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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支持了希特勒的統一篇一

作者：ivy 2011-07-21 出處：全球no.1購物網

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闖蕩期間，在他處于極端窮困潦倒的人生低潮時期，一個中國家庭，給予他東方式的無私幫助，當時這個中國家庭絕沒有指望今后能得到任何回報。中國人對他的這種關心和給以他人間真情的溫暖，竟使他孤獨的內心深受震撼和極為感動，因此，他對中國人有一種親切感，他向往中國，對中國情有獨鐘，這種深深的中國情結一直存在他的心中。之后，他爬上寶座執掌德國大權，便用一種特殊的行事方式，回報了當初中國家庭給他的無私幫助。在1937年——1941年期間，希特勒的德國政府曾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一直到1941年德蘇爆發大戰后才中斷。

由于對中國的親切感，希特勒尤其喜愛中國的古代兵法和軍事書籍，1937年他執政后，床頭則常備德文版的中國書籍以供觀閱。1939年在視察法國占領區和訪問意大利時希特勒隨身都攜帶《孫子兵法》的德文譯本，甚至為此挑燈夜讀，認真地寫了閱讀筆記。德國名將——隆美爾被授陸軍元帥和北非方面軍總司令的任命儀式上，希特勒親手將一本自己注釋的《孫子兵法》簡譯本送給了這位愛將，此舉讓這位忠心的部下感激涕零。

希特勒在公開場合飲用咖啡，以示日耳曼人的優秀傳統，但在私底下其部下均知道中國茶葉才是元首的最愛。據稱，當時英國情報機構曾策劃用劇毒放入極品中國茶葉中實施對希特勒的暗殺行動，后因蓋世太保的嚴密保護而失敗。

相比歐洲老牌的英法等國以及美國，國內種族主義猖狂盛行，有色人種被歧視排斥一直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而希特勒對中國以及中國人，其態度和做法卻遠遠好于上述諸國。他稱中國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種，理應享受更多的權利。”1936年柏林奧運會，希特勒為此承擔了中國代表團的全部費用。

由于迫于意大利的壓力，德國與日本結了盟，但希特勒對日本并不看好，甚至鄙視日本。當時在美因茨的軍事基地里視察時，他曾對自己的秘書長阿姆施太朗說;“和這種國家結盟簡直是恥辱，他們只會在海邊打漁。”后來日本榨取中國的巨額財力，軍事實力急劇得到了發展，才逐漸改變了希特勒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將領的信箋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偉大設想:以巴卡斯坦(波蘭東部與前蘇聯的交界)為界，西方(歐洲、中東、北非、大西洋西岸)為德意志第三帝國領土，東方(亞洲、小亞細亞、印度、太平洋西岸為中華民國領土)，德中共管世界。因此，希特勒的德國政府在較長時期內對中國政府的態度一直不明朗，并且在日軍攻陷南京后，依然秘密支援國民黨政府軍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鑒于希特勒在國際上的罪惡聲譽，國民黨政府戰后對德國在抗戰時期提供的軍事援助低調處理，并未做過系統統計對外界公示，但各種民間刊物披露的蛛絲馬跡仍足以證明當時的希特勒政府向中國提供了可貴的各種武器和軍事物資，在中國的抗日戰場甚至有德國現役軍官作為軍事顧問指揮中國軍隊對日軍作戰。

如蔣介石的高級軍事顧問德國陸軍上將法肯豪森、曾任蔣介石私人衛隊長的施滕內斯、德軍上校巴倫斯博格、孫立人的左膀右臂——德軍上尉施泰因((因軍功后晉升國軍陸軍少將)、在宋哲元29軍揮刀猛砍日軍的鐵血軍事顧問林德曼(被授國軍陸軍少將銜，后改名林培源)、通訊專家施托茨納(授國軍陸軍少將)等，尤其是1943年11月參戰指揮常德會戰的德國國防軍現役陸軍上尉弗蘭克.霍布里希(中國政府追授陸軍少將銜)，在此次會戰中與中國守軍共進退，飲彈陣亡。此事被日軍報告日軍大本營，日本政府隨即向德國提出強烈抗議，引起德、日之間的外交糾紛。以上這些德軍軍官在中國的抗日戰場都立下過汗馬功勞和有過輝煌的經歷。

1938年7月德國政府迫于日本的外交壓力，撤回了大批援華軍事顧問，但此時國民黨

政府軍已在德軍顧問的訓練指導下組建成德式軍隊30個師，并在沿長江的若干城市建起了能獨立生產武器裝備的一批兵工廠，為中國的持久抗戰打下了堅實的軍事基礎。國民黨政府軍許多將領也被派往德國軍校接受軍事訓練。其中出名的有蔣緯國、邱清泉和黃國書。希特勒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從客觀而言，他是有功勞和貢獻的，對于這種貢獻不能因為西方史學家的貶毀而視而不見，更不可人云也云。因此，為客觀地尊重史實，故發表此文以餐讀者。

假設德國當年成為戰勝國，希特勒必定會成為被全歐洲乃至世界人們畏懼的頂禮膜拜者，而掛在希特勒胸前的必定會有教皇親手授予的榮譽勛章，以表彰他“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豐功偉績和對教廷作出的突出貢獻。而從歐洲地圖上消失的英、法、俄等國也將成為歷史的記憶，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恐怕也不會有如今的地位，只能偏安一隅，唯求自保矣！

誠然，歷史是真實的，不容假設。但對于特定的歷史人物，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方式去作一個客觀的評估，卻是每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愿中國人從此不再盲從做西方人的應聲蟲，在更多的場合堅決地說出“no”!讓西方所謂的政客學者之流見鬼去吧！

誰支持了希特勒的統一篇二

誰支持了希特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意法西斯給世界人民所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希特勒（英文名：adolf hitler 1889～1945）正是德國法西斯進行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納粹德國首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第二次世界大戰頭號戰犯。他奇跡般地集狂人、玄學家、反猶太主義者、政治家、軍事家等特質于一身，并讓全德和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了集權的可怕。一致認為，他在上個世紀給世界帶來了太多難以想象的災難，難道說真的是從他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時候起就注定他必定會這樣嗎？要了解納粹運動的方法我們暫且可以提出這樣一個設想：即，如果說納粹活動再度出現，有哪些先決條件必須再度聚合？又有哪些力量支持或哪些因素導致下一個‘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現呢？這其中又有怎樣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與經濟根源呢？

那么，到底是誰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呢？

首先，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應該從其主觀因素，希特勒自身來說。他兒時的生活環境，養成了他固執與狂熱的性格。作為家里第四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早年的不幸使他性格怪癖，幾乎沒有可以敞開心扉交談的朋友。他的政治世界觀當然也隨之極度扭曲：反對寬容和全世界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世界觀，反對民主和議會制度，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集團，反對社會平等和政治自由。胡其鼎著《希特勒》中稱其為“殺人魔王”。回顧歷史，簡單看一下他經歷：1889年誕生在奧地利勃勞瑙鎮一家小客棧里。從小學學習成績就不好的他并不討人喜歡。1903年1月也就是他14歲的時候父親阿洛伊斯·希特勒逝世，幾年后他的母親也患癌癥死去。1909～1912年，希特勒都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流浪鬼混。1913年，他離開維也納到慕尼黑謀生。遷居德國慕尼黑前無固定職業，成為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狂熱信徒。一戰開始后，他申請奔赴前線獲準，期間幾經負傷甚至差點雙目失明，1918年底返回慕尼黑決心做一名“政治家”，后又在“政治訓練班”學習并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同所謂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作斗爭。1919年，希特勒因軍隊任務而認識納粹黨，并在之后不久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前身“德意志工人黨”，并于次年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即納粹黨，并成為該黨的委員。1921年成為納粹黨黨魁，掌握了納粹黨的領導權，取消委員會，確立“領袖原則”。1923年因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發動政變——“啤酒店暴動”，企圖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權失敗而被捕入獄，之后他以泛德意志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資本主義及反共主義等宣傳手段得到支持。1926～1929年是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希特勒卻以“花崗石般的意志”進行黨的重建工作。1933年成為德國總理之后，快速將德國變為***。希特勒極欲建立納粹，以霸權于歐洲。為達到目的，他以外交政策來主張德國人的生存空間及德國的重新武裝。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這次入侵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之后的三年里，德國及其他軸心國占領了大部份的歐洲、北非、東亞及太平洋諸島嶼。然而1942年之后，盟軍開始反攻，德軍漸居劣勢。至1945年，盟軍已反攻解放遭德軍占領的大部分地區。而在戰爭之中，歐洲猶太人幾乎遭受到種族滅絕。1945年4月，蘇聯紅軍逼近柏林之時，希特勒與其女友愛娃·布勞恩結婚并在30日自殺??

為什么要介紹這么多他本人的奮斗成長史呢？我們可以先反思一下，希特勒用什么使一個只有7人的小黨一躍而發展成為奪取全國政治的大黨，又是什么使

他從一個維也納的流浪漢走到讓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恐懼的獨裁者，這不僅僅是一個小人物偶然的經歷，其中有太多的原因需要我們去追問。他痛苦的童年生活，他罪惡的執政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人生歷程中展開，或許都對他后來成為一代盜世奸雄產生了不可言喻的影響。“戰爭狂人”希特勒也許正如一位歷史學家評價的那樣：只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他由小丑扮演了一個英雄的角色。”（《從乞丐到希特勒》約翰·托蘭著）借此評價，我們來審視1918年的希特勒，就能夠清晰地發現未來的獨裁者騷動不安的特征。這些特征代表著他習慣方式的一些持續不變的方面，除了未來扭曲的強度以外，幾乎沒有隨著時間而改變。這位不為人知的士兵，在1919年從戰爭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開始向越來越多的人施加催眠術，他那是已經展示出一些令人驚訝的性格特征包括：

⑴、對猶太人偏執狂般的恐懼；

⑵、將世界分為尖銳的、毫不含糊的對立面的鴿籠心理；

⑶、習慣性地需要將內心的感受投射或外化為一些外部的替罪羊——猶太人、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等；

⑷、沒有能力和他人，特別是女人構成親和的關系。在所有人際關系中，都表現出冷酷和操縱的態度；

⑸、極端地專注于非現實的幻想和宏大的幻想；

⑹、欣賞殘酷的力量和成功。

正如《蓋世奸雄——希特勒》中所提到的“我們這個世界中間常會冒出各種各樣的政治投機分子和社會野心家，他們為一種偏見生活著，他們因為人生的不幸而心態變得猙獰可怕。在我們這個社會中，表面上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生活著他們與我們沒有膚色，沒有語言，甚至沒有信仰上的差異，但他們卻與我們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心靈世界之中。他們可以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用各種各樣隱蔽的蠱惑人心的手段來攫取權力和利益。他們可以為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想法或者說是一個偶爾的念頭，用慘不忍睹的方式，用人類可以采取的的任何戕害人們的方式，犧牲者無辜的人們的生命。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大權在握，他們就會私下虛偽的面紗，露出本來猙獰的面孔，將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推向苦難的深淵。”作為納粹德國首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第二次世界大戰頭號戰犯，他奇跡般地集狂人、玄學家、反猶太主義者、政治家、軍事家等特質于一身，并讓全德和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了集權的可怕。

總之，希特勒的世界觀是一個偏見的體系，而不是建立在受到精心證明的前提、客觀的論證、邏輯推演的結論之上的哲學。希特勒對此也十分的清楚。在政治方面，他相信在神話和情感領域比在科學和理性領域存在著更多的認知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研究支持他的因素及其代表作《我的奮斗》，那就更能夠容易地確定它自身那四個主要的偏見：對歷史種族主義的解釋；對軍國主義生活方式的熱愛；對自然和生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將德國變成世界強國的信仰。他的扭曲思想是充滿仇恨的，因為他早年的不幸經歷。在與人們交談中不斷交談中學會了怎樣去說服別人，怎樣找到他人的缺陷，并總能給以致命的還擊。但，就是他這種扭曲而堅定的信仰使他似乎又充滿著“卓爾不群”的“人格魅力”，使他擁有眾多的追隨者。不管他們是出于信仰還是出于對社會經濟的自我利益或者是僅僅是出于機會主義或者趕時髦的動機，他們帶著誓死的決心跟隨著希特勒的。據說他們大都是由復員士兵組成，對于他們來說，“國家社會主義誕生于前線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線的生活，一個人才能理解國家社會主義。”

再有就是當時的客觀現實，德國或者世界局勢狀況了。正如一句可笑的納粹口號認為的那樣：希特勒不是德國，德國也不是希特勒。那么支持希特勒的還有當時的客觀條件——德國的背景。產生了相似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有五個主要的先決條件可能是本質的：

⑴、存在著半封建和半工業的混合社會，這個社會還帶有長期存在的軍事化

和集權主義的傳統。

⑵、作為社會控制和國際侵略的工具，民眾被國家化。

⑶、生物一種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⑷、軍事上的失敗和經濟上的崩潰引發了極端的壓力，這種壓力產生了創傷

性的結果。

⑸、反社會的任務和排外的運動同時出現。

這些原因中的三個根植于戰前的社會條件，但是它們不能自行導致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希特勒上臺是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必然產物。事實上，人們可能認為，戰前的德國盡管顯示了某些社會失調和不穩定的跡象，但它依然可能發展成為現代的、穩定的和人性的社會。導致希特勒興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國的戰敗和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其中包括革命、《凡爾賽和約》、賠償、通貨膨脹、政治極端主義以及經濟的崩潰。一戰建立的所謂“凡爾賽體系”只不過是列強重新劃分了勢力范圍。他建立在掠奪戰敗國、損害弱小國家主權，以及戰勝國爾虞我詐基礎之上的國際政治體系。當然這種不公必然會隨著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動蕩的加劇，處境惡化等等促成了法西斯的產生和發展。當然，假如不是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社會可能能夠更為成功地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的挑戰。法西斯的上臺也是德國歷史與現實結合的產物。希特勒上臺作為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必然結果。而德國社會經濟危機又為納粹運動的崛起提供了客觀條件。戰敗和無力現實地應對一系列戰后的災難，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這些社會失調征候一并出現產生了尖銳的社會和文化危機，這些社會危機不可能以同樣的形式重復出現，不過可以設想到，由于受到內部巨大的工業變化和外部戰爭的威脅，傳統的和不發達的社會可能會倒退到集權主義的策略中去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德國歷史的主題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國人沒有能力去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像其他的歐洲人，德國直到很晚才獲得自己的國家形態，并且它不是廣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結果，而是依靠占優勢的普魯士軍事力量獲取軍事勝利的結果。在1864年到1971年之間，普魯士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了德國，并且把它體制上軍事和集權的特性強加給德國的其它地方。暫時放下這些歷史淵源不談，在新的普魯士化的德國具有高度的軍事化、集權化，德國也陷入了深淵——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

盡管希特勒大肆宣傳的千年帝國只持續了12年，但是，世界從來就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見過如此邪惡的犯罪行為。遠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個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痛苦的回憶。戰爭已經灰飛煙滅，人們也逐漸淡忘那一樣段歷史。時移勢易，我們已經進入到21世紀，但就是在和平的現代，這個騷動的世界仍然不那么平靜。從中亞五國、俄羅斯、朝鮮半島、南亞半島等和中國的安全問題，到若隱若現的美日軍事同盟與日本對外軍事擴張，再到中國南海海洋權益之爭等等，都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與重視。歷史儼然已是歷史無法改變，但歷史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財富，銘記歷史不是銘記仇恨，而是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更加自信的面對未來！

誰支持了希特勒的統一篇三

誰種植了“希特勒草莓”

——當專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原載《書屋》作者趙剛

一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寫到：“我終于如愿以償，成功地研制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請求。

像這樣普通的人所寫的普通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信以及郵寄來的包裹都是來自德國各地，有些還是來自歐洲其他的國家。寫信的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來信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參伍錯綜。

多數來信是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它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還有不少是寫給希特勒本人的情書。從“堅決保證真正的愛情”，愿意與元首結為伉儷，到表示立誓要為領袖獻身。一些年輕的姑娘在信中寫到，“親愛的元首，聽說您沒有孩子，這令我難以平靜”，“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這是一位薩克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辦公室里堆滿了這些求愛者寄來的精心編制的五顏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襪子。當然，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沒來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處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別執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信“干擾元首”，對不起，自然會有人通知蓋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當時的德國，有不少寫信者被宣布為“精神有障礙”，被送進所謂“療養院”（古多.克諾普《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獲得“萊比錫國際電影節”大獎的《普通的法西斯》這部紀錄片中，曾真實地記錄下了德國民眾是如何狂熱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的大會上，莊嚴巍峨的主席臺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納粹）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對于黨旗的設計，希特勒自鳴得意。他在《我的奮斗》一書中說：“任何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用它來象征莊嚴和偉大??紅色象征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征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征爭取雅利安人勝利斗爭的使命。” 一只巨大的雕塑的普魯士雄鷹，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的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與希特勒的演講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

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成千上萬的人們，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臺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滿激情的演講更是讓臺下的群眾更加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我想，任何一個德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一定會激動得渾身顫抖，一定會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萬分，一定會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也一定會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任何一個德國人，一旦陶醉于這樣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感當中，一旦癡迷于如此盲目的個人崇拜、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的情緒當中，都會從理智走向瘋狂，從善良陷入邪惡，從文明墮落為野蠻。

令人悲哀的是，此時此刻，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一直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之中，真的以為要跟隨偉大領袖投身到無比壯麗的革命洪流中，去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業。

面對這一切，正像西方學者所評價的，“攝影機不會撒謊，它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栗”。

面對這一切，我們又該說些什么呢？黑格爾政治哲學中有一個極深刻的觀點，至今未曾被人們恰當地理解——他說：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當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時，他的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就是建筑在納粹主義的精神上，建筑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德國人的靈魂中的罪惡之國。

二

70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些珍貴的史料時，不能不感到愕然。尤其是我們這些曾經長期被灌輸“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中國人會更加困惑：這難道就是深受魏瑪文化熏陶，產生過康德、黑格爾、歌德、馬克思、愛因斯坦、巴赫、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滿理性的德意志民族？這難道就是被馬克思譽為由于“高盧雄雞的高鳴”和“思想的閃電”射入，從而得到復活的德國？

筆者曾由衷地感嘆過德國人民的素質。在季羨林《留德十年》這本書中，季老回憶，二戰后期，當年他寄居的德國小城哥庭根因燃料極為緊缺，市政府下令特批準市民允許上山伐木，不過，僅限定在市政府做過記號的樹木，其他樹木仍舊不許可砍伐。盡管，德國冬季異常寒冷，當時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庭根的市民，無一例外，全都自覺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規定。我曾設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國家將會怎樣？會不會由于生活的艱辛出現亂砍亂伐？會不會為了讓市民遵守政府的規定，而派出軍警去看管這些樹木？

二戰后期,美軍攻入法國境內,俘虜了一批德國軍官。一天晚上,美國軍營舉行晚會,也邀請了一些戰俘營里的德國軍官前來參加。許多美國軍官上臺表演節目,而德國軍官則旁坐一邊,靜靜地觀看。臺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國少校對在場的美國軍官的表演不以為然。這種情緒被

一位美國將軍看出來了,他詢問施密特少校,：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樂師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時,有許多錯誤.美國將軍頗為自負,作為戰勝國的軍人，他趾高氣揚地就邀請這位戰敗國的俘虜去演奏。施密特有些遲疑，未等離座，就被美國人拉到了鋼琴旁邊。他整了整軍服,深吸了一口氣,開始了演奏。流淌、優美的音樂旋律，伴隨著施密特高雅的演奏風度，使整個大廳一片沉寂。結束以后,爆發出一陣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

此時，美國將軍尊敬地問起施密特,是不是從哪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少校頗感驚訝，回答道：我從沒讀過音樂學院,我只是從西里西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正規德國軍官。

在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中也曾提到，二戰結束后，駐德美軍清查蓋世太保的財務，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這個曾經在納粹時期權傾一時，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秘密警察組織，竟然沒有貪污事件。聯想起我們國家屢屢出現的腐敗，不禁叫人感嘆：管中窺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質和教養由此可見一斑。

可就是這樣一個民族為什么會如此擁戴希特勒這樣一個種族滅絕的殺人犯，一個毀滅世界的戰爭狂，甚至不顧一切后果地跟從他，把整個歐洲，包括他們自己拖進了萬劫不復的浩劫之中，成為了毀滅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

1938年11月9日，在德國歷史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水晶之夜”。這個極似具浪漫色彩的名詞，卻是與最丑惡的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聯系在一起的。從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間，德國各地的191座猶太教堂變成了一片火海，超過7500間的猶太人的百貨商場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數百幢的猶太人的居所被毀之一炬，數千名猶太人慘遭毒打、侮辱，大約3萬名猶太富人遭到綁架，被勒索高達10億馬克的贖金。劫難之后，四處都是殘垣破壁，破碎的玻璃在慘白的月光的照射下猶如哭泣的水晶閃閃發光。事后，為了補償“眾怒”，猶 太居民還必須掏出100萬帝國馬克作為“贖罪金”。

據史料記載，希特勒當政時期，曾有數十萬德國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遭受到納粹殺害的猶太人高達660萬。參與迫害和屠殺的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不少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中下階層民眾。為什么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會積極地、自愿地參與納粹的大屠殺？為什么他們對同是自己同胞的猶太民族如此殘酷？為什么甚至當希姆萊已經要求停此屠殺之后，許多人反而還不肯住手？

二戰結束后，在德國的盟軍占領區內曾開展了一次名為“去納粹化”的清洗行動。除納粹一級戰犯必須在紐倫堡接受審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口，在盟軍占領區內接受了“思想改造”。為此，美軍專門成立了一個搜緝組織，叫做“智能小組”，小組成員前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們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規定凡年滿18周歲的德國人都必須填寫。問卷共有2頁，設計了132個問題。美國人希望借此篩選出具有危險傾向的德國人，清除納粹勢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觀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響。

從1946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夏天結束，“去納粹化”的清洗活動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參與被調查的1341萬德國人當中，有650萬人曾是納粹黨員，這其中有將近50萬名教師，65%以上的公務員，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師，都曾經是納粹黨黨徒。

在英克.布羅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寫的《他們為什么效忠希特勒》這本書中，披露了一個資料，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共有1300多萬納粹黨徒，幾乎占到當時德國整個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人數，簡直可以說就是一個“全民納粹的國家”。

由此可見，一個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養”，有“行為嚴謹”、“舉止自律”、“質量廉潔”的高尚質量，確實是好事，也的確能夠保持個人的潔身自好，但這絕不能保證這個民族不會誤入歧途，也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專制極權的體制下不會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罪孽來。或許，能否正確地把握國家的自身發展方向，能否真正運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運，使之成為捍衛做人的權利，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素質。

魯索曾斥責過歷史上的那些“高貴的野蠻人”，盡管他們很“高貴”，高舉著正義的標語，高呼著高尚的口號，但卻干著卑鄙無恥的行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但人想做天使，卻做出惡魔的行為。”由此，更值得我們反思：納粹罪惡的形成以及眾人參與的根源；更值得我們檢討：“永遠將人類劃分為敵人與朋友”是否正確；更值得我們質疑：抱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我黨派，其心可誅”是否理智；更值得我們詰問：“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與罪惡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會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盡致的發揮”？

三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教授曾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著一本比較納粹與“文革”的書，回答這么一個問題：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發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至今這個愿望未能實現。對于這樣深刻的歷史反思，或許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筆者作為一個經歷過“文革”**的見證者來看，答案反而顯得十分清晰。這就是：當極權專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覺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與作孽！

毋庸置疑，當生活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每一個人都被說成“人民才是一切，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公民被灌輸：“國家利益之上”，個人只是整個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與螺絲釘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成員渺小沒有個人意志和權利，只能依附于國家機器的時候，一旦這個國家被某個政黨，被某個獨裁者變為殺人機器時，機器上的每一個齒輪與螺絲釘也只能隨著整個機器的轉動而運轉，絲毫無法擺脫這部機器的控制。

美國學者亞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匐在觀念腳下的民眾。德國人民的悲劇告訴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暴力、恐懼的極權制度下；一切信息來源受到封鎖，或是只有經過篩選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一切文學、藝術被當作被洗腦的工具；這時候，即使是一個文明和修養極高的民族，它也無法具有衡量善與惡的標準，也無法具有明辨真偽與是非的能力。這時候，人再不是作為個體的人而存在，而作為物質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作為某個政黨的工具、國家的工具、某個統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過宣揚自己的學說，把它當作一種指導和團結人民行動的工具，作為達到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不客氣地說，他確實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通過戈倍爾指揮下的納粹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灌輸，德國人民完全接受

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并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于各種詞匯所賦予的新的注解，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罪惡”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則的本意全都給顛覆了的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還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嗎？ 此時，對于他們來說，善良與殘暴，有罪與無罪，正義與邪惡，這類名詞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所謂“有罪”、“邪惡”就是任何阻礙他們實現“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歷史過程的行為。

1938年，希特勒幾乎是用一種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指德國青年）什么也不用學習”。正如這位獨裁者所言，德國人10歲開始加入少年隊，14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后加入納粹黨，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加入德國國防軍后，立即又被吸收進沖鋒隊和黨衛軍。他們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們的整個一生也都不再會有自由了。

《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部書中，真實地記載了納粹是如何通過教育將“法西斯精神”從小就灌輸到每一個德國兒童的心中。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分子在教科書中向孩子們講述：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巖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只公椋鳥只跟一只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干預，進行“人工雜交”。而雜種、混種、會把最壞的特征集于一體。接著，他們又將這樣的例證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出現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的現象。魯道夫.巴努什爾回憶說，老師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后問道：“知道什么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沉默片刻，老師指著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為了煽動孩子們仇恨猶太人，納粹分子們還編了許多兒童讀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綠色荒原上的狐貍》等來毒害污染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古德倫.寶澤旺說，她至今也忘不了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講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媽媽要她到牙科醫院看病。她與另外一位女同學共同到了診室，醫生先叫那個女同學進去看病。當然，這個醫生長著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鉤鼻子，吊吊著嘴唇，大大的眼袋。這時候，坐在外邊的女孩，忽然聽到診室里剛進去的同伴發出尖叫：“不，醫生，請不要這樣！”然后，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后來，醫生出來，示意要她進去，她嚇得跑掉了。古德倫.寶澤旺回憶道，那時，作為孩子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猶太人對那個女孩究竟干些什么？這個故事讓我整個青年時代都無法擺脫（《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133、165頁）。

在這樣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種子就潛移默化地種下，并慢慢地開始發芽、開花、結果。當他們長大成人，參加沖鋒隊、或是黨衛軍屠殺猶太人時，已經感覺不到有任何內疚，有的只是仇恨的發泄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一個吃“狼奶”長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邪惡勢力，在干罪惡勾當的時候，會告訴世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見不得人的。如果邪惡勢力公然以邪惡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難有邪惡勢力的存在了。任何

邪惡必然與謊言相伴，只有摻雜了謊言的罪惡，才會顯得高尚，只有披上正義外衣的邪惡，才會蠱惑人心。但邪惡勢力本身對自己的罪惡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讓善良的人們甘心情愿地接受他們的罪惡。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才會有悲劇，而最大的悲劇就是被邪惡勢力所欺騙，助紂為虐，卻一直以為在維護正義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于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于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

二戰中的德國人是這樣，那么，“文革”中的中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