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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人物生平故事 梁思成的生平簡介篇一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東京，原籍為廣東省新會縣(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憶，梁思成“開玩笑說”，“他的生日，4月20日，和希特勒是同一天。”

1912—1914年在北京匯文中學學習。

1915—1923年在北京清華學校學習。

1923年5月，他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二十一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在途中被軍閥金永貴的汽車撞傷，左腿骨折，使他留學美國不得不推遲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

1927年，以優異成績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院建筑碩士學位。接著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肄業)，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于是決定離開哈佛到歐洲考察建筑。

1928年春，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接著到南歐結婚旅行并觀摩各地建筑和美術半年才回國任職。

1928年，梁思成回國后應東北大學之邀去沈陽創辦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28—1931年)。

1931—1946年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及兼任研究員。

1944 —1945年任教育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國講學，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筑師(1946—1947年)，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系，任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1946—1972年)。

1947年，被中國政府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顧問。

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2年與林洙結婚。

1972年1月9日逝世于首都北京。

1.出身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東京出生時，是他父親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梁思成(1901.4.20~1972.1.9)，原籍廣東省新會縣。童年時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古籍，使他對中國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當時是和庚子賠款以后，中國屢受外國欺凌，這種環境培養了梁思成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

梁啟超曾經送給長子梁思成這樣一副對聯：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這是一個父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勇往直前。

1925年，梁啟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800多年前宋朝頒布的一部建筑書《營造法式》，當即托人帶交給梁思成與林徽因，并在扉頁上寫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先寵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寶之。”梁思成與林徽因盡管當時還看不懂書中的宋代建筑術語和內容，但父親激勵的話促使他們產生了研究中國建筑歷史的愿望。

2.求學

1924年，梁思成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他刻苦好學，尤其對西方文化和建筑歷史有特殊愛好，獲學士學位。他自己說是用“笨功夫”到圖書館博覽群書，研究古代歷史，參觀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個個默畫下來。

3.工作

1928年， 梁思成在回國之前，曾到歐洲參觀了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給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筑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狀況。梁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他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認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建筑物表面上的贊揚和發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須采取科學的方法去剖析這份遺產，去探索其中的奧秘。因此，一開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筑上。他說：中國古代建筑在文獻上記載很多，但不經過實地調查，即使讀破萬卷書，仍只能得隱約之印象及美麗之詞藻而終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動地比喻，猶如古人熟誦《史記》對劉邦的記載，“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劉邦仍不認識。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梁思成舉家遷到北平，他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

從1931年起，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一開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筑上，他明確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后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選擇北京故宮作目標，因為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兩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執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則例》為課本，對著實物，從整體到局部，一一逐個辨識、測量、記錄。他求教老工匠，在他們幫助下逐漸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結構與形制，這如同跨入了門檻，為擴大調研范圍創造了條件。

從1932年4月開始，梁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遼代建筑進行了調查，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在以后的幾年里，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閱史料、翻看縣志，找出何省、何縣曾有古代寺廟及塔剎；深入地方，訪問老者尋找古建的線索。梁思成在薊縣時遇見一位中學教員，言談中得知這位教員的家鄉河北省寶坻縣(現屬天津市)有一座類似獨樂寺的大廟，梁思成聞之大喜，回北京后又立即帶人去寶坻縣調查，找到了已有900余年歷史的廣濟寺三大士殿。民間諺語中說：“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梁思成就據此調查了民間傳說的四件寶貝中的三件。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寫出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趙縣大石橋》、《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曲阜孔廟之建筑及修葺計劃》等10余篇論文和報告，將一座座從漢唐、宋遼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筑珍寶展現在人們面前。

對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梁思成堅持測量力求細致，分析要有根據，繪圖嚴格，所出成果要與世界水平比高低。

20世紀30年代的華北地區，百姓生活極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調查都要經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1932年他去河北寶坻縣，如今只需3小時的汽車行程，那時卻要經歷8、9小時。

途中過箭桿河土橋，乘客都要下車涉水過河，讓汽車空車過橋；一路在泥濘中顛簸，左右搖晃，傾斜幾達30度；下車還要換乘騾車到縣城，然后身帶幾十斤重的儀器、用品，步行幾十里才能到達山中寺廟。當時的不少縣城，也十分破舊與貧困，找不到一家干凈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貧窮的雁北地區，甚至于買不到白面做的主食。

有時住在廟中，白天隨著和尚吃素齋，晚間與蚊子、虱子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興寺附近的小學校內，晚上凍得只好把報紙壓在薄被上以御寒冷。

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梁思成對測繪工作的要求都堅持一絲不茍。對建筑從整體到細部，都要詳細繪圖測量；對各種構造、裝飾，從里到外，從正面到側面都要攝影記錄；對所有碑文、史料都抄錄無誤。他和助手們經常爬上梁架，手按幾十年的積塵，佝僂身體，俯仰細量，惟恐探測不周。那時室內攝影還靠在現場點燃鎂粉閃光，每當鎂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間的成群蝙蝠見光振翼驚飛，揚出難耐的穢氣。他們有時心中還惦記著時局的變幻，耽心著日寇會隨時侵占華北，為了搶時間，往往一天堅持連續工作十幾小時。1934年，在調查應縣木塔時，為了攝取塔頂照片，梁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頂，手抱鐵鏈，兩腳懸空地攀登塔剎，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頂邊緣去拍攝塔剎的全景，助手們都為他捏一把汗，終于攝取了寶貴的資料。梁思成后來回憶說：當時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幾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他對自己對助手都要求嚴格，力求研究成果達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當時還只十幾歲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幾本當時認為是最高水平的國外建筑書刊，指著上面的圖對莫宗江說：“這就是現在的世界水平，我們的圖就要達到這個水平，你畫的圖也要達到這個水平”。莫宗江教授回憶說：當時梁思成就培養大家要有一股志氣，中國人研究中國自己的東西當然應該達到世界水平。

正是憑著這種民族自尊心與民族志氣，梁思成和他的助手雖然工作艱苦，但卻樂在其中。當他們借著老工匠的指點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處構造時，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當他們不顧污穢，爬梁攀架，在昏暗中發現一組宏大的斗拱時，會頓時忘卻疲勞而欣喜若狂；當他們在古建筑上見到一個宋代《營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構件時，真像突然遇見久別的故人一樣，引起長久的興奮。他們不僅調查名剎古寺，同時還有意識地到山溝荒野里去發掘那些不見經傳的民間遺跡。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專程到晉汾一帶調查，途經8縣，還兩次到北京四郊訪古尋跡。

1932年，他們夫婦二人在京郊八大處到香山的途中，發現在馬路旁邊，微僂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龕，佛龕由幾塊青石板合成，貌不驚人，但都已經歷了七百多年的風霜，龕上的石雕呈現出南宋的遺風。梁思成贊賞這3座石龕：“分峙兩崖，雖然很小，卻頂著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異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筑雜錄》)。巍峨的長城，嶙峋的古城樓，晨曦中的塔影，這些記錄著中華民族不朽歷史的勝跡都會給予人們以無盡的詩情畫意，但是在建筑師眼里，除了詩情畫意之外，還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觸，梁思成把這稱之為：“建筑意”。他們在調查中，就經常因為領悟到這種“建筑意”而興奮。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過這些實地的調查和研究，培養了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對勞動創造的無比尊敬。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達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臥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癥，行動極為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當時美國有好幾處學校和機構邀請梁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梁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仁先后到過50余座城市，調查了建筑、崖墓、漢闕、石刻等古跡800余處。鄉間的民房是他們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燈照明，只能借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資料作參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無錢用鉛印，完全靠用毛筆手抄文字，用鋼筆畫線條圖，用石板一張張印刷，依靠連家屬在內的全體人員用手工裝訂成冊。盡管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從寫出報告的內容到繪制的圖紙仍保持著很高的學術水平。梁思成率領營造學社的少數同仁堅持在抗日戰爭后方繼續古建筑的調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

從1932年到1941年的10年期間，梁思成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一共調查了2700多處古建筑，足跡遍及190縣市，自宮殿、寺廟、石窟到園林、民居，從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筑，它們給研究中國建筑發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資料，梁思成正是根據這些豐富的資料，于1942年開始撰寫《中國建筑史》。這時多病的身體折磨著他，脊椎軟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經常穿戴著鐵馬甲工作，學社經費來源的斷絕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貼，十分短缺的物質條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線描圖來代替照片的不足。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盧繩等人的協助下，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筑史終于在抗日時期西南后方的小山莊里完成了。

在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據大量的調查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將各時期的建筑，從文獻到實物，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敘述，并對各時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較。在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對中國古代建筑特征的詳細分析，他按中國建筑結構方法及其發展列舉了中國古建筑的7大特征，并且從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觀念，建筑的傳統體制等幾方面論述了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這些論述和分析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外國人對中國建筑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接著梁思成為了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寫了一部《圖象中國建筑史》。

美國學者費正清對梁思成的這一時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評價：“二次大戰中，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于學術，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范。”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梁思成去美國講學，梁思成攜帶著《中國建筑史》和同時完成的《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和圖片，以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心情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寶展示在國際學術界面前。他以豐富的內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敬佩和贊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此贈授梁思成以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教授稱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宗師”。

當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大規模建設活動開始時，作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設工作之中。他根據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性質，參照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建設的經驗，預見到古都北京與新首都之間的矛盾，于1950年初，與都市規劃專家陳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提交了《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

他們從新行政區占地面積，交通聯系，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為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眾多文化古跡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盡可能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她的傳統風格。梁思成還專門寫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一文，建議把北京城的城墻、城樓、護城河都盡可能地保存下來，一方面她們代表著古老北京的傳統特征，構成了北京特有的體形環境與城市空間輪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為今用，為新社會服務。

護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調劑城市氣候；城樓可以改為文化館、展覽廳供群眾活動；城墻上加以綠化布置可以成為群眾休息娛樂的大環城公園，梁思成還為此專門畫了設想圖。遺憾的是這些建議當時都沒有被采納，北京的城墻、城樓被拆毀了，城內的牌樓被拆除了，梁思成為此痛心疾首，四處奔走呼號，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團城的爭議，梁思成在會上詳細地陳述了團城是國內僅有的幾座古代高臺建筑之一，他不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價值而且也是北海整體景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對方堅持說因妨礙交通而必須拆除，梁思成生氣地說：“照這樣說，干脆推倒團城填平三海，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通過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親自到現場勘察，最后采納了現行的改建方案，既暢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團城。

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各部門都想在北京長安街新建辦公大樓，梁思成為了保證這條市中心主要干道的質量，保護北京城的民族傳統風格，特寫信給周，要求這條干道的建設必須在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集中領導下進行；要求各部大樓設計應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協調，而且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有權修改這些設計。中南海要興建樓房梁思成設計出方案，特別采用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比例和門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與周圍古建筑的和諧，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創作道路。梁思成所作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北京這一座世界上僅存的，規模宏大的中國封建時代的古城，即使在整體上難以保住，也力爭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帶有標志性的建筑，以求古都北京不致于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筑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于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于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沖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梁思成是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除了仍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了各項建設工作，先后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梁思成還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領導活動，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4.磨難

1966年，史無前例的““””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梁思成沒有想到他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斗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筑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梁思成的大字報——《梁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因此所寫材料都不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他的“罪行”。

1966年7月，梁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筑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梁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之后，只要梁思成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工作干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被勒令一搬再搬，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反派們肆意查抄、勒索梁思成的家，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

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后使這些珍貴的稿子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林洙說：“在“”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說，寧愿被打倒踏上千萬只腳，也要死在祖國大地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覺得他有點兒迂，因為很多人都跑了，但是他就是這樣坦然。”“梁先生說北京城是封建社會的博物館，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情況，現在已經沒有以前的味道了。”

半個多世紀前，梁思成和陳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陳方案”，主張“從整體上對老北京進行保護”。然而方案沒有被采納。

半個多世紀后，當北京城里許多青磚灰瓦的四合院已經在推土機前灰飛煙滅，當人們為出行和堵車問題怨聲載道時，當初的保護主張再次被提起，被熱議。

梁思成的人物生平故事 梁思成的生平簡介篇二

1.學風嚴謹

梁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梁思成為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盡其所有地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是梁思成一生鐘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啟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里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

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系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后，與清華的聯系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筑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后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筑系。這之后，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梁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筑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里，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梁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游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后來覺得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茍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2.人格典范

作為一名學者，梁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于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并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于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中歷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筑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梁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余載，梁思成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范。而梁思成的雕像就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

1956年之后，由于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梁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著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后，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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