國貨幣對外進行支付，故可以用對外輸出美元的方式來保持其國際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國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國就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面臨巨大的平衡國際收支的壓力。這意味著美國獨自享有的國際貨幣的“鑄造稅”(seigniorage，指貨幣所代表的價值與其制造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結構使美舊處于結構性的優勢地位，而美元需求國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
在國際貿易方面，美國通過發行美元來購買中國和日本生產的廉價商品，從而形成高消費。在這種模式中，雖然美國要承受經常性的貿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國民可以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進口商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中國和日本雖然能持續保持貿易順差，但抑制了國內消費，形成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在國際投資方面。
國際投資相關的論文 國際投資方向論文篇三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生產要素移動技術進步效應
[論文摘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歷史車輪。盡管國際貿易的起源先于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卻是國際貿易更大的加速推動力量。現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時代，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業已構成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認真解讀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和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等三個層面，對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一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突破國界走向世界，經濟發展已無邊界。經濟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不過是“在更高層次回到1941年以前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技術達到了高發達水平的結果：人類發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圍內選擇低成本生產和低成本交易已經成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就對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作過描述。“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2]在《_宣言》中，馬克思和_進一步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必然要求國際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確定，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日益活躍，資本、技術、人力、信息等生產要素愈益跨越國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全面、大量、綜合地流動和配置，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覆蓋面日益擴大，已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規模出現空前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
二、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
單純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國移動，只有國際投資，才有可能形成生產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國移動。在土地、資本、勞動三種生產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資本和勞動都能在國際之間自由流動。
國際投資，即國際間的資本轉移，指的是貨幣資本和貸款資金從一國流向他國。任何國家或地區要發展經濟，必須積累資本。積累資本一種方法是國內儲蓄，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種方法就是吸引外資，包括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儲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積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外來商品能形成入超現象，國內資本積累才有可能不減少當前消費。但是，入超國家又必須清償入超商品的資金。由于資本積累不足，只有依賴外國貸款。而能否得到外國貸款，又取決于兩國利率之間的差異，即債務國的利息必須高于債權國的利息。所以，國際投資的驅動因素是各國之間利率的差異。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則取決于生產成本、市場需求、預期回報率、投資環境和相關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
國際間的勞動要素的轉移，主要取決于勞動價格，即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比如某種類型的勞動在美國的工資率高于墨西哥，就成為墨西哥人跨越國界的經濟動機。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偏低，移民傾向尤甚。其次，勞動要素轉移還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數量。在一個勞動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很容易引發向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移民的動因。當然，國際投資也會引起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要素轉移，但畢竟屬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隨著技術引進，隨同設備和資金的技術人員配套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大多帶有臨時性質。一旦投資項目完成，隨行技術人員又會回歸本土。
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轉移的微觀載體是跨國企業。投資的始初動機是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生產和經營。建立跨國企業伊始是資本運營，購進設備和技術，又實現了物質生產要素的轉移，招聘經營人員和企業員工，又實現了勞動要素轉移。可見，國際投資是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第一推動力，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是鑒定生產要素移動的基本尺度。
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有兩大效應：
（一）促進世界生產效率并提高實際收入水平
如果資本在美國的邊際生產率低，在資本稀少的中國邊際生產率高，若美國的資本流向中國，全世界的產值就會獲得提高，最終超于均衡。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不斷增加，就是這個原因。
實際上，直接投資并不只是一種資本移動。有時，投資方“完全是在東道國借取創辦企業的金融資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標牌號、經營準則，以及較少屬于有形資產的一些其他資產而已。這個子公司一旦成為獲利的企業，它就通過內部利潤再投資和新借入資金來發展了，同時還把一部分利潤上繳給那個很難看出其進行了投資的母公司”。[4]這種情況雖然鮮見，但仍會使雙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進了世界生產效率。
勞動要素的跨國移動也是如此。例如某種類型的服務業美國每天能賺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賺3美元；于是某一勞動者移居美國，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這樣移動的結果，致使意大利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自然趨向提高，而美國而相對下降。不過只要有差別，雙方就會產生移民的經濟動機，從而使實際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產要素稀少性相對差異減輕
由于資本和勞動被吸引到相對稀少的地區，隨著跨國移動，相對稀少性在國際間就會減弱。印度相對過剩的勞動者遷往美國，就會降低美國勞動稀少程度，同時降低印度勞動的豐富程度。資本從相反的方向移動，將減輕資本在美國相對豐富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在印度相對稀少的程度。
薩繆爾森寫道：“物品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部分影響，就好像使生產要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一樣，衣服從歐洲流向美國、食品從美國流向歐洲趨于使每一國家的特別充足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充足，并使每一國家的特別稀少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稀少。”[5]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自由移動，會使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趨于均衡。
三、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
國際投資直接推進的是中間產品的貿易，間接推動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一般說的國際貿易，指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即商品貿易。
國際投資實現的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輕了商品的稀少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可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新生產場所的開辟和建立，又創造了新的貿易園地。假設有一個資本貧乏的國家，從外國進引長期貸款，用以發展本國產業。某些制造品（例如紡織品、塑料之類）原先輸入本國市場，現在國內也可以像外國一樣廉價生產，故而不需要再輸入此類商品。不過由于本國發展生產的結果提高了收入，消費數量與結構已經變化，因而創造了新的需求。所以從現象上看，進口商品減少了，但國內市場卻因生產要素的移動而擴大了。因此，一方面貿易關系是國際借貸的產物，即生產要素移動創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國際貿易又能借助推廣市場及刺激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創造投資機會，不僅吸引了本國的投資者，也吸引了國外的投資者。新的投資者的出現，又擴大了市場的商品需求。這就是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創造。
投資和貿易的不同之處在于：貿易是一種遞增效應，投資則是一種乘數效應。按一般慣例估算，投資效應是貿易效應的5倍。盡管投資有風險，但風險越大，欲念越大，經營者依然會選擇投資。只有投資，才能使國際貿易實現立體擴散。
我們不防借助一組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1978~2007年，共簽訂投資協議項目464801個，合同金額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項目數從1980年的470個上升到2007年的4萬多個，增長了近90倍，年均增長率為；合同外投資從1983年的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億美元，增長了近70倍，年均增長率為；實際使用外商投資從1983年的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億美元，增長了倍，年均增長率為。中國已連續10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首位。[6]
外商在華投資對雙邊貿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從我國和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來印證這個問題。
（一）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從1983年的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萬多億美元，增長了倍，年均增長率為。其中，出口貿易從1983年的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倍，年均增長率為。我國出口總額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進口總額上升。出口總額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倍，年均增長率為，其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其中，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同期增長倍，年均增長率為，其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進口總額增長了68213倍，年均增長率為，其占我國進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可見，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對外貿易積極地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7]
國際經濟學的傳統觀念認為，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國際投資引發的生產要素移動減輕了生產要素的稀少性。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數量越大，國際貿易的動機與賺取的利潤也就越少。極言之，生產要素的相對稀少性的懸殊情況可能因國際投資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國際貿易的原因也不復存在。但在實際上，不論是國際投資或是國際貿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國之間要素和商品的相對稀少性狀態，所以兩種功能得以并存，并會逐步擴大。
其實恰恰相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更多地表現為互補作用。國際投資能夠創造和擴大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也可以創造國際直接投資。這種關系分為四種情況：（1）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如設備、技術和軟件可跟隨資本；（2）本投資國的出口貿易對本國的直接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如通過貿易出口可以引發直接投資就地銷售跨國企業的產品；（3）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東道國引進了外資，相應地就會進口生產要素及技術軟件；（4）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會促進投資國的直接投資，既然有了進口貿易，就會致使投資國實行直接投資，以創造更簡便、更有利的貿易機會。
根據國際貿易的實踐經驗，建立各種經濟共同體撤銷關稅壁壘，實現自由貿易，更能實現比較利益。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稱之為“貿易創造”。但是，這種情況只適用于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對外卻設置一個共同的關稅壁壘，可能導致“貿易轉向”。當經濟共同體的外圍國家較低成本的供給來源代替了共同體內較高成本的來源，即會出現“貿易轉向”，即轉向低成本的外圍國家。[8]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機會并不顯見，太多的機會往往會消失在經濟共同體內。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這種情況更為顯著，國際貿易在wto之內，成員國更多地表現為“貿易創造”。未進入世貿組織的國家積極申請入圍，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組織內的“國民待遇”。它們需要的是直接的“貿易創造”，而不是消極等待“轉移轉向”。
伴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不斷擴大，“貿易創造”的功效會逐步消失，因為外圍國家越來越少。如果所有國家都加入wto，“貿易創造”就會完全消失。隨之而來的將是“資本創造”，或稱“投資創造”。國際投資力度的增強，會實現更為廣闊的貿易空間。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效應必將大大超越單純國際貿易的效應。
四、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
世界經濟早期的歷史格局，國際投資主要是發達國家對殖民地國家和落后國家的投資，俗稱資本輸出。這種投資雖然有資本入侵的含義，但在客觀上卻推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傳統貿易方式的改變。
（一）促進出口商品換代升級
從出口商品的結構，可以反映出一國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亦即資源性產品為主。資源只有經過開發和利用，才能成為商品，才能實現商品流通。“所以，對于人類，所謂‘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和人類素質的函數。對應不同的經營方式和開發手段，資源的含義不同。”[9]對于多種經營、綜合利用、深度加工和專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立體開發方式，就可以構成發展的良好基礎；而對于倒山種地、單一經營、自給自足的平面墾殖生產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饒的貧困”。
資源開發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須凝聚為技術，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依靠自身經營的積累，社會也會有進步，但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世界競爭的格局下，很可能會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開放，無疑會縮短這個歷程。國際投資、技術引進，會不斷使資源性產品升級，增加科學技術含量，從而使商品換代升級。
（二）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基本的內向經濟，但又是有進出口貿易；二是外向經濟，有大量的進出口貿易。與之相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戰略也可分為兩種：“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進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進口工業制成品為主，現在改為本國工業制成品代替同類進口商品，為此，這些國家需要在國內建立面向國內市場的工業，以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但進口替代需要進口用于發展本國工業品的設備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級產品以換取外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往往以初級產品的出口作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現在改為以本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為此，這些國家應在國內建立起面向國外市場為主的工業部門，并要使這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
當代經濟發展理論普遍認為，進口替代是較低級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較高級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韓國是兩個比較成功的實現“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證。
新加坡1965年宣布獨立，當時只有橡膠園，地勢坎坷不平。沒有什么基礎。通過引進外資和引進技術，使本國經濟在短期內改變了面貌。當時，新加坡政府積極支持和鼓勵工業界實現生產自動化，重點放在推廣和使用機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燒焊工”機器人于1983年誕生，另一臺“噴漆工”機器人也相繼問世。新加坡推行了電腦教育“五年計劃”，使20%的中學生成為電腦俱樂部成員。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開始出口電子計算機，駛向國際市場的驚濤駭浪。
韓國在過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發達國家改變經濟結構的機會，將外國資本、技術同國內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20世紀60年代發展了輕紡工業。70年代又突出發展了重化工業，用出口推動了經濟發展，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地區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化地區。韓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實行“科技興國”方針。為了跟上新技術革命的步伐，韓國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發展戰略”，提出兩項主要任務：一是開發尖端技術，將產業結構改造為“發達國家型”產業結構；二是根本上解決糧食、能源、環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過密等問題。韓國的學者、實業家、官員都認為21世紀將成為“太平洋世紀”，強調“不要錯過時機”，要積極地迎接“太平洋時代”。
（三）從“單向投資”到“雙向投資”
單純的國際貿易，很容易因襲原有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投資的沖擊，才能推進貿易方式的改變。
國際投資的始初行為是資本過剩的發達國家向資本稀少的落后國家的單向投資，落后國家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對外投資能力。但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樣，基本上屬于雙邊行為，落后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沖出國界，走向對外投資的行列。從單向投資轉向雙向投資，是世界歷史的巨大進步。
我們試以中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大量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大量外資企業落戶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把視角轉向海外市場。可以肯定地說，尋求市場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直接動機。
1979年8月13日，_提出“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改革措施，第一次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
中國對外投資包括三種類型：（1）為支持進出口貿易而進行的投資；（2）為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而進行的投資；（3）為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而進行的投資。
1990年，我國已開辦801個世界境外企業，分布在93個國家和地區。在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港澳地區就集中了我國非貿易性企業的2/3。
1999年，我國境外投資擴展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相對集中于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排在前10位的是獨聯體國家、美國、港澳地區、泰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德國。截止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全球已達149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存量已達5百多億美元。[10]
中國對外投資在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是首開先例，但其雄健的腳步卻有后發奪人之勢。盡管我國目前對外投資的比重還比較微少，風險投資領域尚未涉足，但這卻是一個光輝的起點。可以肯定，中國對外投資終究要躍居世界前列，并將對國際貿易發生更為積極的影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必將成為我國步入世界經濟舞臺的“雙子星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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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相關的論文 國際投資方向論文篇四
淺談我國國際投資的環境監管問題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界息息相關，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身。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環境問題成為全球性的問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已經作為國際社會重要的發展目標。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投資為在全球的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國際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還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一、我國的國際投資情況
國際投資理論創始人約翰?鄧寧將一國的投資發展狀態分為三個階段：吸引外資為主、對外投資為輔的初級不平衡階段;國際雙向投資相平衡的中級平衡階段，或者對外投資大于吸收外資的較高層次的不平衡階段;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相匹配的高級平衡階段。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吸引了大量外資并且獲得巨大成功。_提出“引進來”的戰略，通過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等方式吸引外商來華投資，進一步吸引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人才、管理方式等。通過“引進來”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企業各方面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已經歷了以吸引外資為主、對外投資為輔的初級不平衡階段，現在進入的是雙向投資相平衡的中級平衡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來我國境內投資的主要是港澳臺的中小型投資者。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許多國家的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增多，增加我國的投資總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這有利于利用大量的其他國家的資金和資源，加快本國的工業化進程，拓寬我國對外開放領域，使我國與其他國家互動的內容更為多樣。
在外資資額方面，由于我國“引進來”政策，經濟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外國投資者來我國投資推動了我國經濟增長，每年都形成了新資產。近年來，到我國直接投資的資金流量一直保持較大增長，居于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首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矚目的外商投資首選地之一。2013年1月至11月，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434家，同比下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億美元，同比增長......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美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和歐盟28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都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已經歷了以吸引外資為主、對外投資為輔的初級不平衡階段，現在進入的是雙向投資相平衡的中級平衡階段。
在投資區域、產業方面，上述國家/地區的來華新設企業的數量呈下降趨勢，投資出現放緩跡象。來我國投資的主要是我國香港、臺灣地區，以及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為了吸引外資，我國政府向外商開放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區，以及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開放城市，又逐漸向外商開放中西部、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地區。隨著外國投資資金流入我國各地區，我國得到的不僅僅是外國資金，還通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我國境內投資帶來的技術、管理和人力資源等先進方面改善本國的產業結構、開拓國際市場以及彌補本國相關技術的空白，通過充分利用外國投資資本，以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通過外國投資使我國改善原有的產業結構，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引發各種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重新配置。
二、我國國際投資的環境污染問題
由于投資來源地環保法規日益嚴格，甚至有的產品禁止生產，或者由于當地生產成本高，投資者將這些產業轉移到中國生產，我國香港、臺灣、澳門地區以及新加坡、韓國等把大量的污染密集產業和高度污染密集產業轉移到大陸，歐美日等一些發達國家也將一些高度污染密集產業乃至危險廢物轉移到中國進行生產和處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來華投資生產的外國企業逐漸增多，我國的制造業是最具備競爭力的。雖然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工資上漲速度較其他國家快，有部分國家將加工制造的工序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印度、越南、泰國等區域，以達到降低成本的需要，但是還是有相當多的國家將加工制造的工序放在我國，我國仍然是主要制造基地之一。
在江蘇省金湖縣金湖工業園內，有不少國家明令禁止的污染項目，如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鋰電池、充電器、電動車、塑料等產品的大型美國獨資企業，也是工業園區內生產污染最嚴重的企業之一，而這個項目是國外淘汰的污染項目。對于高科技產業的制造業到我國生產，我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應該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來我國投資的外國企業將先進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先進管理模式等方面帶到中國，提高了中國的生產結構水平，中國的制造業進一步與國際社會接軌。另一方面，諸多高科技產業不斷在我國加工制造，外國企業通過對其他國家直接投資的手段將環境污染轉移到其他國家。發達國家來我國投資的產業大部分都是某些產業鏈條中的一部分，將加工制造消耗環境資源、容易產生環境污染以及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不可降解物質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這些在投入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環境污染，消耗大量資源和能源。外國企業還通過我國廉價的勞動力以及稅收的優惠等方式，降低其生產過程的成本，將生產中所消耗的環境資源成本轉移到我國。
三、完善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問題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交往的逐漸增多，有些國家對我國的投資行為破壞了東道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我國對于投資管理的相關立法還不成熟，缺乏完善和系統的對外投資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于經濟監管的重視程度大于對環境監管的重視程度，重點關注國際投資的經濟因素，因此，我國的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的沖突十分明顯。
(一)環境污染的主要成因
1、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矛盾
環境問題經常帶有時間性，例如，如果今天砍伐古代的森林，未來的世代的人就不能使用，而今天做出砍伐或者保護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有者或者管理者關注的是眼前的利益還是長遠的利益。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國際環境污染轉移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較量。 一方面，國內一些地區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沒，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往往以環境污染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在生產過程中加大了環境資源的消耗量，并且沒有依法處理生產過程中污染物質。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對于環境監督管理的力度還不到位，導致國內一些企業漠視環境保護問題。另一方面，我國對于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制定的相關標準比發達國家低，并且種類少。外國企業通過合法的方式進入我國生產，這樣外國企業通過投資相關產業的方式將生產過程中容易出現嚴重污染的產品，以及殘留有害廢棄物的生產過程中的衍生物在我國生產。如，外國企業到我國生產水泥，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水泥行業的排放標準低。水泥行業是我國行業中產生重點污染的行業之一，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質，對我國的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我國引進外資的項目不斷增加，然而國內的環保法律制度不完善。以經濟利益為條件，某些外國嚴重污染行業轉移到我國。如，出售舊設備，由于通過某些舊設備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符合外國的環境標準，但是卻不與我國環境標準相違背，加重了我國環境的負擔。
我國在國際投資方面，既要加強防范環境風險的意識，保護本國以及外國的環境，防止環境污染轉移，又要完善本國的環境污染法律法規的規定，相關規定應于國際社會接軌，以達到保護環境與經濟和諧發展的目的。我國“引進來”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主要是我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所引起的。
2、我國環境監督的問題
目前，政府監管是環境監管主要的方式之一，通過政府監管維護公共環境的利益，但在諸多方面仍存在問題。《_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中第九條規定了：“_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軍隊環境保護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資源保護和環境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我國的環境監督管理是統一監管與分級監管相結合的形式，但是上述法律規定中并沒有縣級以下的環境監管機構的規定，缺乏對農村的環境進行監管，不利于完善全國環境監督機構設置，在環境保護問題中留有漏點。一方面，由于政府追求的gdp的數值，重視生產發展與經濟利益，忽視環境保護與生態效益。為了追求政績，某些地方降低條件來吸引外資，使“引進來”的企業將環境污染轉移。國際投資公司的投資行為引起大量的環境問題，由于企業所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剩余價值，通過非法開采、無環保手續等手段謀求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環境問題復雜，僅靠政府監管是不夠的，加之我國環境監管部門的職責不明晰，權力分散，影響執行環境保護的法律規定。
(二)加強我國環境監管
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人類社會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環境防治的道路。這種治理模式是通過大量的環境治理投入，建立污染控制措施，對生產中產生的大量“三廢”進行處理，而這種治理模式浪費大量資源，經濟代價也很高。因此，從根本意義上保護環境就要通過法律手段提前采取預防措施。
1、加強全國環境監管
_在2012年的報告中指出：“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 就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第六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這表明了_與人民對于全球生態環境保護、構建和諧世界、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關系等方面的明確態度。
完善我國環境監管體制，通過修改《環境保護法》的內容，建立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律體系;完善《環境保護法》的實體與程序制度，進而建立市場機制和公眾參與機制;加強政府監管、社會監管、企業自身監管等監管方式;在法律法規的范圍內明確各個監管部門的職責、監管程序等方面;完善全國覆蓋的環境監管體系，明確縣級以下的監管機構設置以及職責，做到分工明確;修改不符合法律以及不具有實際操作性的法律規定;對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好的企業提供財政支持、稅收減免等方式，還曝光企業環境破壞行為等環境污染行為，使這些企業自主保護環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與經濟發展是我國面臨的重要問題，在通過投資加快經濟進程的腳步過程中，伴隨的是我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的問題，因此，我國必須加強環境保護監管，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和諧并存。
2、構建多元化的基層環境監管
我國對于城市環境問題的監管不斷完善，但是對于農村的環境監管法律、法規規定的內容并不具體。如需加強農村的環境監管手段，并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環境監管方式，必須依照農村特有的環境問題，形成多元化的基層環境監管模式。
基層政府對農村的基本事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對農村的發展具有導向性作用，基層政府在保護農村的環境問題方面處于主導地位。而農民作為農村構成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環境污染已經威脅到農民生存、發展的空間。農民應加強自身的環境權意識，積極投入到維護環境的活動中，切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城市群體與農村群體之間的環境權益的不公平對待，正式基于農民的環境權益長期被忽視，并且不能正確解讀環境權益分配的結果。上面所述的農村基層政府對農村環境監管是從“內部”監管農村的環境問題，而農民參與到環境監管過程中，這是從“外部”監管農村的環境，這是從內、外兩個不同角度維護農村的環境權。
四、結語
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中，由于各國的環境現狀、保護環境的力度、經濟實力、經濟發展的要求、科學技術水平等方面發展不平衡，各國之間出現明顯的差異，尤其在國際投資過程中，這種差異性十分明顯。“先污染，后治理”的治理模式已經不適合現代經濟發展的需求，也不適合我國國際投資引起的環境問題，需要運用法律這種提前預防手段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這需要明確環境監督力度方面的內容，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環境問題，以達到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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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際投資新趨勢及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策略
隨著當前社會不斷發展中，各種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經濟體制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各個因素的影響，各種經濟危機不斷的涌現而出。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區流向、產業流向、投資方式等將會如何變化是當前人們探究的重點，更是當前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其主要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方向所在。其在發展中是利用當前科學管理措施和技術方法對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的處理，提高我國的外匯儲備資源真正走出國門進行跨國投資和發展的主要方式和措施是當前社會發展的關鍵。
1. 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近幾年來，受世界經濟持續繁榮，跨國企業和公司迅速的發展，是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影響和制約因素，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繼續加深使得當前各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發展局勢。
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和主體持續增長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報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采掘業與發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三年呈現增長趨勢，達到13060億美元，增長38%。這一數字接近2000年創造的14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可見，國際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增長，投資主體也不斷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以發達國家為主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將繼續增長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快速增長，當前世界各種發展數據和發展形勢飛速應用是當前社會發展的關鍵，更是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發展的良好契約和機會。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增長。其中當前發達國家企業增長在過去各個時代中都要快，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各種發展模式和管理控制措施的不斷應用是當前發展的前提和關鍵。
發展中經濟體和經濟轉型體發展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地
《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相關數據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企業越來越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另外，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促進了大規模的南-南直接投資流量，從而促進了南南國家在投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全球當地化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紛紛對外投資。而進入21 世紀，當地化和全球化一樣變得越來越重要 。跨國資本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體化的生產活動，而且還要認識東道國的具體特征 ，要考慮當地的供給能力、當地消費者的偏好、政府規章制度等。跨國資本在當地化和全球化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2. 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概述
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就
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企業實力的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也蓬勃開展起來，成為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關人士在“第二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億美元。如今，我國繁榮的經濟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使得來自我國的資本正成為全球市場上的重要投資者，此前，我國資本已經進入了多個世界級的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國在多元化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購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等金融巨頭的部分股權。
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經濟聯系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到更為深遠的促進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決定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對此做出了科學的解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穩定低水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問題上，我國仍然存在著體制上和資金上的障礙。
適合我國國情的國際直接投資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一個資本高速流動、跨國公司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對跨國企業的支持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
企業的開拓進取。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企業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選擇問題，如投資國別的選擇、投資所有權
形式的選擇等。許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這些策略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3. 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展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新世紀我國 經濟 發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這三年更是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意義。今后一段時間，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呈現以下趨勢：
行業選擇上將突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
首先，今后將加大對發達國家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對外投資于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
地區分布日益多極化
發達國家仍是投資的重點地區，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經濟的普遍轉好、市場潛力巨大、優惠的政策以及為我國企業相對優勢的發揮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因素，而被我國企業所看好。
投資方式靈活多樣
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企業對投資方式的選擇將更加靈活多樣。除了繼續采取并購方式，縮短進入進程，盡快得到技術和市場。在投資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領域的大型企業時，我們更可能會嘗試以戰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充分享用戰略聯盟形式帶來的好處。
隨著當前 社會的不斷發展，跨國企業已成為當前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潮流，面對當前信息技術的日益 應用，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各種投資方式和策略不斷的變革，為當前各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帶來了重大的戰略挑戰。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下，我國政府對跨國企業大力支持，使得其在發展中有著堅實的保證基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長期持續發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國際投資相關的論文 國際投資方向論文篇六
一、負責任投資原則負責任投資原則
(pri)是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annan)在2005年發起的一項倡議行動，建議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問題上采取一體化行動，并將其納入主流投資決策和投資實踐。負責任投資是一種投資途徑，它明確指出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市場的長期和穩定等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與投資者的利益息息相關。負責任投資強調產生長期的、可獲得持續回報的投資收益依賴于穩定的、運作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系統。負責任的投資需要投資者和企業用更廣闊的視野，確認他們所面臨的全部風險和機遇。負責任投資和傳統投資有兩個區別:一是負責任投資的目標是創造長遠的、可持續的投資回報，而不是短期的。二是負責任的投資需要投資者考慮更廣泛的情境因素，包括穩定和健康的經濟環境體系、不斷變化的價值觀和對社會的期待。這些因素將是未來工業和經濟更新的動力，投資者只有積極應對這些挑戰才能取得成功。由此可見，負責任投資原則鼓勵投資者提高他們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問題上的信息披露，要求投資者在做出決策時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必要時公布他們利用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制定投資決策的過程。經過幾年的努力，負責任投資已日益成為許多投資者的追求目標。如今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中國的企業應成為負責任的投資者。中國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可能給某些資金緊張的東道國帶來較大收益，讓東道國由貧困轉為富裕，但也可能破壞了當地環境，侵犯了東道國的某些國民權利。因此，中國在提高經濟影響力的同時，還必須尊重東道國的風俗、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充分考慮到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因素。企業社會責任(csr)要求企業從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商業決策和運作，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在進行商業決策和運作時，除了考慮自身的資產和經營狀況外，也要考慮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在國際投資方面，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多邊投資條約在準入時采用鼓勵性的語言激勵投資者滿足某一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準則，或者強制企業在進入特定行業時滿足特定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準則。比較有代表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準則是《聯合國全球盟約》。其要求各國企業在各自的影響范圍內遵守、支援和實施一套在人權、勞工標準及環境方面的十項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來自于《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頒布的《關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以及關于環境和發展的《里約宣言》，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在人權方面，企業應該尊重和維護國際公認的各項人權，保證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2.在勞工方面，企業應該維護結社自由，承認勞資集體談判的權利，徹底消除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消除童工，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3.在環境方面，企業界應該支持采用預防性方法應對環境挑戰，采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方面更負責任的做法，鼓勵開發和推廣環境友好型技術;
4.在反腐敗方面，企業界應該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包括敲詐和賄賂。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重要性以及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日益突出。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應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盡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規范，以此作為評價依據。_相關部門應盡快完善國內相關立法，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加強國際合作，提高對外投資企業社會責任的自覺性。
二、wto框架下的多邊投資協定新動向
世界經濟貿易政策研究領域的著名智庫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國際服務貿易對整個世界貿易的貢獻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一些國家，服務業增長對gdp增長的影響幾乎是制造業的兩倍。促進服務貿易與投資在更大程度上實現自由化將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效率、豐富服務產品的品種、降低經營成本。然而，由于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體制性缺陷，對服務貿易和投資進行系統性規范的多邊國際規則已經遠遠不能應對服務業的發展。相對于wto框架下多邊談判的停滯不前，調整和規范服務貿易和投資活動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卻不斷取得進展。同時，由于wto機制允許部分成員國在一定條件下就部分議題達成多邊協定，從2001年開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等16個在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wto成員國開始醞釀國際服務協定的談判。
1.國際服務協定的締約方式選擇
在國際服務協定(isa)締約方式的選擇上，就isa的性質而言，首選自然是成為wto框架內的多邊協定，這種方式有利于將wto爭端解決機制適用于isa締約方之間的爭議解決，而無需另外設定爭端解決機制。同時，wto框架內的多邊協定是向所有wto成員國開放的，任何wto成員國在協定有效期內可隨時加入，這有利于擴大isa的影響。而且，成為wto框架內的多邊協定還有利于重振因多哈回合長期無果而受挫的wto。但是，在wto框架內多邊協定的締結必須得到3/4以上wto成員國的豁免同意，如果未能獲得豁免同意，則可根據gats第5條的規定經磋商達成獨立的isa，以此作為第二種選擇。據此達成的isa必須符合gats第5條關于isa所覆蓋服務部門的數量、服務貿易的數量和服務提供方式的嚴格要求。而且，在isa達成之前須通報wto。就目前情況而言，根據gats第5條達成并提交wto區域貿易安排和審查委員會審議的幾個服務協議還尚未獲得任何結論。鑒于目前wto的目標是加強區域性貿易協定方面的紀律約束，因而isa將成為對gats第5條所設標準進行測試的最佳范例。當然，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在既未獲得法定數量的豁免同意，也未能通過gats第5條標準的測試，isa則成為完全獨立于wto的多邊服務協定。
的關注要點
gats的體制性缺陷是指gats對于國民待遇采取“肯定式清單”的方式，且gats的修改需要全體wto成員國的同意方可生效，這使得通過修改gats的方式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變得非常困難。isa的根本目的是推動國際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并為其提供更高的待遇和保護。為了實現這一目的，isa首先改變了gats對于國民待遇承諾采取的“肯定式清單”方式，而是采取了“否定式清單”方式，即采用清單的方式列明各締約方不給予國民待遇的行業、部門以及具體的限制條件，而對未列入清單的所有行業、部門的服務提供者均須給予國民待遇。“否定式清單”為締約國設定了極為嚴格的義務，除了保留了有限的不符措施，締約國承擔了普遍的國民待遇義務，極大地減少了在“肯定式清單”模式下為推動自由化必須進行的后續談判，對于國際服務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推動可謂一勞永逸。由于最惠國待遇原則是wto的基本原則，為了避免未參加isa的wto成員方在成為wto框架下多邊協定一方而“搭便車”，在不承擔isa義務的前提下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享受“否定式清單”帶來的普遍國民待遇，isa擬采取類似于政府采購協定的方式，將其市場準入福利限定于協議的締約方，但協議向所有愿意接受其紀律和承諾的wto成員方開放。isa關注的第三個問題是競爭中立規則的設計，以便使服務供應商能夠對服務提供模式進行自由選擇，不受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對中國的影響
isa是美國等服務貿易強國在多邊層面上為服務貿易和投資設定規則的又一次嘗試。為了避免在農產品準入和取消農產品補貼問題上做出讓步的同時實現服務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促進本國服務貿易的出口和對外服務投資的擴大，isa締約方放棄了wto“一攬子承諾”的締約方式，轉而采取多邊協定的締約方式，在減少締約障礙、節約時間成本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締約國承擔的義務水平、大面積掃清了服務準入障礙，極大地壓縮了主權國家產業政策的實施空間。中國雖未加入isa談判，但并不意味著isa的簽訂對中國毫無影響。歷史一再證明，缺席國際規則的制定不僅使得自身訴求無法在國際規則中得到應有的表達和體現，還會為日后的加入設置額外障礙。中國曾經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額外承諾和接受的額外限制即是前車之鑒。新的服務貿易與投資國際規則的制定正在通過tpp等區域貿易協定乃至isa等方式進行，中國必須認清自身利益所在，選擇恰當的立場和平臺，積極參與，表達自身訴求，而非坐視不理。然而，isa對締約國設定的準入前國民待遇義務以及“否定式清單”的締約模式不僅極大地加重了中國對外國服務提供者承擔的義務，壓縮了產業政策的實施空間，而且對中國現有的外資企業法與內資企業法并立的立法模式以及對內外資企業實施不同的行政審批程序的規定都提出了挑戰。而競爭中立規則更是關系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參與isa的談判不僅僅事關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發言權，更涉及到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深化改革。參與區域立法合作是區域影響力的表現，更深層次的參與是在多邊國際投資立法制定中表述價值觀和謀取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