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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一

【摘要】中國如何正確認識、處理中美關系，認識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而伴隨著中美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

【關鍵詞】中美關系;習奧莊園會晤;新形勢;機遇與挑戰

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外部關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戰。尤其是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同時國際局勢也處于一個風云變幻中并產生了新的挑戰。中國如何正確認識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尤其是正確處理中美關系，認識到中國和美國新型大國關系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隨著6月7日和8日，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的進行，中美關系再一次成為了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以此從新起點下的習奧莊園會晤為出發點去看當前中美關系發展的新形勢，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的，又符合國際形勢的政策和戰略就顯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體所說:“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p>

(一)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個寒冷的冬天迎來了一場“破冰之旅”。“我是跨越太平洋與中國人民握手。”美國尼克松總統在機場主動和周恩來總理握手時激動的說道。同樣一個冬天，1979年，鄧小平訪美，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握手的時候說道:“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

從1972尼克松訪華到后來的歷任美國總統的訪華，從1979年鄧小平訪美到1997年、200年江澤民訪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錦濤訪美，再到現在習近平和奧巴馬同時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會晤，40多年以來，中美兩國的主要領導人都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交流，這使得中美關系有了新的機遇，為將來兩國的長足發展創造了條件。

6月7日、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緊緊圍繞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重要議題，分別從兩國自己的國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關系下的國際關系及其熱點問題進行了溝通和交流。這次會晤增強了兩國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對中美新型關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

“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敝忻纼蓢鴺嫿ǖ闹忻佬滦完P系究竟是一個這樣的宏偉藍圖呢?以此對于中美新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解釋也成了本文的一個重點。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通俗一點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國關系。新型的中美大國關系是不同于美蘇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同時也和冷戰結束后的同盟國關系是有所區別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龐中英教授認為:“基于規則的游戲可以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新路徑。”這也就是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在新的起點和新的形式下中美兩國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互贏”正常國家關系。

(一)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實屬不易

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和美國在為解決兩國的正常貿易等問題花費了許多的財力物力。但是，貿易關系問題和兩個國家的新型大國關系問題相比而言就顯得難度更大了。其實，當前中美兩國都已經認識到了中美關系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中美兩國關系對于雙方而言即重要又復雜。我們知道，中美兩國聯合也不可能把國家社會上的所有問題解決好，但是我們也要承認的是，如果沒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下的合作和聯手，國際社會上的大多數問題也是無法得到解決的。雖然從上述關系的論證可以知道，中美兩國的合作以及新型國家關系的形成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是實屬不易的?，F實關系的復雜性也迫切要求兩國能夠不斷提高合作共贏思想。

(二)從習奧會晤看中美關系的復雜性

“習奧會”的三大細節表露出當前中美兩國關系的復雜性。這三個細節分別為:“會晤前進行了密集的溝通”、“兩國元首交流的口語化”、“習近平只住在莊園附近的酒店”。第一個顯示了中美兩國為此次會晤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第二，“口語化交流”更是體現了“不看稿外交”已經開始進入中國的國際外交領域。而第三個則再次體現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實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種若即若離的關系現狀。

習奧莊園會晤時間、地點和形式的特殊性，成為了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大創舉，但同時也反映了新起點下的中美關系機遇與挑戰并存。要知道國家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的主要國家，地區性緊張問題還在繼續，而中美關系也是處于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性重要階段。對于中美關系的機遇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認為，現階段全球還是處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需要同舟共濟。“中美被公認為世界經濟的兩個引擎。在困難的時候如果兩家能夠聯手推進，應該有助于整個世界經濟盡早擺脫危機。”中美兩國應該看到世界局勢給各自國家所帶來的外交機遇，但是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美兩國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近幾年美國重返亞太的高調行動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挑戰，所以作為一個過渡性重要階段，挑戰是在所難免的。

中國當前正處于一個高速發展并且充滿機遇的好時期，抓住此次“習奧會晤”的契機，不斷積極主動地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相信這樣可以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再次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更加強有力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袁征.中美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中前行[j].國際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二

【提要】當前，全球大數據正進入加速發展時期，技術產業與應用創新不斷邁向新高度。大數據通過數字化豐富要素供給，通過網絡化擴大組織邊界，通過智能化提升產出效能，不僅是推進網絡強國建設的重要領域，更是新時代加快實體經濟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戰略依托。本文聚焦近期大數據各領域的進展和趨勢，梳理主要問題并進行展望。在技術方面，重點探討了近兩年最新的大數據技術及其融合發展趨勢;在產業方面，重點討論了中國大數據產品的發展情況;在數據資產管理方面，介紹了行業數據資產管理、數據資產管理工具的最新發展情況，并著重探討了數據資產化的關鍵問題;在安全方面，從多種角度分析了大數據面臨的安全問題和技術工具。

近年，全球大數據的發展仍處于活躍階段。根據國際權威機構statista的統計和預測，全球數據量在2019年有望達到41zb（圖1）。

2019年以來，全球大數據技術、產業、應用等多方面的發展呈現了新的趨勢，也正在進入新的階段。本章將對國外大數據戰略、技術、產業等領域的最新進展進行簡要敘述。

（一）大數據戰略持續拓展

相較于幾年前，2019年國外大數據發展在政策方面略顯平淡，只有美國的《聯邦數據戰略第一年度行動計劃（federaldatastrategyyear-1actionplan）》草案比較受到關注。2019年6月5日，美國發布了《聯邦數據戰略第一年度行動計劃》草案，這個草案包含了每個機構開展工作的具體可交付成果，以及由多個機構共同協作推動的政府行動，旨在編纂聯邦機構如何利用計劃、統計和任務支持數據作為戰略資產來發展經濟、提高聯邦政府的效率、促進監督和提高透明度。

相對于三年前頒布的《聯邦大數據研發戰略計劃》，美國對于數據的重視程度繼續提升，并出現了聚焦點從“技術”到“資產”的轉變，其中更是著重提到了金融數據和地理信息數據的標準統一問題。此外，配套文件中“共享行動：政府范圍內的數據服務”成為亮點，針對數據跨機構協同與共享，從執行機構到時間節點都進行了戰略部署。

早些時候，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歐盟及其成員國創造一個“繁榮的數據驅動經濟”。該決議預計，到2020年，歐盟gdp將因更好的數據使用而增加1.9%。但遺憾的是，據統計目前只有1.7%的公司充分利用了先進的數字技術。

拓寬和深入大數據技術應用是各國數據戰略的共識之處。據了解，美國2020年人口普查有望采用差分隱私等大數據隱私保護技術來提高對個人信息的保護。英國政府統計部門正在探索利用交通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及時跟蹤英國經濟走勢，提供預警服務，幫助政府進行精準決策。

（二）大數據底層技術逐步成熟

近年來，大數據底層技術發展呈現出逐步成熟的態勢。在大數據發展的初期，技術方案主要聚焦于解決數據“大”的問題，apachehadoop定義了最基礎的分布式批處理架構，打破了傳統數據庫一體化的模式，將計算與存儲分離，聚焦于解決海量數據的低成本存儲與規?；幚?。hadoop憑借其友好的技術生態和擴展性優勢，一度對傳統大規模并行處理（massivelyparallelprocessor，mpp）數據庫的市場造成影響。但當前mpp在擴展性方面不斷突破（2019年中國信通院大數據產品能力評測中，mpp大規模測試集群規模已突破512節點），使得mpp在海量數據處理領域又重新獲得了一席之位。

mapreduce暴露的處理效率問題以及hadoop體系龐大復雜的運維操作，推動計算框架不斷進行著升級演進。隨后出現的apachespark已逐步成為計算框架的事實標準。在解決了數據“大”的問題后，數據分析時效性的需求愈發突出，apacheflink、kafkastreams、sparkstructuredstreaming等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產品為分布式流處理的基礎框架打下了基礎。在此基礎上，大數據技術產品不斷分層細化，在開源社區形成了豐富的技術棧，覆蓋存儲、計算、分析、集成、管理、運維等各個方面。據統計，目前大數據相關開源項目已達上百個。

（三）大數據產業規模平穩增長

國際機構statista在2019年8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到2020年，全球大數據市場的收入規模預計將達到560億美元，較2018年的預期水平增長約33.33%，較2016年的市場收入規模翻一倍。隨著市場整體的日漸成熟和新興技術的不斷融合發展，未來大數據市場將呈現穩步發展的態勢，增速維持在14%左右。在2018-2020年的預測期內，大數據市場整體的收入規模將保持每年約70億美元的增長，復合年均增長率約為15.33%（圖2）。

近兩年來，國際具有影響力的大數據公司也遭遇了一些變化。2018年10月，美國大數據技術巨頭cloudera和hortonworks宣布合并。在hadoop領域，兩家公司的合并意味著“強強聯手”，而在更加廣義的大數據領域，則更像是“抱團取暖”。但毫無疑問，這至少可以幫助兩家企業結束近十年的競爭，并且依靠壟斷地位早日擺脫長期虧損的窘況。而從第三方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會影響整個hadoop的生態。開源大數據目前已經成為互聯網企業的基礎設施，兩家公司合并意味著hadoop的標準將更加統一，長期來看新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將大幅提升，并將更多的資源用于新技術的投入。從體量和級別上來看，新公司將基本代表hadoop社區，其他同類型企業將很難與之競爭。

2019年8月，惠普（hpe）收購大數據技術公司mapr的業務資產，包括mapr的技術、知識產權以及多個領域的業務資源等。mapr創立于2009年，屬于hadoop全球軟件發行版供應商之一。專家普遍認為，企業組織越來越多以云服務形式使用數據計算和分析產品是使得mapr需求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用戶需求正從采購以hadoop為代表的平臺型產品，轉向結合云化、智能計算后的服務型產品。這也意味著，全球企業級it廠商的戰爭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即滿足用戶從平臺產品到云化服務，再到智能解決方案的整體需求。

（五）數據合規要求日益嚴格

近兩年來，各國在數據合規性方面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但數據合規的進程仍任重道遠。2019年5月25日，旨在保護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對企業的數據處理提出了嚴格要求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實施滿一周年，數據保護相關的案例與公開事件數量攀升，同時也引起了諸多爭議。

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gdpr實施滿一年后，未經用戶同意而設置的新聞網站上的cookies數量下降了22%。歐盟edpb的報告顯示，gdpr實施一年以來，歐盟當局收到了約145000份數據安全相關的投訴和問題舉報;共判處5500萬歐元行政罰款。蘋果、微軟、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企業也都遭到調查或處罰。

gdpr正式實施之后，帶來了全球隱私保護立法的熱潮，并成功提升了社會各領域對于數據保護的重視。例如，2020年1月起，美國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ccpa）也將正式生效。與gdpr類似，ccpa將對所有和美國加州居民有業務的數據商業行為進行監管。ccpa在適用監管的標準上比gdpr更寬松，但是一旦滿足被監管的標準，違法企業受到的懲罰更大。2019年8月份，iapp（世界上信息隱私方面的專業協會）onetrust（第三方風險技術平臺）對部分美國企業進行了ccpa準備度調查，結果顯示，7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企業應該遵守ccpa，但只有大約2%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企業已經完全做好了應對ccpa的準備。除加州ccpa外，更多的法案正在美國紐約州等多個州陸續生效。

當前，大數據體系的底層技術框架已基本成熟。大數據技術正逐步成為支撐型的基礎設施，其發展方向也開始向提升效率轉變，逐步向個性化的上層應用聚焦，技術的融合趨勢愈發明顯。本章將針對當前大數據技術的幾大融合趨勢進行探討。

（一）算力融合：多樣性算力提升整體效率

隨著大數據應用的逐步深入，場景愈發豐富，數據平臺開始承載人工智能、物聯網、視頻轉碼、復雜分析、高性能計算等多樣性的任務負載。同時，數據復雜度不斷提升，以高維矩陣運算為代表的新型計算范式具有粒度更細、并行更強、高內存占用、高帶寬需求、低延遲高實時性等特點，以cpu為底層硬件的傳統大數據技術無法有效滿足新業務需求，出現性能瓶頸。

當前，以cpu為調度核心，協同gpu、fpga、asic及各類用于ai加速“xpu”的異構算力平臺成為行業熱點解決方案，以gpu為代表的計算加速單元能夠極大提升新業務計算效率。不同硬件體系融合存在開發工具相互獨立、編程語言及接口體系不同、軟硬件協同缺失等工程問題。為此，產業界試圖從統一軟件開發平臺和開發工具的層面來實現對不同硬件底層的兼容，例如intel公司正在設計支持跨多架構（包括cpu、gpu、fpga和其他加速器）開發的編程模型oneapi，它提供一套統一的編程語言和開發工具集，來實現對多樣性算力的調用，從根本上簡化開發模式，針對異構計算形成一套全新的開放標準。

（二）流批融合：平衡計算性價比的最優解

流處理能夠有效處理即時變化的信息，從而反映出信息熱點的實時動態變化。而離線批處理則更能夠體現歷史數據的累加反饋?？紤]到對于實時計算需求和計算資源之間的平衡，業界很早就有了lambda架構的理論來支撐批處理和流處理共同存在的計算場景。隨著技術架構的演進，流批融合計算正在成為趨勢，并不斷在向更實時更高效的計算推進，以支撐更豐富的大數據處理需求。

ta融合是指事務（transaction）與分析（analysis）的融合機制。在數據驅動精細化運營的今天，海量實時的數據分析需求無法避免。分析和業務是強關聯的，但由于這兩類數據庫在數據模型、行列存儲模式和響應效率等方面的區別，通常會造成數據的重復存儲。事務系統中的業務數據庫只能通過定時任務同步導入分析系統，這就導致了數據時效性不足，無法實時地進行決策分析。

混合事務/分析處理（htap）是gartner提出的一個架構，它的設計理念是為了打破事務和分析之間的“墻”，實現在單一的數據源上不加區分的處理事務和分析任務。這種融合的架構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以避免頻繁的數據搬運操作給系統帶來的額外負擔，減少數據重復存儲帶來的成本，從而及時高效地對最新業務操作產生的數據進行分析。

（四）模塊融合：一站式數據能力復用平臺

大數據的工具和技術棧已經相對成熟，大公司在實戰經驗中圍繞工具與數據的生產鏈條、數據的管理和應用等逐漸形成了能力集合，并通過這一概念來統一數據資產的視圖和標準，提供通用數據的加工、管理和分析能力。

數據能力集成的趨勢打破了原有企業內的復雜數據結構，使數據和業務更貼近，并能更快地使用數據驅動決策。主要針對性地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提高數據獲取的效率;二是打通數據共享的通道;三是提供統一的數據開發能力。這樣的“企業級數據能力復用平臺”是一個由多種工具和能力組合而成的數據應用引擎、數據價值化的加工廠，來連接下層的數據和上層的數據應用團隊，從而形成敏捷的數據驅動精細化運營的模式。阿里巴巴提出的“中臺”概念和華為公司提出的“數據基礎設施”概念都是模塊融合趨勢的印證。

（五）云數融合：云化趨勢降低技術使用門檻

大數據基礎設施向云上遷移是一個重要的趨勢。各大云廠商均開始提供各類大數據產品以滿足用戶需求，紛紛構建自己的云上數據產品。早期的云化產品大部分是對已有大數據產品的云化改造，現在，越來越多的大數據產品從設計之初就遵循了云原生的概念進行開發，生于云長于云，更適合云上生態。

向云化解決方案演進的最大優點是用戶不用再操心如何維護底層的硬件和網絡，能夠更專注于數據和業務邏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數據技術的學習成本和使用門檻。

（六）數智融合：數據與智能多方位深度整合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融合主要體現在大數據平臺的智能化與數據治理的智能化。

智能的平臺：用智能化的手段來分析數據是釋放數據價值高階之路，但用戶往往不希望在兩個平臺間不斷的搬運數據，這促成了大數據平臺和機器學**臺深度整合的趨勢，大數據平臺在支持機器學習算法之外，還將支持更多的ai類應用。databricks為數據科學家提供一站式的分析平臺datascienceworkspace，cloudera也推出了相應的分析平臺clouderadatascienceworkbench。2019年底，阿里巴巴基于flink開源了機器學習算法平臺alink，并已在阿里巴巴搜索、推薦、廣告等核心實時在線業務中有廣泛實踐。

智能的數據治理：數據治理的輸出是人工智能的輸入，即經過治理后的大數據。ai數據治理，是通過智能化的數據治理使數據變得智能：通過智能元數據感知和敏感數據自動識別，對數據自動分級分類，形成全局統一的數據視圖。通過智能化的數據清洗和關聯分析，把關數據質量，建立數據血緣關系。數據能夠自動具備類型、級別、血緣等標簽，在降低數據治理復雜性和成本的同時，得到智能的數據。

近年來，中國大數據產業蓬勃發展，融合應用不斷深化，數字經濟量質提升，對經濟社會的創新驅動、融合帶動作用顯著增強。本章將從政策環境、主管機構、產品生態、行業應用等方面對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的態勢進行簡要分析。

（一）大數據產業發展政策環境日益完善

產業發展離不開政策支撐。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大數據的發展。自2014年以來，中國國家大數據戰略的謀篇布局經歷了四個不同階段。

1.預熱階段：2014年3月，“大數據”一詞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中國大數據發展的政策環境搭建開始預熱。從這一年起，“大數據”逐漸成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熱點，中央政府開始提供積極的支持政策與適度寬松的發展環境，為大數據發展創造機遇。

2.起步階段：2015年8月31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發〔2015〕50號），成為中國發展大數據的首部戰略性指導文件，對包括大數據產業在內的大數據整體發展作出了部署，體現出國家層面對大數據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布局。

3.落地階段：《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公布標志著國家大數據戰略的正式提出，彰顯了中央對于大數據戰略的重視。2016年12月，工信部發布《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為大數據產業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4.深化階段：隨著國內大數據迎來全面良好的發展態勢，國家大數據戰略也開始走向深化階段。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推動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大數據產業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12月，中央政治局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進行了集體學習。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第六次提到“大數據”，并且有多項任務與大數據密切相關。

近年來，部分省市陸續成立了大數據局等相關機構，對包括大數據產業在內的大數據發展進行統一管理。以省級大數據主管機構為例，從2014年廣東省設立第一個省級大數據局開始，截至2019年5月，共有14個省級地方成立了專門的大數據主管機構。

除此之外，上海、天津、江西等省市組建了上海市大數據中心、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江西省信息中心（江西省大數據中心），承擔了一部分大數據主管機構的職能。部分省級以下的地方政府也相應組建了專門的大數據管理機構。根據黃璜等人的統計，截至2018年10月已有79個副省級和地級城市組建了專門的大數據管理機構。

（三）大數據技術產品水平持續提升

從產品角度來看，目前大數據技術產品主要包括大數據基礎類技術產品（承擔數據存儲和基本處理功能，包括分布式批處理平臺、分布式流處理平臺、分布式數據庫、數據集成工具等）、分析類技術產品（承擔對于數據的分析挖掘功能，包括數據挖掘工具、bi工具、可視化工具等）、管理類技術產品（承擔數據在集成、加工、流轉過程中的管理功能，包括數據管理平臺、數據流通平臺等）等。中國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中國大數據基礎類技術產品市場成熟度相對較高。一是供應商越來越多，從最早只有幾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發展到目前的近60家公司可以提供相應產品，覆蓋了互聯網、金融、電信、電力、鐵路、石化、軍工等不同行業;二是產品功能日益完善，根據中國信通院的測試，分布式批處理平臺、分布式流處理平臺類的參評產品功能項通過率均在95%以上;三是大規模部署能力有很大突破，例如阿里云maxcompute通過了10000節點批處理平臺基礎能力測試，華為guassdb通過了512臺物理節點的分析型數據庫基礎能力測試;四是自主研發意識不斷提高，目前有很多基礎類產品源自對于開源產品進行的二次開發，特別是分布式批處理平臺、流處理平臺等產品九成以上基于已有開源產品開發。

中國大數據分析類技術產品發展迅速，個性化與實用性趨勢明顯。一是滿足跨行業需求的通用數據分析工具類產品逐漸應運而生，如百度的機器學**臺jarvis、阿里云的機器學**臺pai等;二是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相應發展，數據挖掘平臺從以往只支持傳統機器學習算法轉變為額外支持深度學習算法以及gpu計算加速能力;三是數據分析類產品易用性進一步提升，大部分產品都擁有直觀的可視化界面以及簡潔便利的交互操作方式。

中國大數據管理類技術產品還處于市場形成的初期。目前，國內常見的大數據管理類軟件有20多款。數據管理類產品雖然涉及的內容龐雜，但技術實現難度相對較低，一些開源軟件如kettle、sqoop和nifi等，為數據集成工具提供了開發基礎。中國信通院測試結果顯示，參照囊括功能全集的大數據管理軟件評測標準，所有參評產品符合程度均在90%以下。隨著數據資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數據管理類軟件的地位也將越來越重要，未來將機器學習、區塊鏈等新技術與數據管理需求結合，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四）大數據行業應用不斷深化

前幾年，大數據的應用還主要在互聯網、營銷、廣告領域。這幾年，無論是從新增企業數量、融資規模還是應用熱度來說，與大數據結合緊密的行業逐步向工業、政務、電信、交通、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廣泛滲透，應用逐漸向生產、物流、供應鏈等核心業務延伸，涌現了一批大數據典型應用，企業應用大數據的能力逐漸增強。電力、鐵路、石化等實體經濟領域龍頭企業不斷完善自身大數據平臺建設，持續加強數據治理，構建起以數據為核心驅動力的創新能力，行業應用“脫虛向實”趨勢明顯，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加深。

電信行業方面，電信運營商擁有豐富的數據資源。數據來源涉及移動通話和固定電話、無線上網、有線寬帶接入等所有業務，也涵蓋線上線下渠道在內的渠道經營相關信息，所服務的客戶涉及個人客戶、家庭客戶和政企客戶。三大運營商2019年以來在大數據應用方面都走向了更加專業化的階段。電信行業在發展大數據上有明顯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數據規模大、數據應用價值持續凸顯、數據安全性普遍較高。2019年，三大運營商都已經完成了全集團大數據平臺的建設，設立了專業的大數據運營部門或公司，開始了數據價值釋放的新舉措。通過對外提供領先的網絡服務能力，深厚的數據平臺架構和數據融合應用能力，高效可靠的云計算基礎設施和云服務能力，打造數字生態體系，加速非電信業務的變現能力。

金融行業方面，隨著金融監管日趨嚴格，通過金融大數據規范行業秩序并降低金融風險逐漸成為金融大數據的主流應用場景。同時，各大金融機構由于信息化建設基礎好、數據治理起步早，使得金融業成為數據治理發展較為成熟的行業。

互聯網營銷方面，隨著社交網絡用戶數量不斷擴張，利用社交大數據來做產品口碑分析、用戶意見收集分析、品牌營銷、市場推廣等“數字營銷”應用，將是未來大數據應用的重點。電商數據直接反映用戶的消費習慣，具有很高的應用價值。伴隨著移動互聯網流量見頂，以及廣告主營銷預算的下降，如何利用大數據技術幫助企業更高效地觸達目標用戶成為行業最熱衷的話題?！熬€下大數據”“新零售”的概念日漸火熱，但其對于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容易存在漏洞，也使得合規性成為這一行業發展的核心問題。

工業方面，工業大數據是指在工業領域里，在生產鏈過程包括研發、設計、生產、銷售、運輸、售后等各個環節中產生的數據總和。隨著工業大數據成熟度的提升，工業大數據的價值挖掘也逐漸深入。目前，各個工業企業已經開始面向數據全生命周期的數據資產管理，逐步提升工業大數據成熟度，深入工業大數據價值挖掘。

能源行業方面，2019年5月，國家電網大數據中心正式成立，該中心旨在打通數據壁壘、激活數據價值、發展數字經濟，實現數據資產的統一運營，推進數據資源的高效使用。這是傳統能源行業擁抱大數據應用的一次機制創新。醫療健康方面，醫療大數據成為2019年大數據應用的熱點方向。2018年7月頒布的《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為健康行業大數據服務指導了方向。電子病歷、個性化診療、醫療知識圖譜、臨床決策支持系統、藥品器械研發等成為行業熱點。

除以上行業之外，教育、文化、旅游等各行各業的大數據應用也都在快速發展。中國大數據的行業應用更加廣泛，正加速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首次公開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這是中央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數據可作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反映了隨著經濟活動數字化轉型加快，數據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乘數作用凸顯，成為最具時代特征新生產要素的重要變化。

（一）數據：從資源到資產

“數據資產”這一概念是由信息資源和數據資源的概念逐漸演變而來的。信息資源是在20世紀70年代計算機科學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信息被視為與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財務資源和自然資源同等重要的資源，高效、經濟地管理組織中的信息資源是非常必要的。數據資源的概念是在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政府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而產生，是有含義的數據集結到一定規模后形成的資源。數據資產在21世紀初大數據技術的興起背景下產生，并隨著數據管理、數據應用和數字經濟的發展而普及。

中國信通院在2017年將“數據資產”定義為“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能夠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以一定方式記錄的數據資源”。這一概念強調了數據具備的“預期給會計主體帶來經濟利益”的資產特征。

（二）數據資產管理理論體系仍在發展

數據管理的概念是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數據隨機存儲技術和數據庫技術的使用而誕生的，主要指在計算機系統中的數據可以被方便地存儲和訪問。經過40年的發展，數據管理的理論體系主要形成了國際數據管理協會（dama）、ibm和數據管控機構（dgi）所提出的三個流派，如表1所示。

然而，以上三種理論體系都是大數據時代之前的產物，其視角還是將數據作為信息來管理，更多的是為了滿足監管要求和企業考核的目的，并沒有從數據價值釋放的維度來考慮。

在數據資產化背景下，數據資產管理是在數據管理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視作數據管理的“升級版”。主要區別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是管理視角不同，數據管理主要關注的是如何解決問題數據帶來的損失，而數據資產管理則關注如何利用數據資產為企業帶來價值，需要基于數據資產的成本、收益來開展數據價值管理。二是管理職能不同，傳統數據管理的管理職能包含數據標準管理、數據質量管理、元數據管理、主數據管理、數據模型管理、數據安全管理等，而數據資產管理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和大數據平臺建設情況，增加了數據價值管理和數據共享管理等職能。三是組織架構不同，在“數據資源管理轉向數據資產管理”的理念影響下，相應的組織架構和管理制度也有所變化，需要有更專業的管理隊伍和更細致的管理制度來確保數據資產管理的流程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各行業積極實踐數據資產管理

各行業實踐數據資產管理普遍經歷3-4個階段。最初，行業數據資產管理主要是為了解決報表和經營分析的準確性，并通過建立數據倉庫實現。隨后，行業數據資產管理的目的是治理數據，管理對象由分析域延伸到生產域，并在數據庫中開展數據標準管理和數據質量管理。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企業數據逐步匯總到大數據平臺，形成了數據采集、計算、加工、分析等配套工具，建立了元數據管理、數據共享、數據安全保護等機制，并開展了數據創新應用。而目前，許多行業的數據資產管理已經進入到數據資產運營階段，數據成為了企業核心的生產要素，不僅滿足企業內部各項業務創新，還逐漸成為服務企業外部的數據產品。企業也積極開展如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dcmm）等數據管理能力評估工作，不斷提升數據資產管理能力。

金融、電信等行業普遍在2000年至2010年間就開始了數據倉庫建設（簡稱數倉建設），并將數據治理范圍逐步擴展到生產域，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數據治理體系。2010年后通過引入大數據平臺，企業實現了數據的匯聚，并逐漸向數據湖發展，內部的數據應用較為完善，不少企業逐漸在探索數據對外運營和服務。

（四）數據資產管理工具百花齊放

數據資產管理工具是數據資產管理工作落地的重要手段。由于大數據技術棧中開源軟件的缺失，數據資產管理的技術發展沒有可參考的模板，工具開發者多從數據資產管理實踐與項目中設計工具架構，各企業數據資產管理需求的差異化使得數據資產管理工具的形態各異。因此，數據資產管理工具市場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態。數據資產管理工具可以是多個工具的集成，并以模塊化的形式集中于數據管理平臺。

元數據管理工具、數據標準管理工具、數據質量管理工具是數據資產管理工具的核心，數據價值工具是數據資產化的有力保障。中國信通院對數據管理平臺的測試結果顯示，數據管理平臺對于元數據管理工具、數據標準管理工具和數據質量管理工具的覆蓋率達到了100%，這些工具通過追蹤記錄數據、標準化數據、稽核數據的關鍵活動，有效地管理了數據，提升了數據的可用性。與此同時，主數據管理工具和數據模型管理工具的覆蓋率均低于20%，其中主數據管理多以解決方案的方式提供服務，而數據模型管理多在元數據管理中實現，或以獨立工具在設計數據庫或數據倉庫階段完成。超過80%的數據價值工具以直接提供數據源的方式進行數據服務，其它的數據服務方式包括數據源組合、數據可視化和數據算法模型等。超過95%的數據價值工具動態展示數據的分布應用和存儲計算情況，但僅有不到10%的工具量化數據價值，并提供數據增值方案。

目前，困擾數據資產化的關鍵問題主要包括數據確權困難、數據估值困難和數據交易市場尚未成熟。

1.數據確權困難。明確數據權屬是數據資產化的前提，但目前在數據權利主體以及權力分配上存在諸多爭議。數據權不同于傳統物權。物權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對物的直接支配，但數據權在數據的全生命周期中有不同的支配主體，有的數據產生之初由其提供者支配，有的產生之初便被數據收集人支配（如微信聊天內容、電商消費數據、物流數據等）;在數據處理階段被各類數據主體所支配。原始數據只是大數據產業的基礎，其價值屬性遠低于集合數據為代表的增值數據所產生的價值。

因此，法律專家們傾向于將數據的權屬分開，即不探討整體數據權，而是從管理權、使用權、所有權等維度進行探討。而由于數據從法律上目前尚沒有被賦予資產的屬性，所以數據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交易權等權益沒有被相關的法律充分認同和明確界定。數據也尚未像商標、專利一樣，有明確的權利申請途徑、權利保護方式等，對于數據的法定權利，尚未有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

2.數據估值困難。影響數據資產價值的因素主要有質量、應用和風險三個維度。質量是決定數據資產價值的基礎，合理評估數據的質量水平，才能對數據的應用價值進行準確預測;應用是數據資產形成價值的方式，數據與應用場景結合才能貢獻經濟價值;風險則是指法律和道德等方面存在的限制（見表2）。

目前，常用的數據資產估值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場法三類。成本法從資產的重置角度出發，重點考慮資產價值與重新獲取或建立該資產所需成本之間的相關程度;收益法基于目標資產的預期應用場景，通過未來產生的經濟效益的折現來反映數據資產在投入使用后的收益能力，而根據衡量無形資產經濟效益的不同方法又可具體分為權利金節省法、多期超額收益法和增量收益法;市場法則是在相同或相似資產的市場可比案例的交易價格的基礎上，對差異因素進行調整，以此反映數據資產的市場價值。

評估數據資產的價值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數據的質量水平、不同的應用場景和特定的法律道德限制均對數據資產價值有所影響。雖然目前已有從不同角度出發的數據資產估值方法，但在實際應用中均存在不同的問題，有其適用性的限制。構建成熟的數據資產評價體系，還需要以現有方法為基礎框架，進一步探索在特定領域和具體案例中的適配方法。

3.數據交易市場尚未成熟。2014年以來，國內出現了一批數據交易平臺，各地方政府也成立了數據交易機構，包括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長江大數據交易中心、上海數據交易中心等。同時，互聯網領軍企業也在積極探索新的數據流通機制，提供了行業洞察、營銷支持、輿情分析、引擎推薦、api數據市場等數據服務，并針對不同的行業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但是，由于數據權屬和數據估值的限制，以及數據交易政策和監管的缺失等因素，目前國內的數據交易市場盡管在數據服務方式上有所豐富，卻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困難，阻礙了數據資產化的進程。主要體現在如下兩點。一是市場缺乏信任機制，技術服務方、數據提供商、數據交易中介等可能會私下緩存并對外共享、交易數據，數據使用企業不按協議要求私自留存、復制甚至轉賣數據的現象普遍存在。中國各大數據交易平臺并未形成統一的交易流程，甚至有些交易平臺沒有完整的數據交易規范，使得數據交易存在很大風險。二是缺乏良性互動的數據交易生態體系。數據交易中所涉及的采集、傳輸、匯聚活動日益頻繁，相應的，個人隱私、商業機密等一系列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亟需建立包括監管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多要素協同的，覆蓋數據生產流通全過程和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數據交易生態體系。

五、數據安全合規要求不斷提升

2019年以來，大數據安全合規方面不斷有事件曝出。2019年9月6日，位于杭州的大數據風控平臺杭州魔蝎數據科技有限公司被警方控制，高管被帶走，相關服務暫時癱瘓。同日，另一家提供大數據風控服務的新顏科技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管被帶走協助調查。以兩平臺被查為開端，短短一周內，多家征信企業分別有人被警方帶走調查，市場紛紛猜測是否與爬蟲業務有關。一時間，大數據安全合規的問題，特別是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的問題，再次成為了行業關注熱點。

（一）數據相關法律監管日趨嚴格規范

與全球不斷收緊的數據合規政策相類似，中國在數據法律監管方面也日趨嚴格規范。

當前中國大數據方面的立法呈現出以個人信息保護為核心，包含基本法律、司法解釋、部門規章、行政法規等綜合框架。一些綜合性法律中也涉及了個人信息保護條款。

2019年以來，數據安全方面的立法進程明顯加快。中央網信辦針對四項關于數據安全的管理辦法相繼發布征求意見稿，其中，《兒童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規定》已正式公布，并于2019年10月1日開始施行。一系列行政法規的制訂，喚起了民眾對數據安全的強烈關注。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法律法規體系方面來看，中國的數據安全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呈現出缺乏綜合性統一法律、缺乏法律細節解釋、保護與發展協調不夠等問題。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的“條件比較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包括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兩部。個人信息和數據保護的綜合立法時代即將來臨。

（二）數據安全技術助力大數據合規要求落地

數據安全的概念來源于傳統信息安全的概念。在傳統信息安全中數據是內涵，信息系統是載體，數據安全是整個信息安全的關注重點，信息安全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安全技術保障數據的秘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從數據生命周期的角度區分，數據安全技術包括作用于數據采集階段的敏感數據鑒別發現、數據分類分級標簽、數據質量監控;作用于數據存儲階段的數據加密、數據備份容災;作用于數據處理階段的數據脫敏、安全多方計算、聯邦學習;作用于數據刪除階段的數據全副本銷毀;作用于整個數據生命周期的用戶角色權限管理、數據傳輸校驗與加密、數據活動監控審計等。當前中國數據安全法律法規重點關注個人信息的保護，大數據行業整體合規也必然將以此作為核心。而在目前的數據安全技術中有為數不少的技術手段瞄準了敏感數據在處理使用中的防護，例如數據脫敏、安全多方計算、聯邦學習等。

在《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要求，對于個人信息的提供和保存要經過匿名化處理，而數據脫敏技術是實現數據匿名化處理的有效途徑。應用靜態脫敏技術可以保證數據對外發布不涉及敏感信息，同時在開發、測試環境中保證敏感數據集本身特性不變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進行挖掘分析;應用動態脫敏技術可以保證在數據服務接口能夠實時返回數據請求的同時杜絕敏感數據泄露風險。

安全多方計算和聯邦學習等技術能夠確保在協同計算中任何一方實際數據不被其他方獲得的情況下完成計算任務并獲得正確計算結果。應用這些技術能夠在有效保護敏感數據以及個人隱私數據不存在泄露風險的同時完成原本需要執行的數據分析、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等任務。

上述技術是當前最為主流的數據安全保護技術，也是最有利于大數據安全合規落地的數據安全保護技術。其中的各項技術分別具有各自的技術實現方式、應用場景、技術優勢和當前存在的問題，具體的對比如表3。

上述技術均存在多種技術實現方式，不同實現方式可能達到對于隱私數據的不同程度保護，不同的應用場景對于隱私數據的保護程度和可用性也有不同的需求。作為助力實現大數據安全合規落地的主要技術，在實際應用中使用者應根據具體的應用場景選擇合適的隱私保護技術以及合適的實現方式，而繁多的實現方式和產品化的功能點區別導致技術使用者具體進行選擇時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通過標準對相應隱私保護技術進行規范化，可以有效地應對這種情況。

未來伴隨著大數據產業的不斷發展，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相關法律法規將不斷出臺，在企業合規方面，應用標準化的數據安全技術是十分有效的合規落地手段。隨著公眾數據安全意識的提升和技術本身的不斷進步完善，數據安全技術將逐漸呈現出規范化、標準化的趨勢，參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進行相關產品技術標準制定，應用符合相應技術標準的數據安全技術產品，保證對于敏感數據和個人隱私數據的使用合法合規，將成為未來大數據產業合規落地的一大趨勢。

（三）數據安全標準規范體系不斷完善

相對于法律法規和針對于數據安全技術的標準，在大數據安全保護中，標準和規范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缎畔踩夹g個人信息安全規范》是個人信息保護領域重要的推薦性標準。標準結合國際通用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理念，提出了“權責一致、目的明確、選擇同意、最少夠用、公開透明、確保安全、主體參與”七大原則，為企業完善內部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及實踐操作規則提供了更為細致的指引。2019年6月25日，該標準修訂后的征求意見稿正式發布。

一系列聚焦數據安全的國家標準近年來陸續發布。包括《大數據服務安全能力要求》（gb/t35274-2017）《大數據安全管理指南》（gb/t37973-2019）《數據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37988-2019）《數據交易服務安全要求》（gb/t37932-2019）等，這些標準對于中國數據安全領域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大數據技術標準推進委員會（ccsatc601）推出的《可信數據服務》系列規范將個人信息保護推廣到企業數據綜合合規。標準針對數據供方和數據流通平臺的不同角色身份，從管理流程和管理內容等方面對企業數據合規提出了推薦性建議。規范列舉了數據流通平臺提供數據流通服務時，在平臺管理、流通參與主體管理、流通品管理、流通過程管理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和建議，以及數據供方提供數據產品時，在數據產品管理、數據產品供應管理等方面需滿足和體現服務能力與服務質量的要求。系列規范已于2019年6月發布。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將數據與資本、土地、知識、技術和管理并列作為可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這體現出數據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數據對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和國家治理正在產生著根本性、全局性、革命性的影響。

技術方面，我們仍然處在“數據大爆發”的初期，隨著5g、工業互聯網的深入發展，將帶來更大的“數據洪流”，這就為大數據的存儲、分析、管理帶來更大的挑戰，牽引大數據技術再上新的臺階。硬件與軟件的融合、數據與智能的融合將帶動大數據技術向異構多模、超大容量、超低時延等方向拓展。

應用方面，大數據行業應用正在從消費端向生產端延伸，從感知型應用向預測型、決策型應用發展。當前，互聯網行業已經從“it時代”全面進入“dt時代”（datatechnology）。未來幾年，隨著各地政務大數據平臺和大型企業數據中臺的建成，將促進政務、民生與實體經濟領域的大數據應用再上新的臺階。

治理方面，隨著國家數據安全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各行業的數據治理也將深入推進。數據的采集、使用、共享等環節的亂象得到遏制，數據的安全管理成為各行各業自覺遵守的底線，數據流通與應用的合規性將大幅提升，健康、可持續的大數據發展環境逐步形成。

然而，中國大數據發展也同樣面臨著諸多問題。例如，大數據原創性的技術和產品尚不足;數據開放共享水平依然較低，跨部門、跨行業的數據流通仍不順暢，有價值的公共信息資源和商業數據沒有充分流動起來;數據安全管理仍然薄弱，個人信息保護面臨新威脅與新風險。這就需要大數據從業者們在大數據理論研究、技術研發、行業應用、安全保護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1]陳一：《我國大數據交易產權管理實踐及政策進展研究》，《現代情報》，2019年第11期。

[2]黃璜、孫學智：《中國地方政府數據治理機構的初步研究：現狀與模式》，《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12期。

[3]劉鶴：《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2019年。

[4]葉雅珍、劉國華、朱揚勇：《數據資產相關概念綜述》，《計算機科學》，2019年第11期。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三

【篇一】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不只是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惡所致，也反映出美國社會上層精英比較一致的看法。主張對華政策強硬再強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還包括美國國會兩院，可以說是美國整個執政當局。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

【篇二】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美國知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美中兩國關系短期看雖然“出現了一些困擾”，但從長遠來看兩國“必然會合作”，因為這兩大經濟體不合作的話，很多全球性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約瑟夫·奈15日在哈佛大學出席“中國經濟發展與中美關系”論壇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短期來看，(對于美中關系)我不是很樂觀，但從長遠來看，我很樂觀”。

他解釋說，“從長遠來看，兩年、4年或更長時間，兩國關系必然是合作的，因為很多對雙方都有重要影響的問題，美中都不能單獨應對”，沒有雙方的合作以及與其他國家一道努力，氣候變化等問題將無從得到解決。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的約瑟夫·奈指出，“我不認為美國和中國對彼此構成生存威脅，我們都可以從合作中獲益良多”，“我們必須確保妥善管理雙邊關系，絕不能讓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競爭因素排除合作的重要性”。他強調，美中關系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歷史地看，雙方相當有能力進行合作”。

在談到美國單邊關稅政策時，約瑟夫·奈表示，該政策基于一種“經濟謬論”，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儲蓄率過低所致，美國同中國的貿易逆差如果降下來，它同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就會必然升上去，“如果真想改變美國貿易逆差的水平，就必須更多地關注儲蓄和投資的比例，這是美國國內政策的問題”。

他說，短期內貿易沖突可能會像一些美國人所說的，會讓中國感到更困難，因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產品比美國出口給中國的產品更多，但從長遠來看，兩國均會因為貿易緊張關系不斷升級而蒙受巨大損失，最好的解決辦法還是雙方談判解決問題。

【篇三】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中美作為當今21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指明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日前，美國國務卿克里第二次訪華，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劃中美高層交往與中方對表，讓人對中美關系發展充滿期待。另一方面，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攜母親還有女兒進行為期一周的訪華行動，雖然她們本次的訪華不談論政治，但從一定的程度來看，這也是中美關系友好的一種表現。

然而俗話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關系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近期美國一些高官接連在釣魚島、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拉偏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矛頭直指中國。這些言行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美方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仍然“心存雜念”，又無形中增加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擔憂。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局面，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大國相處之道最忌出現戰略誤判。中美合作，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由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搬。中美差異巨大，矛盾分歧難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肯定會面臨各種干擾。我們都應該知道行勝于言，雙方應把共識轉化為行動，跨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覺得兩國應該：一、探索擴大經貿合作的新途徑。兩個“巨無霸”擴大合作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估計又會超越歷史的想象。雙方應抓住機遇，拓展合作領域，打造合作亮點，提升合作境界。二、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秩序。歷史是面鏡子，既可以折射現實，也能夠昭示未來。三、是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中國歡迎美國為亞太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要尊重中國在周邊及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雙方才能共同創造繁榮與穩定的亞太新世紀。特別是在涉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問題上，美國應明辨是非，謹言慎行，避免對外發出矛盾和錯誤訊息。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雙方應該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加強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睙o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必須服從世界市場，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兩國的區別僅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領域依然占據著強有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優勢，則集中在世界經濟的物質基礎領域。只有中國不再拒絕普世價值，而學會遵守國際法則，按理出牌，開放自強，才能永續發展下去。更重要的是，盡快摒棄“對抗思維”和“陰謀論”，拋棄一些冷戰時期洗腦式的敵對宣傳，重新擁抱美國融入世界。雖然中美在雙邊及經濟領域存在著諸多摩擦，但世界發展的主流是共同發展，合作，走向共贏，作為全球大國的雙方，我們不能分道揚鑣，轉而對立，畢竟代價實在是雙方都支付不起的。雙方只要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尋求和擴大共同點，加強雙方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為21世紀中美穩定健康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景。

【篇四】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當前中美關系發展走勢及中國應對之策

應對之策:以互信除互疑。中美兩國復雜的關系決定美國對中國的一舉一動始終留有一定的注意和警惕，中國則關注如何防止美國破壞中國的國內秩序以及如何應對美國阻止中國重獲地區大國地位。目前，在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有所轉圜的情況下，中國可考慮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合作平臺，在增加“一帶一路”項目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度的基礎上，吸引美國企業的參與，在項目合作中，逐步加強戰略互信。

以伙伴對同盟。中國的經濟合作觀念是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構建全球伙伴網絡，使各方平等地享受合作發展的利益。這與美國以美國及其同盟國為中心建立的等級制國際經濟秩序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差異。中國應繼續積極參與并主動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在爭取話語權和主動權的同時與美國加強經濟溝通和合作，妥善解決分歧。

以斗爭求合作。國家安全方面，特別是在臺灣問題等事關國家統一的問題上，中國應亮明“紅線”，在不斷增強軍事實力的同時，要重戰、慎戰、備戰，面對美國的試探和挑釁，中國可以嘗試構建不同于美國霸權安全結構的新的安全戰略格局，在必要的時候，以斗爭求合作。

以參與求制衡。面對美國用經濟糾紛鞏固安全同盟，用安全問題挑起經濟摩擦的做法，中國可以從美國盟國和區域合作機制入手加以應對。一是從印度、澳大利亞等相對薄弱環節中尋找突破口，增進與這些國家的政策溝通和經濟合作；二是可以利用如上海合作組織等安全對話機制深度參與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

走勢:如果說以前中美關系是“合作+競爭”，以合作為主，那么當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里，中美關系可能將是“競爭+合作”，以競爭為主。隨著中美實力的接近及中國模式世界影響力的不斷增長，中美矛盾可能會繼續上升。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篇五】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本文系盤古智庫顧問、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周力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辦的重陽論壇第四十七期“大變局下，中俄何為？”上的觀點內容整理，文章來源于“中評社”、“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

”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不只是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惡所致，也反映出美國社會上層精英比較一致的看法。主張對華政策強硬再強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還包括美國國會兩院，可以說是美國整個執政當局。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

第四，中方愿通過平等和建設性對話，把中美關系拉回到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上。同時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強權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維護自身的正當發展權益和民族尊嚴。

【篇六】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在過去40年間，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同屬于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里“一個相互連接的船隊”，這構成了中美兩國關系的基礎。在這個階段，中美之間是博弈式的共生的關系，博弈的焦點在美國是否尊重中國主權和能否保持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體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國不愿再讓中國搭船，中美關系正在發生從美式全球化體系的“一個船隊同行”向“兩條船并行”的質變。從近期看，這種裂變無疑會嚴重沖擊中美關系的穩定。

幾十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先后經歷了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建交后的“接觸戰略”和新全球化時期的“納入戰略”。如今，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經歷重大調整。這一調整是美國政界精英根據全球格局變化、中美力量消長和美國生態及利益變化的謀定之變，也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進行了數年大討論的結果。

斗爭與博弈是中美關系的基調

在今天的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本土集團與跨國集團正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嚴重沖擊著中美關系的穩定。無論是金融資本，還是產業資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給中美關系制造麻煩作為打擊對手的手段。內政決定外交，美國政客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不斷給中國制造危機，就是要以此為手段，塑造全球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環境的預期，以保證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從中國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區流向美國；同時，要爭取把中國逐出原有產業鏈，為制造業回歸美國創造條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間發生動蕩與風波將成為一種常態。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關系已經疏離，而并行共存的新關系尚未確立的階段，是中美兩國最難相處的時期。

中美關系將進入一段危機頻發的“動蕩期”。從當下的國家生態看，美國是一個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國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資本收益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實體經濟國家提供的國家剩余價值。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實體經濟國家，是世界實際財富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也為美式全球體系的持續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的基本經濟政策是，將中國作為制造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但要阻止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遏制中國的發展，以維持和確保對美國最為有利的垂直分工體系，從中國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體系無法解決國內的利益分配問題，導致美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政治對立。為迎合本土民眾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各種激進政策，以恢復實業并取悅民心。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發展實業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需要數代人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特朗普要恢復的“美國制造業”，是要扭轉近半個世紀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方向。

中國在經濟上將逐步脫美化

2008年危機爆發后，不斷追求美國資本最大化增值的虛擬資本主義的模式難以為繼，原有的美式全球化體系雖然可以為美國跨國資本帶來巨大利潤，卻無法解決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下降、債務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嚴重、族裔矛盾尖銳等大量經濟社會問題。

裂變與并行：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中美之間，將會因體系裂變與并行體系出現等等，導致形成中美新關系，中美關系裂變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國國內生態分化導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資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國與產業資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國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推舉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內外政策。存在尖銳矛盾的“兩個美國”，都想通過打壓中國來獲取民眾的支持。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的發展，出現了把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趕出去的認識與行動。美國這么做，不但沖擊和破壞了世界現有產業鏈體系，同時撼動了共存于一個經濟體系的中美關系基礎，基礎的撕裂必然導致中美關系的“裂變”。

可見，中美經濟基礎的裂變，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將建立起獨立于美國之外、與之并行的新體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賴自身完整經濟結構和市場、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的中國，逐步擺脫在原有垂直分工體系下的底層地位，引領主要由一帶一路國家構成的泛亞體系，在世界范圍與美國主導的泛美體系、德法主導的泛歐體系并立并行。未來的全球圖景，將是若干個區域體系共存與并行的世界。中美關系將擁有一個全新的基礎。長期來看，中美兩個大國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處。

【篇七】2020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國際關系，沒有之一！

中美兩國如何相處，決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勢，但這取決于雙方如何定位彼此的關系。

二戰之后，中美之間一直維持著一個大體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鮮戰爭這種雙方直接交戰，都沒有延伸到對方本土。

也正是這種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狀態“，維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時間到了2014年，中國的gdp首次達到了美國gdp的60%，2018年達到約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國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這可是美國一貫的警戒線！

上世紀，美國對對手有兩次出手，都是因為這個60%。

第一次是蘇聯的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美國對蘇聯加大遏制，導致其最終解體。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引起美國警覺，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為這個60％，美國近幾年開始對中國頻頻發難！

這絕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

二戰后的美國，靠著美元霸權、軍事霸權開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游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制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似乎，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著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于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干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板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板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系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國”等和諧說法。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著極端的不平等，我們不能總是拿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因此我們有了c919。

中國不可能一直為他人作嫁衣，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肯定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來。

一句話，“打工者”有了余錢，總要自立門戶的。美國人肯定也清楚這一點，一廂情愿的“中美夫妻論”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最客觀描述。

對中國來說，一個國家要維護人民利益，必須對內愛民與對外反霸雙管齊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屬于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為什么這么說?

中國財富生產能力，2010年就超過了美國，2018年更是超過了美日德之總和。創造這么多社會財富，但以gdp一衡量，我們就變成了第二，財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國通過金融霸權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記得以前與群友討論時，參照華為做過評估。如果中國不被國際金融寡頭盤剝，中國人均年gdp起碼在30至50萬人民幣之間?，F在多少？只有區區幾萬！

一邊吸食中國人民的勞動血汗一邊嚷嚷自己虧本了，這就是西方壟斷資本的嘴臉。所謂毛衣戰，討論的只不過是吸多點吸少點而已。

中國要做的，就是通過終結美國金融霸權，改變世界舊體系，建立國際新規則，把被美國利用舊規則拿跑的那部分奪回來，造福中國人民！不打破美國霸權，中國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國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說，中國是自愿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如wto)，盡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但“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現在，就是中美關系轉變的歷史性關口。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幾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實則加拿大當年就內嵌于“大英帝國”之中），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著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斗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淀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于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于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來構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國便在這幾方面著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在內外方面大政頻出，令人頗有目不暇給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邏輯，便會發現實際上都是按既定“劇本”來上戲碼，太陽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還有大力發展區塊鏈技術，這些顯然都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布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近期有未經核實的報道說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建國70周年大閱兵高調展示東風41、東風17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這點我們后面還要談到。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2017年1.76萬億，投入之巨，已僅次于美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科睿唯安共同發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報告，在10個大學科領域里，美國表現突出，中國穩居第2，而在143個研究前沿中，中國取得了24個前沿的領跑位置，美國則領跑87個前沿的發展，差距雖然很大，但中國追趕速度卻非常之快；而在經貿戰中被熱炒的“中國制造2025”，則聚焦智能制造、工業強基、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5g、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十大領域，直指世界制造強國的目標——盡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還有文化價值方面：“中國方案”不斷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目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著著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可以說，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里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愿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既是中國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官方宣言，也內蘊著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富裕階層不斷擴容，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貧富、城鄉、東西部三大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積，且不時有尖銳化表象。而要緩解乃至消弭社會矛盾，在注重公平正義、做好存量財富分配的同時，獲取增量財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此，將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觸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間內獲取資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為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而中國的繼續發展，將會極大沖擊現狀：產業鏈條分工的修正與再構，資源產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轉移，等等。總之一句話，會帶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劇變——如果不是顛覆的話。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并尋找因應之道的。

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來由。

中國要變，美國要變，世界要變！

中國的高速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布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使得中美關系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現在論及中美爭端，無論是所謂的專家，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動輒就端出意識形態、價值文明、法律體系、民主威權這套“高大上”的話語來加以詮釋論證，走得遠的，甚至對中國現狀口誅筆伐、墮入國內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緒宣泄中。

中國現階段，固然問題多多，一味沉溺于“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虛火上升當然貽笑大方，但看不到進步，以為處于暗無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師”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

顯而易見，美國現階段的最大國家利益，便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戰略挑戰”甚至是“威脅”。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說，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么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群，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紀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紀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則是2.45%或2.55%。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著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很簡單，蛋糕就那么大，搶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戰后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它們搶得了一些奶酪，其實這些國家或地區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從本質上說，二戰后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么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中國人擺脫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這毫不夸張。

然而，這一踏踏實實、穩步推進的偉大理想，足以讓既得利益者“恐怖”！因為世界的大蛋糕，中國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看看數據吧！

2009—2015年，6年時間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了17%，而中國增長了52%，美國只增長了6%，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的57%是中國貢獻的。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額，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另外中國的高鐵、電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句話：后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系，將從互惠變為沖突。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于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復著一句話：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這么詩意而又朦朧的語言，美國人大概率是聽不懂的。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沖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于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么讓渡你利益？如果美國人不接受你這套，那你就是一廂情愿地真做夢了。

中國會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稅”，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

所以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著“止戈為武”“以戰止戰”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比如，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稅，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令美國心存忌憚。

“一帶一路“上有強盜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嗎？古人尚且知道要請鏢局，大英帝國的強大海軍為殖民地貿易保駕護航，今天美國霸權的三大基石無非是美軍+航空母艦+美元，今后我們也要持劍經商。持劍經商，確保勝利果實，就需要海外根據地，槍桿子里出利益，這話用在這沒錯！

這便是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原因，即構筑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后，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么“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國向世界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過程中，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村、一個小區，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覺悟都非常值得稱道。

就連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都說道：“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p>

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全民封閉”期間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沒有太大的影響——沒有出現生活物資短缺、也沒有出現社會動亂。

您要知道這次事件并不是預定好的，而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試問：如果我們有意識的進行準備和預防，中國能夠堅持多久？

由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在這個世界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只有中國。

從根本上講，這些都源于中國的治國體制正在煥發出的巨大優勢，中國的舉國體制已經讓美國、歐洲羨慕不已，我們要辦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級的體育盛會，航天科技，集中的決策機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歐美國家光國會、議會無數次的開會、辯論、扯皮就拖死了?？纯粗袊母哞F、航天、基建等領域的發展速度，再看看美國的市政建設，肯尼迪國際機場的道路，就知道美國的決策機制與效率有多低。

比過了當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認為最好的體制之后，別的體制就不用比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游哉，陽光、沙灘、比基尼，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糊口。這和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干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其次，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財富流向必將重塑，西方普世價值神話必將破滅。

當前，我們正處于國際、國內大歷史周期偉大切換的關口，舊秩序的碎裂聲、新秩序的號角聲不絕于耳，我們看到的國內國際大調整、大動靜、大風浪，不過是新舊秩序轉換的副產品。

中美大變局，世界大變局，看似很慢，其實進展遠比我們預想來的快。

非常慶幸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得以親歷與民族一起蕩氣回腸！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四

中美關系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國家關系。一些媒體稱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2011年中美聯合聲明確認，中美將共同努力，構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系到國家的統一與復興。中美都是當今世界的大國，雙方都具備使對方癱瘓甚至毀滅的實力，雙方都承擔不起戰爭帶來的后果，所以說維持臺?，F狀乃中美妥協的產物。美國政府支持臺獨勢力、向臺出售武器的行為正是對兩國合作關系的挑釁，中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堅決的斗爭，這也致使中美間在此問題上摩擦不斷。

二、當前影響中美關系的幾個關鍵因素

由于中國加速崛起,在周邊地區影響力和凝聚力不斷上升,美國則受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拖累和金融危機沖擊,軟硬實力受到削弱,兩國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對美產生巨大心理沖擊,美國內有一種強烈的焦慮感和危機感,警惕和制衡中國的論調開始回潮,對中方談論“美國衰落論”極為敏感,產生過度反應,認為中國正利用美國衰落謀取利益。

三、對中美關系發展的預測

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中國社會內部面臨的問題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挑戰和巨大考驗，如國內的產業升級，貧富差距，腐敗，環境，政治改革等。中國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維護國內的穩定，發展，而中共也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國實力的體現，中國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時兼顧長遠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有望實現。而中國此時仍任重而道遠。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最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最先進的發達國家，兩個國家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的神經。中美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關系著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局面，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中美建交已經四十多年，在這些年里中美關系錯綜復雜，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近些年，中美之間的摩擦和爭論雖然不斷，但是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對抗，兩國關系總是在經歷坎坷之后繼續前進，而這種局面的形成正是因為中美兩國之間共同利益的存在。納覓戰略研究院認為，短期的摩擦難改未來發展趨勢。長期來看，中美兩個大國將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處。

中美作為當今21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指明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日前，美國國務卿克里第二次訪華，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劃中美高層交往與中方對表，讓人對中美關系發展充滿期待。另一方面，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攜母親還有女兒進行為期一周的訪華行動，雖然她們本次的訪華不談論政治，但從一定的程度來看，這也是中美關系友好的一種表現。

然而俗話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關系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近期美國一些高官接連在釣魚島、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拉偏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矛頭直指中國。這些言行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美方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仍然“心存雜念”，又無形中增加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擔憂。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局面，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大國相處之道最忌出現戰略誤判。中美合作，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由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搬。中美差異巨大，矛盾分歧難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肯定會面臨各種干擾。我們都應該知道行勝于言，雙方應把共識轉化為行動，跨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覺得兩國應該：一、探索擴大經貿合作的新途徑。兩個“巨無霸”擴大合作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估計又會超越歷史的想象。雙方應抓住機遇，拓展合作領域，打造合作亮點，提升合作境界。二、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秩序。歷史是面鏡子，既可以折射現實，也能夠昭示未來。三、是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中國歡迎美國為亞太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要尊重中國在周邊及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雙方才能共同創造繁榮與穩定的亞太新世紀。特別是在涉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問題上，美國應明辨是非，謹言慎行，避免對外發出矛盾和錯誤訊息。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雙方應該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加強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睙o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必須服從世界市場，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兩國的區別僅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領域依然占據著強有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優勢，則集中在世界經濟的物質基礎領域。只有中國不再拒絕普世價值，而學會遵守國際法則，按理出牌，開放自強，才能永續發展下去。更重要的是，盡快摒棄“對抗思維”和“陰謀論”，拋棄一些冷戰時期洗腦式的敵對宣傳，重新擁抱美國融入世界。雖然中美在雙邊及經濟領域存在著諸多摩擦，但世界發展的主流是共同發展，合作，走向共贏，作為全球大國的雙方，我們不能分道揚鑣，轉而對立，畢竟代價實在是雙方都支付不起的。雙方只要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尋求和擴大共同點，加強雙方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為21世紀中美穩定健康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景。

內容提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呈現出一種不斷振蕩的不穩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作者認為，導致中美關系不穩定的真正原因在于兩國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國崛起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戰略友好關系。中美缺乏足夠的共同戰略利益，同時，雙方總是通過用虛假的美好詞匯來描述雙邊關系的方法暫時緩解利益沖突，但也導致中美關系頻繁地起伏振蕩。中美之間的利益關系非常復雜，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也有沖突性和對抗性的利益。因此，兩國在確定開展以何種形式進行合作以前，應該首先明確雙方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類型是什么。由于雙方對抗性和沖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因此兩國應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發展消極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雙方對不同領域的合作預期能夠符合具體利益的特性，那么雙邊關系是有望實現穩定發展的。

關鍵詞：中美關系，假朋友，戰略利益，預防性合作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家關系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obama)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其間，中美兩國元首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該聲明稱，兩國就共同推進新時期中美關系達成共識。然而，在奧巴馬訪華僅僅一個月之后，中美之間就開始不斷出現惡化雙邊關系的負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國對華無縫鋼管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clinton)批評中國網絡缺少自由、美國對中國臺灣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導致中美關系不斷惡化。然而，正當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并且以為他們已經理解了中美關系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時，兩國關系卻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就兩國合作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這又使得評論家們不得不重新尋找中美關系改善的原因。然而，當中美關系改善不到三個月，2010年7月，雙方又因美韓黃海演習和南海爭端發生對抗。三個月后，2010年10月，中美兩國國防部部長又進行會晤，中國軍方還邀請美國國防部部長訪華。許多人以為中美關系忽好忽壞是2010年才開始的現象，其實這一特征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常態現象。對于這個長期現象，本文將用“假朋友理論”進行解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彼此假裝為朋友的策略是導致中美關系不斷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間的爭端為什么會在奧巴馬總統訪華之后不久就迅速凸顯出來?對這個疑問最流行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解釋認為，由于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導致了兩國間的爭端;另一種解釋則認為，由于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爭端迅速凸顯。

筆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難以解釋中美關系為何在短時期內出現迅速下滑的狀況。一些人將中美之間的摩擦歸咎于中國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歐洲知名的學者聲稱，冷戰結束使得東亞地區權力出現真空，從而引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造成了該地區的矛盾沖突。也有美國知名學者說，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批準對臺一攬子軍售之后，中美關系出現的下滑狀況是由于中國的民族主義造成的。民族主義高漲論目前變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資深的中國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例如，一位美國問題專家就奧巴馬訪華后中美關系下滑問題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政府更需要對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做出反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源于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入侵，其發展進程貫穿了中國整個近現代史，迄今已逾一個半世紀。即便我們假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現代歷史中是線性發展的，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另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系的惡化和改善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一種起伏振蕩的狀態，冷戰之后更是如此。奧巴馬訪華后不久中美關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現改善的狀況，這種起伏程度既不是雙邊關系史上最輕微的，也不是最劇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來中美關系起伏頻繁的特征。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實在無法解釋這種忽好忽壞的現象。民族主義高漲可以解釋雙邊關系惡化，但無法解釋為何雙邊關系會在短期內迅速改善。在中美關系已出現三個多月的摩擦后，中國的民族主義并未進入低潮，中國領導人可能并沒有顧及這種壓力，還是決定與奧巴馬總統進行通話，雙邊關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腦對話也未在中國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

與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相類似，中國實力增長論同樣難以解釋2010年上半年中美關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現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國采取強硬對外政策，就像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一樣，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美國學者說，中國正在從一個羸弱的發展中國家向一個強大的發達國家轉變，這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比以往更加專橫。幾乎在同一時期，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人說，基于冷戰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并已經具備了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國的一些學者將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華后出現的中美關系新一輪下滑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超級表現使中國的態度變得傲慢。例如，有學者說：導致中國最近行為的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過于自信。能夠以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成功地脫穎而出，中國當然以此為傲。不僅美國學者將中美關系下滑歸因于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一些中國媒體也認為，鑒于中國實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該采取更加強硬的對美政策。

然而事實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并沒有使中美實力的差距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的確小于美國，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國的實力對比。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gdp為4.32萬億美元，美國為14.2萬億美元，中國gdp僅為美國的30.4%.2009年，中國gdp增長了8.7%，達到4.7萬億美元，美國gdp則下降了2.4%，降至13.86萬億美元，中國對美國gdp的比值升至33.9%.在這兩年中，兩國gdp的差距僅僅縮小了3.5個百分點。這么微小的經濟實力差距變化對一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此為據來解釋中國強硬對抗美國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顯然說服力不強。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中國政府知道，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盡管中國的經濟成就讓世人矚目，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實施對外政策時，依然遵循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從那時起，這項原則就一直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國學界的確有人建議改變韜光養晦政策，但這種意見并未被接納，而是被否定。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決策層在實施對美政策的過程中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動搖。例如，盡管中國政府在口頭上抗議了奧巴馬政府對臺軍售等行為，但并沒有對美國實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國政府宣布，將對那些向中國臺灣出售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但沒宣布制裁的具體金額以及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名字，這就向美國政府清晰地傳達出中國有意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在4月2日中美首腦通電話之后，中國制裁美國相關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關系的這一突然改善，不僅證明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強硬程度并沒有與中國實力同步上升，同時也說明，2009年底奧巴馬對華政策趨于強硬也非源于美國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蘇。

不穩定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說是中美假朋友關系的外在表現。在以下部分中，筆者將從“假朋友”這個視角解釋中美關系的不穩定性，以克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和中國經濟增長論的理論缺陷。中美關系動蕩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戰結束之后，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冷戰后出現的因素，才能較好地解釋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起伏動蕩狀況。

1989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蘇聯解體后，中美兩國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友誼結束了。然而，兩國都沒有對雙邊戰略關系發生嚴重對抗做好思想準備，試圖為改善關系創造新契機。老布什()總統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兩國交流渠道的暢通，并繪制了改善雙邊關系的路線圖。

自此，改善戰略關系這種良好的意愿就成為了兩國假朋友策略的基礎。然而，兩國領導人良好的主觀意愿缺乏客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就是說，中美戰略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沖突性的，因此，兩國采取的政策也就無法穩定雙邊試圖建立的戰略關系。

對中美戰略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描述的現象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發生的臺海軍事對抗給中國和美國都敲響了警鐘，為了遏制雙邊關系螺旋式下降的趨勢，降低沖突對抗的可能性，中美雙方都設法表達改善關系的善意。兩國政府官員都想用一個相對模糊的術語來掩飾雙邊關系的不穩定性，最終雙方同意用非敵非友一詞來描述和界定中美關系。非敵非友一詞所表達的中美關系性質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主導性觀念。我們可以從一部關于1989-2000年中美關系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這本書的題目叫?同床異夢，這與非敵非友含義類似。該書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抓住了中美關系的本質。

中美峰會在20世紀90年代末得到恢復，這使得性質已經不明確的中美關系變得更加虛幻。從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在此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過任何峰會。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布兩國同意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一詞使得人們在揣度中美關系性質的同時，更加傾向于將其想象成為朋友關系。

一位美國學者就指出，盡管目前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一詞的具體內容還不明確，但不管怎樣，這個概念總是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美國總統克林頓(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訪華，這是9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進一步增強了人們關于中美關系是朋友關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擊碎了兩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幻覺。

中美兩國政府就改善炸館后的中美關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沒持續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國海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使中美關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機事件導致的中美關系惡化在五個月后就被當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小布什()政府開始改善對華關系。2003年11月，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powell)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官方舉辦的中美雙邊研討會上說，中美關系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這一言論引發了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因為就在幾天之前，鮑威爾還在公開場合與中國臺灣地區的領導人陳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國政府視為是臺灣分離主義的領導者。盡管鮑威爾的論斷遭到了廣泛質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陣營的人所反復引述，尤其當他們訪問北京的時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總統的父親、美國第41屆總統老布什就曾在他兒子訪華前一個星期的時候，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重申了這一論斷。2008年小布什總統在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向中國國務院溫家寶表示，中美關系不是零和博弈，兩國能夠實現共同發展。2009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onte)在其首次訪華期間重申，中美關系處于歷史最高點。奧巴馬接手白宮后，其政府延續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駐中國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對媒體再次重申了中美關系處于歷史最佳時期的觀點。

盡管中美兩國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雙邊關系最好時期是在1978-1989年，但兩國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戰后的雙邊關系描繪得更加友好，彼此偽裝成朋友。對于美國政府對中美關系所做的這種美好但虛假的描述，中國政府給予了肯定，也否認中美關系所具有的競爭性。2008年9月，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一個由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發表演講說：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還可以成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都認為，對雙邊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比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穩定雙邊關系。

然而，中美關系60年的發展歷史卻表明，對雙邊關系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是無益于雙邊關系穩定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對中美兩國1950-2009年的雙邊關系進行了定量測量，測量結果顯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關系比冷戰后的中美關系穩定得多(見圖1)。

資料來源：1950-2005年的數據來自閻學通等：《中外關系鑒覽1950-2005：中國與大國關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頁;2006-2009年的數據基于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

我們可以將圖1的時間軸(橫軸)劃分為四個時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這四個時期中，中美關系出現波動最少的時期是1978-1988年。在這段時期中，中美關系友大于敵。圖1顯示，這一時期兩國關系在縱軸上的振幅小于2個單位。由圖1還可見，中美關系的第二穩定時期是1950-1970年，即朝鮮戰爭爆發至中美實現戰略合作的前一年。這一時期中美關系在縱軸上的振幅為2.5個單位。在1971-1977年這段時間里，中美關系的振幅最大，超過了6個單位，但呈現的卻是一個向上的線性改善趨勢。起伏振動最劇烈的時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過4個單位多，并且震蕩起伏頻率最高。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中美兩國政府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種觀點很快就被兩國的政治人物們所接受。然而，兩國政府間達成這個共同認識卻誤導人們認為中美關系的這種重要性來自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雙方的巨大的戰略利益矛盾。

中美關系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以兩國沖突性利益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當確定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后，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為什么能夠超過中美兩國分別同其他大國的雙邊關系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當然非常重要，但物質實力并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實力長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關系的重要性從未達到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達到過冷戰后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關系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并不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比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美日是軍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沖突性利益，這使得日本能夠采取搭便車和追隨美國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因此美日關系對世界的影響就難以超越美國自身政策對世界的影響。

當前中美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重要性與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雙方戰略利益沖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雙方戰略利益存在沖突，中國和蘇聯都采取了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國不得不對其原有政策進行調整，做出妥協。而正是美國的政策調整和妥協在客觀上影響了全世界。因此，是沖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蘇關系和中美關系分別成為冷戰和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2008-2009年，中國和日本分別是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債權國，兩國對美國債權的差距月均縮小7%.然而，當時沒有人擔心日本會利用其手中的美國國債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卻經常有報道稱，中國可能會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用以報復美國的反華行為。這一事實很好地說明了，為什么中美金融關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關系。又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遠弱于日本，但總體而言，美俄關系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具有比美日關系更大的影響力，這同樣是因為俄羅斯在很多問題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國的政策。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美之間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決定著兩國的戰略關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兩個大類之下，從利益的內容和關系兩個維度出發，我們可以將中美間的戰略利益分成四種。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沖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見圖2)。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和美國都有遏制蘇聯軍事擴張的需要，這一共同利益構成了那一時期中美建立準軍事同盟關系的基礎?；パa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需要美國市場，以增加就業機會，同時美國需要進口中國制造的廉價產品，以低價格保持高質量生活水平。若以國家為單位，在2008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沖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互相指責的重要原因。對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兩國都想對南中國海實行有效的軍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實現了這種目標都意味著另一方的目標實現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來，這種對抗性利益已經引發了中美兩國在這一水域的多次爭端。

如果我們對中美戰略利益的類型做更細致的分析，就會發現在中美的全部戰略利益中，對抗性和沖突性的利益遠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見表1)。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之間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兩國在防止雙邊戰爭、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保障國際航運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則是相互沖突和對抗的。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對華武器禁運、爭奪南中國?？刂茩?、美國在東亞部署反導彈防御系統、中國武器現代化、打擊臺、疆、藏分離主義勢力、太空研發、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問題等。

在政治領域，除了在維持當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數量不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幾乎全都是對抗的或沖突的。

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維持現狀的霸權國。中國是竭盡全力爭取重新獲得歷史上曾擁有的世界主導地位，而美國是極力要保住其單極霸權地位，不想拱手相讓。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根本決定了兩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歐洲學者所說的那樣：它的(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東亞主導權、人權問題、宗教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以及社會發展模式等諸多政治問題上都存在著對抗或沖突。例如在人權問題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就美國的人權問題發布年度報告，以反擊美國在國務院全球人權年度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2010年3月，兩國政府均發布報告，相互譴責對方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體說來，兩國均受益于合資經營、擴大全球市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雙邊貿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實現經濟合作的同時，雙方也會產生沖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雙邊貿易不平衡、二氧化碳減排標準、高科技的競爭、對戰略經濟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等諸多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不斷。

在文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國堪稱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奧運會金牌總數具有競爭關系外，兩國在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有著眾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兩國高政治領域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于低政治領域，因此導致中美關系在民眾層面和政府層面呈現為兩種不同狀態。自1978年兩國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民眾和社會層面的雙邊關系一直是穩步發展，在學術、旅游、商務、體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這個層面，兩國民眾對彼此文化和民族特點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這種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影響，雙方民眾關系仍然保持著擴展和深化的趨勢。然而，冷戰后中美政府間關系則沒有這種良性互動，而是振蕩頻頻，摩擦擴大的速度超過合作。中美政府與民眾關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眾主要關心的是低政治領域的事務，即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為朋友;而政府需要關注的是高政治領域的事務，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兩國政府無法成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礎，這是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流觀點。受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中美之間有這么多的合作項目，因此雙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沖突性利益，因此中美兩國是戰略朋友。事實上，國家間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種利益中的任意一種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能夠促成積極合作，而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則可以促成消極合作，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預防性合作。積極合作的目的在于擴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極合作則主要是通過預防潛在的沖突或對抗的發生，或者限制這些沖突和對抗所產生的破壞效應，以減少相互不利利益給彼此造成的損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紀80年代共同對抗蘇聯軍事擴張就屬于積極合作，而1998年中美雙方達成核武器不瞄準對方的協議則屬于預防性合作。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就進行了大量的預防性戰略合作。所以說，當前中美合作的規模和數量大，并不能證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多于沖突性利益，也不能說明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本質是朋友。要了解雙邊關系本質，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類型上都進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極合作多于積極合作。但這已經是在現實情況下中美進行合作最理想的狀態了。因此，如果中美將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上，中美間的合作量必然遠遠小于在各種利益上都進行合作的總量?？陀^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對抗性和沖突性利益上開展消極合作。例如，兩國自1989年以來就一直未能在人權問題上開展有效的預防性合作?？陀^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兩國能夠開展的消極合作的空間要比積極合作的空間要大。然而，目前兩國已有的合作是積極合作多于消極合作，這就意味著中美之間有非常廣闊的消極合作空間。

發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的假朋友關系。一方面，中美兩國都強調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同舟共濟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過程中共同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兩國又都想讓對方為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改革多做貢獻，而自己從中能多獲益。

此次金融危機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間擁有很多的共同戰略利益。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美國在華盛頓組織召開了第一屆20國集團金融峰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的首腦悉數出席。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各國正面臨著相似的威脅，各國共同努力使全球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恢復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此外，這次峰會還就如何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如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金融危機、建立改革基礎以防止危機再次發生等展開合作達成了普遍共識。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國的奧巴馬總統和中國領導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截止到2009年秋，20國集團峰會已發表多項聲明，強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這些峰會的聲明使人們錯誤地認為，應對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將促使兩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采取聯合領導的政策。

中美關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表現出了下滑的跡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兩國正在為推動全球經濟復蘇進行聯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筆者參加了一個有6位中美人員的專題小組討論。該組的議題為美國-中國：重新制定全球議程。除筆者外，其他5位討論人都認為，金融危機為中美兩國合作創造了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因此，當聽眾提問中美將給世界提供什么樣的共同議程時，他們都給出了非常積極的回答。

然而，客觀事實是，此次金融危機給中美兩國造成了經濟打擊，并沒有使兩國互利的利益超過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兩國都有通過擴大出口恢復本國經濟的需求，這增加了兩國經濟關系的競爭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業率對于中美都是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兩國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兩國都希望能盡可能地擴大出口以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復蘇遲緩的全球經濟難以同時滿足兩國的這種相同需求。面對美國國內消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顯著增長的現實，奧巴馬政府只好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9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伙伴，面對出口增長不振的現實，美國政府和社會就將中國作為其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奧巴馬于2010年2月和3月兩次公開表示，為了確保美國商品面對的市場競爭不那么激烈，美國在對華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在與溫家寶會談時，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集中討論了中方貿易順差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問題。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另一個被廣泛誤解的概念是兩國集團(g2)。在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后，出現了g2和中美國(chimerica)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出現使人們誤以為中美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好。其實，g2擁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與美國在同一等級位置中的超級大國;第二種含義是指中國應當承擔與美國相同的國際責任;第三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能夠為世界提供聯合領導權;第四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分享著多種全球性利益。盡管g2一詞也包括了積極含義，但中國政府還是拒絕了這個概念。2009年奧巴馬訪華期間，溫家寶對他明確表示，中國不同意g2這一提法。，這不僅表明中國還沒想要分享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同時也說明中國不相信美國愿意與中國分享它的世界領導權。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發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有能力承擔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的國際責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所遭受的打擊遠小于其他大國。盡管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別實現了9%和8.7%的增長。在2010年7月，中國政府宣布其gdp總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與此同期，其他許多大國的經濟則遭受了負增長。美國gdp總量2008年和2009年相繼縮減了1.9%和2.4%.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愿意將中國繼續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則堅持自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例如，在一次關于開發一項國際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國家中不應包括中國，這一言論很快就遭到與會中國官員的強烈駁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人們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覺也就隨之破滅了。

美國不僅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希望中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能夠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為美國提供支持。例如，美國的外交官員和戰略家曾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展開過討論，探討中國是否能與美國達成一項協議，允諾其能夠像其他援助美國的國家那樣出兵阿富汗。如果協議能夠達成，這將成為奧巴馬訪華的一項政治成果。此事的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會同意達成這樣的協議，而在于美國竟然認為，在美國對華武器禁運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為美國提供此類軍事支持。盡管奧巴馬政府僅僅只是期待中國提供象征性的軍事支持，但這種期待已經足以體現出中美朋友關系的虛假性。

此外，奧巴馬的個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雙方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值，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雙方對彼此的失望程度。奧巴馬的政治性格與他的前任明顯不同。小布什傾向于對抗，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果斷;而奧巴馬則傾向于合作，在實際行動中總是猶豫寡斷。一名美國記者說，奧巴馬總是不能完成一件事，從而令各類選民失望。，他樂于向其他國家許諾合作，但卻不善于將這些許諾付諸實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戰略分析家就曾評論說：他(奧巴馬)無法兌現他的所有承諾，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個任期做不到，永遠都做不到。

為了改善被布什單邊主義嚴重損害的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一上臺就采取了多邊主義的政策。他的多邊主義包含了三項主要內容：(1)做出決定前征求傳統盟友的意見;(2)與有分歧的大國開展交流和溝通;(3)在采取對抗行動前與敵人進行對話。奧巴馬的合作性言辭提高了中美兩國認為對方會進行合作的心理預期。奧巴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他的這一決定改變了中美關系總是在美國新總統上臺的第一年就出現下滑狀態的慣有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關系的虛假性。雙方都認為奧巴馬訪華將為中美關系的實質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礎。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奧巴馬政府才會期待中國會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提供軍事支持以回報他上任當年就訪華的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奉行只許諾不行動的策略，這一策略因金融危機而愈加凸顯。奧巴馬上臺時正值美國深陷危機泥潭，急需中國的金融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自然會流露出愿意與中國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調。而中國的決策者們當然也很高興看到中美關系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如此順利地實現過渡，因而同意奧巴馬關于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共同戰略威脅的判斷，并且也認為這一共同的戰略威脅為兩國更持久的戰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奧巴馬訪華期間，中美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其中就提到：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然而，就在這份聯合聲明發表之后僅僅幾周的時間，中美兩國又都開始對彼此所采取的預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有人認為，中美保持假朋友關系有益于改善雙邊關系。然而，這種觀點既缺乏邏輯支撐，也缺少證據的支持。相反，我們卻能很容易地證明，假朋友關系的穩定性比真朋友、假敵人、甚至真敵人的關系都要差。雙邊關系的真實性取決于兩國對彼此利益關系的認知與客觀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程度。當認知與現實相一致時，雙方觀念中所認為的雙邊關系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虛假的。當兩國都以為它們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卻相反時，它們的關系就是假朋友。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兩國認為它們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時，它們的關系就是假敵人。認知與現實的不一致是導致雙邊關系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雙邊關系的穩定性主要取決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對于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見圖3)。任何國家之間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兩國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則導致兩國沖突。兩國關系的穩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敵對決定的，而是由對支持的預期和實際獲得的支持是否一致決定的。如果兩國對于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與它們實際所獲得的對方的支持之間出現了不平衡，那么雙邊關系就很容易出現不穩定，反之亦然。當兩國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時，兩國的相互支持容易與兩國給予對方支持的預期相吻合。而當兩國的相互支持與對彼此支持的預期達到平衡時，雙邊關系的穩定性就能得到較好地維持。

回顧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關系最穩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間的實質性軍事互助與兩國對彼此支持的預期大致相符。與此同時，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在共同遏制蘇聯之外，不期望能與對方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例如，那時的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期待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進行對話。與二戰后的美英關系或者美日關系相比，可能會有人對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友好關系的實質性提出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這個時期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關系最好的時期，其性質也與其他時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關系不如真朋友關系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見圖3)。然而，雙方卻不承認這個現實，也不以此為交往的基礎，而是假裝雙方互為朋友，于是形成了這種假朋友關系。當兩國假裝為朋友后，雙方都會期待對方像真朋友那樣為自己提供支持和幫助。然而客觀上，當相互不利的利益超過了互利的利益時，兩國是無法滿足對方的預期的。這樣一來，雙方會不斷因對方做出不利于己的決策而失望和不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系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當中美一致認為兩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時，雙方心里想的是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時，對方應該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但又都沒有準備在對方維護其核心利益時給予對方實質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聯合聲明中宣稱：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系穩定發展極端重要。該聲明雖然沒有明確講國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是常識。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雙方無法在雙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兩國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時并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兩國核心利益中的多數是相互沖突的。例如，由于中國將臺灣地區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臺灣從外國購買軍事裝備就成為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而美國又將中國臺灣視為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軍事盟友，于是對其提供軍事裝備就成為美國保持其在東亞地區軍事主導權的一項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視雙方結構性的戰略利益矛盾，因此奧巴馬政府誤以為，對臺軍售不會對總體的中美關系造成根本性影響。這一判斷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種觀念：(1)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都同意在兩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合作的和廣泛的雙邊關系。(2)當前的中美關系已經成熟。奧巴馬政府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f-16戰斗機剔除在售臺武器的名單之外，就足以向中國傳達出美國的合作意愿。(3)美國對臺軍售有助于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就曾表示：我認為他們(中國人)的反應不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國務院的一位新聞發言人也曾對記者說，美國對臺軍售是美國長期以來為臺灣地區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種體現，像通常一樣，我們會追求我們的利益，不過追求的方式不會影響到積極、合作的對華關系。這些言論反映出，即使美國明明知道對臺軍售是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關系使美國政府相信，對臺軍售不會影響中國與美國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來，兩國經常掩蓋利益分歧，不斷創新友好言辭并在短期內恢復假友誼。例如，為了修復雙邊關系，奧巴馬在批準對臺軍售僅兩個月之后，就對中國領導人說，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不過雙方都明白這一承認并不意味著美國會停止對臺軍售。這種雙邊關系的迅速改善并沒有解決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發的各種沖突，而只是將這些沖突暫時地掩蓋起來。中美之間有著許多暫時被擱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勢下凸顯出來，再次引發中美之間的新一輪爭吵。假朋友關系的國家發生爭吵的頻率遠遠高于真朋友關系的國家。在1990-2010年的這20年里，中美關系和日美關系的差異可支持這個判斷。

假朋友關系也不如真敵人關系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關系的國家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高于真敵人關系的國家(見圖3)。當兩國互視為敵，它們對彼此間合作的預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沒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雙方的敵對政策都是在對方預期的范圍內的，所以雙方都已做好對方做出對己不利決策的思想準備，而不會因對方的敵對政策產生失望或不滿。由于雙方都不期待對方會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對方采取的政策對己無害，雙方都會滿意于對方的政策。不僅如此，由于雙方不僅不會期待雙邊關系的改善，而只是隨時準備雙邊關系的惡化，這又減少了許多預料之外的負面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降低了雙邊關系繼續惡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敵人關系的國家會比假朋友關系的國家更難改善雙邊關系。當然，前者雙邊關系是穩定地保持在敵對關系的水平之上。盡管真敵人關系不如假朋友關系友好，但前者的穩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時期，中美關系已經壞到很難有什么事件能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程度。美國空軍在進攻朝鮮的同時，也頻繁轟炸中國港口城市丹東，但當時的任何一次轟炸對中美關系所造成的惡化都沒有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對中美關系所造成的惡化程度那么嚴重(見圖1)?？梢姡r戰爭時期中美兩國間的敵人關系是多么的穩定和難以改變。美國與伊朗自1980年斷交以來，兩國關系的穩定性類似于朝鮮戰爭時期的中美關系。

假朋友關系也不如假敵人關系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敵人關系的國家在改善雙邊關系的機會方面會多于假朋友關系的國家。假敵人關系的國家之間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們所意識到的多(見圖3)。假敵人關系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雙方卻視彼此為敵人的關系。假敵人關系的國家對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較低，但客觀上相互有利的利益會促使它們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敵人關系中的一方常常會驚訝于對方所做出的某種妥協超越自己預期的合作之舉。這就是為什么假敵人關系的改善空間大于假朋友關系。

為了共同遏制蘇聯的軍事擴張，1971年，毛澤東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握手。盡管中美兩國直到1978年才完全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間，兩國已經在客觀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礎上開展了戰略合作。這一時期中美沒有正式外交關系，因此不會將對方視為朋友，但不斷發生的雙方預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卻在客觀上培育了兩國的友誼。例如，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訪華期間曾向中國周恩來表示，美國將減少售臺武器的數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聯絡處。

美國的這些意圖和舉動超越了中國的預期范圍。毛澤東在得到有關報告的當天，就立即授權周恩來著手開展相關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當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親自對基辛格說，他自己很贊同在中美兩國首都設立聯絡處這一想法。冷戰后中印關系的性質也是假敵人關系，因此雙邊關系出現了不斷改善的現象。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評中美的假朋友關系，而是要探究為什么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如此跌宕起伏，進而試圖找到一種能夠幫助兩國實現可持續合作的方法。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無論互利的利益還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為兩國合作的基礎，但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一旦高于實際雙邊關系就會出現不穩定，反之則不斷改善?；谶@一理論認識，本節將分析并提出中美兩國降低不現實預期和發展可持續合作的具體路徑。

中美兩國外交努力應集中于擴大客觀的互利利益，而不應專注于創造悅耳的新概念。學界諸多學者認為，只要中美擴大交流溝通，就能減少誤解，于是兩國關系就能向著積極的方向不斷發展。例如，一位中國學者就認為，戰略互信是一種觀念，不完全取決于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由意圖及對意圖的判斷決定，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也因此具備可塑性。但是，持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中美聯合聲明%將中美關系界定為戰略伙伴，但卻并不能阻止中美關系在2010年的惡化，而這次惡化就發生在奧巴馬簽署這份聲明后僅一個月的時間內。建構主義的觀點既不能解釋過去20年里為什么在中美兩國交流領域和頻率都提高的情況下雙邊關系依然沖突不斷，也解釋不了2010年中美關系時起時伏的現象。

在2010年4月中美兩國首腦通電話之后，許多負面事件都說明，加強雙邊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關系。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中國領導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訪問華盛頓，參加由奧巴馬主持召開的核峰會，并在與奧巴馬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了旨在改善雙邊關系的五點建議。繼此次中美峰會之后，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分別由中國國務院副王岐山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肆诸D為首的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各種可能的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討論。然而，這些交流和對話都無力阻止新沖突的再次發生。在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后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請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軍方領導人還就雙方軍事關系的中斷發生了公開爭執。6月底，中國領導人在多倫多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上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交流和溝通，但奧巴馬卻在其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對天安號事件置若罔聞。7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對美韓在黃海的聯合軍事演習提出抗議。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擴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擴大根基容易。筆者認為，中美在開展可持續合作之前，應首先努力擴大互利的利益。穩定雙邊關系的政策對雙方都有利。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中美關系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綜合國力遠大于中國。同樣，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兩國關系的穩定也是沒有意義的。維持兩國關系穩定的目的應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某些中國的評論家卻顛倒了這一邏輯，認為穩定與美國的關系是最高目標，中國應付出一些國家利益來實現這一目標。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國就應同意美國售臺武器，以實現中美關系的穩定。然而，以這種代價換來的所謂的中美關系穩定對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美關系能否持久穩定實際上是由雙方的互利政策決定的。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系的未來取決于中美雙方的政策，而不僅僅取決于中國一方。

筆者曾提出，如果中美兩國能夠以明確戰略取代模糊戰略，中美關系將會變得比現在穩定。與此同時，一位美國學者也提出，為了實現相互確保的穩定性，奧巴馬政府應該放棄對華的遏制與接觸政策，而采取一種共同演進戰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進而說道：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我們面臨著兩種選擇，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進。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確保穩定之中，后者將是我們未來與中國關系的明確特征，就像相互確保摧毀曾是當年我們與蘇聯關系的特征一樣。筆者并不同意這位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共同演進戰略，因為這種戰略試圖在考慮這些(全球)新規則時將中國置于美國的一側，，我們很難想象，中國在諸多全球問題上會像日本那樣忠實地追隨美國。不過，筆者認同他所做出的關于中美關系緊張是不可避免的判斷，也同意他所提出的，為了穩定當前的中美關系，我們需要借鑒冷戰時期美蘇實踐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思想。?盡管目前的中美關系在很多方面的特點都不同于當年的美蘇關系，但在權力競爭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利益關系不同，因此依據不同領域利益關系的特殊性決定雙邊關系的性質，將能較好地服務于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中美應將文化關系界定為真朋友，這有助于發展兩國在教育、體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的友誼。中美在文化領域的互利利益遠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兩國應把培養文化友誼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中國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別與法國和俄羅斯建立了政府間的文化節活動。中國、法國、印度三國每兩年都會在本國主持一次對方文化的慶祝活動，比如在俄羅斯或印度舉行完中國文化節一年之后，中國會對等舉辦俄羅斯或印度文化節。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關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層級卻低于中俄或中印，雙邊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間層面。政府間的文化關系在維護雙邊關系穩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間文化交流的。例如，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協議能防止兩國在出現新分歧時任意增加發放對方公民入境簽證的難度。

中美可將經濟關系定位為商業伙伴，這有利于雙方進入對方市場和吸引對方投資。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還有著巨大的拓展潛力。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將中美兩國界定為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s)。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誤導人們認為中美之間有著廣泛的共同戰略利益，誤以為中美是同一買賣中的共同投資者。仔細考察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利益，我們會發現，這些利益主要是互補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補利益關系是指兩國能夠滿足對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滿足的。例如，美國可從東盟國家進口玩具取代中國玩具以滿足國內需要，而中國可以用歐元取代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鑒于中美經濟合作主要是以互補利益為基礎，因此互視為商業伙伴是較好的政策選擇。商業伙伴的黃金法則是公事公辦，用中國的俗語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兩句話的最終指向都是商業伙伴并非朋友。這種關系定位能保持兩國間的距離感，從而降低雙方期待對方提供優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國做好了被美國界定為貨幣操縱國的準備，而美國也認為中國不會顧及美國的壓力而調整其匯率政策，那么雙方就都不會因在匯率上的沖突而產生失望情緒，反而有可能討論出一個雙方各自都妥協的匯率標準。

中美政治關系可界定為政治競爭者，這有助于避免許多預料之外的雙邊或多邊政治沖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這使得兩國難成政治朋友。

因此，為了減少預期之外的沖突，兩國都應將對方明確地界定為政治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明確它們之間存在著崛起國與霸主國之間的天然競爭關系。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其全球主導權，而中國的目標則是恢復其原有的世界主導地位。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中美無法避免政治競爭。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快于美國，在向世界提供發展模式問題上就必然會形成競爭。彼此明確為政治競爭對手，至少在兩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關系的穩定：其一，兩國能達成明確的和平政治競爭協議，以防止雙邊戰爭的發生;其二，兩國將逐漸習慣對方做出對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會將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預期的范圍之內。盡管這無助于增進雙邊政治關系，但卻能夠防止不友好的政治關系進一步惡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個不太友好但穩定的政治關系遠比一個起伏不定的假朋友關系更有利于中美雙方。

中美軍事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為彼此威脅者，這有助于促進消極合作，降低雙邊軍事沖突發生的危險性。在傳統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國至今仍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這一事實說明了兩國間強烈的威脅感。中美軍事關系還達不到競爭對手的水平，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10年之內都還難以趕上美國，目前雙方在軍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競爭。鑒于兩國在軍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種對抗性的關系，因此承認兩國在軍事上的相互威脅性有助于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雙邊軍事關系的穩定：(1)能夠降低彼此對合作的心理預期，從而不至于因對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五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明顯的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另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發展。就中美當前的關系來說，是處于一個蜜月期，但問題與沖突同樣存在。因為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況來看，還在意識形態，政治影響，經貿摩擦等方面存在問題。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關系取得良好開局。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復雜而深刻的變化之中，國際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和深化，各種全球性挑戰明顯增多。中美無論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推動恢復世界經濟增長方面，還是在處理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都擁有更加廣泛的共同利益。當前中美關系正站在新的起點上，面臨重要發展機遇。兩國應該而且能夠攜手努力，共同建設２１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

記不清到底是從哪里看到的一種觀點：所謂國家關系，主要是指政府間關系，尤其涉及介入外交關系的某些人士：領袖人物、政府官員、外交人士，以及非官方的幕僚（主要是學術界人士）和新聞記者。兩國間關系越多，相互依賴也就越深。然而不管深到何等程度，兩國關系的實際發展總是無法預測的。于是自己也開始思考中美關系的種種現象與其背后的原因。經過在網上進行的有關資料的查找，我對中美關系的現狀有了一些了解，并開始思索中美關系的未來。

中美雙方始終是一種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爭的關系。

我國正處于經濟相對快速發展的時期，因此我們渴望擁有一個和平的，繁榮的國際環境與經濟環境，所以我們真誠地希望能夠發展好中美關系，以展開更多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發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國處于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其政府更關心維護國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國現階段的對華戰略方針應該在大體上維持現狀，盡量將中國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軌道，同時防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

事實上，美國從來也沒有放松對中國的監視，震驚中外的中美撞機事件還令我記憶猶新，但更令我吃驚的是，美國事實上已經多次秘密派遣偵察機侵入我國領海上空進行間諜偵察，這些飛機利用先進的裝備，在別國的阻截機達不到的高空飛行，并偷窺我國的重大機密。那架ep-3軍事偵察機上竟然安裝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監聽設備，能夠根據監聽到的人的聲音判斷說話人的身份。據說甚至能夠分辨出是誰打的噴嚏。

以現實政治的觀點來說，不管一國的意識形態如何，只要其國家實力強大，都會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國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國也不會例外。所以從國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慮，中美之間的國家戰略是有結構性矛盾的，也就是說中美關系在合作中會有對抗，在競爭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國際體系，中國也只有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下才能夠和平發展。

展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國土小，人口也少，這樣的成就不算偉大，但當中國能從第三世界發展成第一世界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偉大”。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六

中國正處于經濟較快發展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繁榮的國際經濟環境。因此，我們真誠希望發展中美關系，開展更多的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合作，發展自己。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中美作為當今21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指明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日前，美國國務卿克里第二次訪華，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劃中美高層交往與中方對表，讓人對中美關系發展充滿期待。另一方面，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攜母親還有女兒進行為期一周的訪華行動，雖然她們本次的訪華不談論政治，但從一定的程度來看，這也是中美關系友好的一種表現。

然而俗話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關系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近期美國一些高官接連在釣魚島、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拉偏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矛頭直指中國。這些言行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美方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仍然“心存雜念”，又無形中增加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擔憂。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局面，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大國相處之道最忌出現戰略誤判。中美合作，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由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搬。中美差異巨大，矛盾分歧難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肯定會面臨各種干擾。我們都應該知道行勝于言，雙方應把共識轉化為行動，跨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覺得兩國應該：一、探索擴大經貿合作的新途徑。兩個“巨無霸”擴大合作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估計又會超越歷史的想象。雙方應抓住機遇，拓展合作領域，打造合作亮點，提升合作境界。二、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秩序。歷史是面鏡子，既可以折射現實，也能夠昭示未來。三、是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中國歡迎美國為亞太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要尊重中國在周邊及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雙方才能共同創造繁榮與穩定的亞太新世紀。特別是在涉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問題上，美國應明辨是非，謹言慎行，避免對外發出矛盾和錯誤訊息。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雙方應該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加強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必須服從世界市場，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兩國的區別僅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領域依然占據著強有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優勢，則集中在世界經濟的物質基礎領域。只有中國不再拒絕普世價值，而學會遵守國際法則，按理出牌，開放自強，才能永續發展下去。更重要的是，盡快摒棄“對抗思維”和“陰謀論”，拋棄一些冷戰時期洗腦式的敵對宣傳，重新擁抱美國融入世界。雖然中美在雙邊及經濟領域存在著諸多摩擦，但世界發展的主流是共同發展，合作，走向共贏，作為全球大國的雙方，我們不能分道揚鑣，轉而對立，畢竟代價實在是雙方都支付不起的。雙方只要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尋求和擴大共同點，加強雙方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為21世紀中美穩定健康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景。

在過去40年間，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同屬于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里“一個相互連接的船隊”，這構成了中美兩國關系的基礎。在這個階段，中美之間是博弈式的共生的關系，博弈的焦點在美國是否尊重中國主權和能否保持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體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國不愿再讓中國搭船，中美關系正在發生從美式全球化體系的“一個船隊同行”向“兩條船并行”的質變。從近期看，這種裂變無疑會嚴重沖擊中美關系的穩定。

幾十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先后經歷了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建交后的“接觸戰略”和新全球化時期的“納入戰略”。如今，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經歷重大調整。這一調整是美國政界精英根據全球格局變化、中美力量消長和美國生態及利益變化的謀定之變，也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進行了數年大討論的結果。

斗爭與博弈是中美關系的基調

在今天的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本土集團與跨國集團正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嚴重沖擊著中美關系的穩定。無論是金融資本，還是產業資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給中美關系制造麻煩作為打擊對手的手段。內政決定外交，美國政客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不斷給中國制造危機，就是要以此為手段，塑造全球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環境的預期，以保證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從中國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區流向美國；同時，要爭取把中國逐出原有產業鏈，為制造業回歸美國創造條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間發生動蕩與風波將成為一種常態。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關系已經疏離，而并行共存的新關系尚未確立的階段，是中美兩國最難相處的時期。

中美關系將進入一段危機頻發的“動蕩期”。從當下的國家生態看，美國是一個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國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資本收益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實體經濟國家提供的國家剩余價值。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實體經濟國家，是世界實際財富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也為美式全球體系的持續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的基本經濟政策是，將中國作為制造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但要阻止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遏制中國的發展，以維持和確保對美國最為有利的垂直分工體系，從中國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體系無法解決國內的利益分配問題，導致美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政治對立。為迎合本土民眾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各種激進政策，以恢復實業并取悅民心。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發展實業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需要數代人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特朗普要恢復的“美國制造業”，是要扭轉近半個世紀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方向。

中國在經濟上將逐步脫美化

2008年危機爆發后，不斷追求美國資本最大化增值的虛擬資本主義的模式難以為繼，原有的美式全球化體系雖然可以為美國跨國資本帶來巨大利潤，卻無法解決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下降、債務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嚴重、族裔矛盾尖銳等大量經濟社會問題。

裂變與并行：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中美之間，將會因體系裂變與并行體系出現等等，導致形成中美新關系，中美關系裂變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國國內生態分化導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資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國與產業資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國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推舉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內外政策。存在尖銳矛盾的“兩個美國”，都想通過打壓中國來獲取民眾的支持。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的發展，出現了把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趕出去的認識與行動。美國這么做，不但沖擊和破壞了世界現有產業鏈體系，同時撼動了共存于一個經濟體系的中美關系基礎，基礎的撕裂必然導致中美關系的“裂變”。

可見，中美經濟基礎的裂變，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將建立起獨立于美國之外、與之并行的新體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賴自身完整經濟結構和市場、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的中國，逐步擺脫在原有垂直分工體系下的底層地位，引領主要由一帶一路國家構成的泛亞體系，在世界范圍與美國主導的泛美體系、德法主導的泛歐體系并立并行。未來的全球圖景，將是若干個區域體系共存與并行的世界。中美關系將擁有一個全新的基礎。長期來看，中美兩個大國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處。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國際關系，沒有之一！

中美兩國如何相處，決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勢，但這取決于雙方如何定位彼此的關系。

二戰之后，中美之間一直維持著一個大體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鮮戰爭這種雙方直接交戰，都沒有延伸到對方本土。

也正是這種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狀態“，維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時間到了2014年，中國的gdp首次達到了美國gdp的60%，2018年達到約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國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這可是美國一貫的警戒線！

上世紀，美國對對手有兩次出手，都是因為這個60%。

第一次是蘇聯的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美國對蘇聯加大遏制，導致其最終解體。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引起美國警覺，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為這個60％，美國近幾年開始對中國頻頻發難！

這絕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

二戰后的美國，靠著美元霸權、軍事霸權開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游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制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似乎，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著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于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干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板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板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系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國”等和諧說法。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著極端的不平等，我們不能總是拿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因此我們有了c919。

中國不可能一直為他人作嫁衣，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肯定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來。

一句話，“打工者”有了余錢，總要自立門戶的。美國人肯定也清楚這一點，一廂情愿的“中美夫妻論”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最客觀描述。

對中國來說，一個國家要維護人民利益，必須對內愛民與對外反霸雙管齊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屬于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為什么這么說?

中國財富生產能力，2010年就超過了美國，2018年更是超過了美日德之總和。創造這么多社會財富，但以gdp一衡量，我們就變成了第二，財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國通過金融霸權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記得以前與群友討論時，參照華為做過評估。如果中國不被國際金融寡頭盤剝，中國人均年gdp起碼在30至50萬人民幣之間。現在多少？只有區區幾萬！

一邊吸食中國人民的勞動血汗一邊嚷嚷自己虧本了，這就是西方壟斷資本的嘴臉。所謂毛衣戰，討論的只不過是吸多點吸少點而已。

中國要做的，就是通過終結美國金融霸權，改變世界舊體系，建立國際新規則，把被美國利用舊規則拿跑的那部分奪回來，造福中國人民！不打破美國霸權，中國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國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說，中國是自愿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如wto)，盡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但“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現在，就是中美關系轉變的歷史性關口。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幾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實則加拿大當年就內嵌于“大英帝國”之中），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著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斗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淀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于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于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來構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國便在這幾方面著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在內外方面大政頻出，令人頗有目不暇給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邏輯，便會發現實際上都是按既定“劇本”來上戲碼，太陽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還有大力發展區塊鏈技術，這些顯然都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布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近期有未經核實的報道說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建國70周年大閱兵高調展示東風41、東風17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這點我們后面還要談到。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2017年1.76萬億，投入之巨，已僅次于美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科睿唯安共同發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報告，在10個大學科領域里，美國表現突出，中國穩居第2，而在143個研究前沿中，中國取得了24個前沿的領跑位置，美國則領跑87個前沿的發展，差距雖然很大，但中國追趕速度卻非常之快；而在經貿戰中被熱炒的“中國制造2025”，則聚焦智能制造、工業強基、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5g、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十大領域，直指世界制造強國的目標——盡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還有文化價值方面：“中國方案”不斷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目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著著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可以說，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里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愿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既是中國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官方宣言，也內蘊著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富裕階層不斷擴容，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貧富、城鄉、東西部三大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積，且不時有尖銳化表象。而要緩解乃至消弭社會矛盾，在注重公平正義、做好存量財富分配的同時，獲取增量財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此，將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觸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間內獲取資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為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而中國的繼續發展，將會極大沖擊現狀：產業鏈條分工的修正與再構，資源產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轉移，等等?？傊痪湓挘瑫砣蛘谓洕刃虻膭∽儭绻皇穷嵏驳脑?。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并尋找因應之道的。

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來由。

中國要變，美國要變，世界要變！

中國的高速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布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使得中美關系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現在論及中美爭端，無論是所謂的專家，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動輒就端出意識形態、價值文明、法律體系、民主威權這套“高大上”的話語來加以詮釋論證，走得遠的，甚至對中國現狀口誅筆伐、墮入國內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緒宣泄中。

中國現階段，固然問題多多，一味沉溺于“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虛火上升當然貽笑大方，但看不到進步，以為處于暗無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師”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

顯而易見，美國現階段的最大國家利益，便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戰略挑戰”甚至是“威脅”。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說，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么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群，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紀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紀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則是2.45%或2.55%。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著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很簡單，蛋糕就那么大，搶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戰后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它們搶得了一些奶酪，其實這些國家或地區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從本質上說，二戰后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么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中國人擺脫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這毫不夸張。

然而，這一踏踏實實、穩步推進的偉大理想，足以讓既得利益者“恐怖”！因為世界的大蛋糕，中國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看看數據吧！

2009—2015年，6年時間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了17%，而中國增長了52%，美國只增長了6%，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的57%是中國貢獻的。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額，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另外中國的高鐵、電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句話：后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系，將從互惠變為沖突。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于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復著一句話：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p>

這么詩意而又朦朧的語言，美國人大概率是聽不懂的。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沖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于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么讓渡你利益？如果美國人不接受你這套，那你就是一廂情愿地真做夢了。

中國會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稅”，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

所以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著“止戈為武”“以戰止戰”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比如，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稅，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令美國心存忌憚。

“一帶一路“上有強盜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嗎？古人尚且知道要請鏢局，大英帝國的強大海軍為殖民地貿易保駕護航，今天美國霸權的三大基石無非是美軍+航空母艦+美元，今后我們也要持劍經商。持劍經商，確保勝利果實，就需要海外根據地，槍桿子里出利益，這話用在這沒錯！

這便是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原因，即構筑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后，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么“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國向世界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過程中，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村、一個小區，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覺悟都非常值得稱道。

就連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都說道：“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p>

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全民封閉”期間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沒有太大的影響——沒有出現生活物資短缺、也沒有出現社會動亂。

您要知道這次事件并不是預定好的，而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試問：如果我們有意識的進行準備和預防，中國能夠堅持多久？

由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在這個世界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只有中國。

從根本上講，這些都源于中國的治國體制正在煥發出的巨大優勢，中國的舉國體制已經讓美國、歐洲羨慕不已，我們要辦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級的體育盛會，航天科技，集中的決策機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歐美國家光國會、議會無數次的開會、辯論、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國的高鐵、航天、基建等領域的發展速度，再看看美國的市政建設，肯尼迪國際機場的道路，就知道美國的決策機制與效率有多低。

比過了當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認為最好的體制之后，別的體制就不用比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游哉，陽光、沙灘、比基尼，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糊口。這和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干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其次，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財富流向必將重塑，西方普世價值神話必將破滅。

當前，我們正處于國際、國內大歷史周期偉大切換的關口，舊秩序的碎裂聲、新秩序的號角聲不絕于耳，我們看到的國內國際大調整、大動靜、大風浪，不過是新舊秩序轉換的副產品。

中美大變局，世界大變局，看似很慢，其實進展遠比我們預想來的快。

非常慶幸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得以親歷與民族一起蕩氣回腸！

本文系盤古智庫顧問、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周力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辦的重陽論壇第四十七期“大變局下，中俄何為？”上的觀點內容整理，文章來源于“中評社”、“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

”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不只是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惡所致，也反映出美國社會上層精英比較一致的看法。主張對華政策強硬再強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還包括美國國會兩院，可以說是美國整個執政當局。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

第四，中方愿通過平等和建設性對話，把中美關系拉回到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上。同時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強權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維護自身的正當發展權益和民族尊嚴。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七

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進口大型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分別采取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別征收最高稅率達30%和50%的關稅”。

20**年3月23日，中國商務部發布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并征求公眾意見，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以平衡因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給中方利益造成的損失。

20**年4月16日，中興通訊遭美國商務部開出的“7年禁令”：未來7年內，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出售硬件、軟件或技術服務，直到20**年3月13日。

20**年4月25日，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美國三大政府機構司法部、財政部和商務部正對華為展開調查，調查后者是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華為已經收到來自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的行政傳票。

中美對待貿易戰的態度

中方態度：中國政府一貫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貿組織成員采取的貿易措施，都應該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格局下，打貿易戰沒有前途，沒有贏家，只會雙輸。但不畏懼貿易戰，中方會堅定不移威武國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對待貿易戰的態度

美方態度：參考消息網4月24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23日報道稱，在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證實他正考慮訪華就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摩擦進行磋商之后，中美兩國若能重啟正式談判，將標志著雙方貿易僵局得以化解。

報道稱，美方對華的示好姿態反映出美國政府內部在應對中國問題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聽取雙方意見。

中美關系的實質

實質就是中美各自國家利益的關系

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利益沖突是矛盾的根源。

國際分工體系是由各國制造業水平所決定的，是各國實力的真正較量，也是各國創新能力的集中體現!

而美國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國的制造業上。

從中美關系的實質到貿易戰的實質

現在并不是中美貿易最失衡的時期。從圖2可以看出。貿易逆差占美國gdp份額在20**年達到最高，百分之六點幾。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占美國gdp比重雖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貿易問題只是美國打壓中國的借口。而且美國最近經濟形勢向好，解決逆差問題也并沒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國301條款對中國實行懲罰措施的產品，這些中國產品并沒有競爭力。

從中美關系的實質到貿易戰的實質

反過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占中國的比例曾經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后的幾年里一度達到了200%-300%，但那個時候美國并沒有對中國進行貿易威脅。20**年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占中國貿易順差的比例僅僅只達到了50%左右，因此從中國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已經廣開商路，對美國市場已經沒有那么大的依賴。所以，即便有貿易沖突，中國也沒有那么害怕了。20**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值大概5100億元，只占我國gdp的百分之二點幾，因此可以說，現在并不是一個特別嚴峻的時刻。

從中美關系的實質到貿易戰的實質

從增加值角度來看，中美貿易的“拳頭產品”不一樣。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電子產品、手機、電腦以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如兒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幾類加起來已經占到中國出口美國的30%以上。

但美國重點打擊的顯然不是這些加工貿易品，它怎么會打擊自己需要消費的產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場準入，開放其他高附加值產業，是以知識產權保障為前提條件的產品，因此美國此次301也是打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旗號。

貿易戰背后的思考

制造業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意義

制造業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不僅是技術創新和擴散所導致的供給增長源泉，而且是創造就業機會所導致的需求增長的載體源泉。

哈佛大學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制造業對于國民經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該部門直接創造了多少經濟價值，更體現在它對于國民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作用。

但是今年來，美國的制造業近年來競爭優勢加速下降。與之相比，20**年中國奪得制造業規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國務院明確提出20**年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達到甚至趕超美國和德國的水平。

美國政治精英開出精算的處方：讓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國博弈——國際地位——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

美國

挑起中國周邊事端，給中國制造壓力

從貿易戰到技術戰，獲取市場準入

直接動武打擊敘利亞，左右伊朗局勢

簽署《xxx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國

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化的初始階段，從區域化到全球化。

互聯網+全產業融合

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

中國原油期貨在20**年3月26日于xxx期貨交易所掛牌交易……

中美關系未來展望

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顯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決貿易逆差問題,而是要通過經濟對立形成對中國經濟遏制的絕對優勢,尤其要遏制中國在關鍵科技與技術創新領域的發展潛力,從而在長期經濟對立中逐漸消耗中國在經濟上的國力,遏制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動機。

中美之間的國家戰略是有結構性矛盾的，也就是說中美關系在合作中會有對抗，在競爭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國際體系，中國也只有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下才能夠和平發展。

中美戰略競爭關系是在全球化新時代中不同國力發展階段的兩國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不對稱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潛力而非沖突本質的“新型戰略競爭關系”。

在目前的情況下，中美關系呈現的是一個斗而不破的局面

2022年中美關系分析

2023年中美關系預測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八

2017年中美元首實現多次互訪，來往頻繁，從中可以看到中美關系發展的實際情況要優于預期?？陀^上來講，鑒于朝核、環保、穩定、國際金融市場、控制疾病傳播等一系列議題的存在，中美雙方關系相互依存度依然很高。而從主觀方面來看，中國為雙方關系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4月份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國內施政并不順利，在此背景下*****與特朗普總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隨后雙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11月份，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訪華受到“國事訪問+”的超高規格接待，美方隨團企業與中國公司簽署2530億美元的巨額大單，創下世界紀錄。這一年雙方關系的良好互動使得彼此之間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偠灾?，2017年中美雙邊關系發展態勢高于預期，中國塑造雙邊關系的能力得以提高，改變了原先完全由美國主導的局面。

未來中美關系發展局面或更加復雜，原因在于出現了新的背景。

第一，美國國內政治分裂擴大，社會整體呈焦慮狀態，導致美國在國際社會喪失了部分自信，其他國家及地區很難揣測其意圖，相互交往的不確定性增加。

第二，隨著國力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及話語權逐漸提升，在國際舞臺中國日益呈現出開放自信的狀態。

第三，隨著冷戰結束，中美關系一定時期內走向以雙邊為基礎的正常軌道。而目前，諸如朝核、日本、印度、越南等影響雙邊關系的第三方因素卷土重來，無疑給雙邊關系增加了復雜性。

目前，影響中美之間關系的首要議題是貿易。2018年11月份美國將面臨中期選舉，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會適時打出貿易牌以此來滿足各自的政治需要。因此，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或比2017年嚴重，由口頭沖突上升為實際行動。其次，朝核問題將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熱點。朝鮮導彈技術突飛猛進已經觸及美國的紅線，2018年將成為朝鮮問題攤牌的一年，最終結果談判還是打擊都將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轉圜點。可以說貿易和朝核這兩方面是中美雙方在2018年迫切需要面對和處理的棘手問題。除此之外，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美國最新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重新定位中國的問題都將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潛在風險。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九

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外部關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戰。尤其是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同時國際局勢也處于一個風云變幻中并產生了新的挑戰。中國如何正確認識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尤其是正確處理中美關系，認識到中國和美國新型大國關系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隨著6月7日和8日，*****和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的進行，中美關系再一次成為了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以此從新起點下的習奧莊園會晤為出發點去看當前中美關系發展的新形勢，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的，又符合國際形勢的政策和戰略就顯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體所說:“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p>

(一)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個寒冷的冬天迎來了一場“破冰之旅”?！拔沂强缭教窖笈c中國人民握手。”美國尼克松總統在機場主動和周恩來總理握手時激動的說道。同樣一個冬天，1979年，鄧小平訪美，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握手的時候說道:“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p>

從1972尼克松訪華到后來的歷任美國總統的訪華，從1979年鄧小平訪美到1997年、200年江澤民訪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錦濤訪美，再到現在***和奧巴馬同時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會晤，40多年以來，中美兩國的主要領導人都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交流，這使得中美關系有了新的機遇，為將來兩國的長足發展創造了條件。

6月7日、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緊緊圍繞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重要議題，分別從兩國自己的國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關系下的國際關系及其熱點問題進行了溝通和交流。這次會晤增強了兩國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對中美新型關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

“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敝忻纼蓢鴺嫿ǖ闹忻佬滦完P系究竟是一個這樣的宏偉藍圖呢?以此對于中美新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解釋也成了本文的一個重點。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通俗一點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國關系。新型的中美大國關系是不同于美蘇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同時也和冷戰結束后的同盟國關系是有所區別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龐中英教授認為:“基于規則的游戲可以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新路徑?！边@也就是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在新的起點和新的形式下中美兩國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互贏”正常國家關系。

(一)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實屬不易

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和美國在為解決兩國的正常貿易等問題花費了許多的財力物力。但是，貿易關系問題和兩個國家的新型大國關系問題相比而言就顯得難度更大了。其實，當前中美兩國都已經認識到了中美關系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中美兩國關系對于雙方而言即重要又復雜。我們知道，中美兩國聯合也不可能把國家社會上的所有問題解決好，但是我們也要承認的是，如果沒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下的合作和聯手，國際社會上的大多數問題也是無法得到解決的。雖然從上述關系的論證可以知道，中美兩國的合作以及新型國家關系的形成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是實屬不易的?，F實關系的復雜性也迫切要求兩國能夠不斷提高合作共贏思想。

(二)從習奧會晤看中美關系的復雜性

“習奧會”的三大細節表露出當前中美兩國關系的復雜性。這三個細節分別為:“會晤前進行了密集的溝通”、“兩國元首交流的口語化”、“***只住在莊園附近的酒店”。第一個顯示了中美兩國為此次會晤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第二，“口語化交流”更是體現了“不看稿外交”已經開始進入中國的國際外交領域。而第三個則再次體現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實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種若即若離的關系現狀。

習奧莊園會晤時間、地點和形式的特殊性，成為了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大創舉，但同時也反映了新起點下的中美關系機遇與挑戰并存。要知道國家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的主要國家，地區性緊張問題還在繼續，而中美關系也是處于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性重要階段。對于中美關系的機遇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認為，現階段全球還是處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需要同舟共濟?！爸忻辣还J為世界經濟的兩個引擎。在困難的時候如果兩家能夠聯手推進，應該有助于整個世界經濟盡早擺脫危機?！敝忻纼蓢鴳摽吹绞澜缇謩萁o各自國家所帶來的外交機遇，但是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美兩國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近幾年美國重返亞太的高調行動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挑戰，所以作為一個過渡性重要階段，挑戰是在所難免的。

中國當前正處于一個高速發展并且充滿機遇的好時期，抓住此次“習奧會晤”的契機，不斷積極主動地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相信這樣可以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再次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更加強有力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袁征.中美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中前行[j].國際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

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外部關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戰。尤其是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同時國際局勢也處于一個風云變幻中并產生了新的挑戰。中國如何正確認識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尤其是正確處理中美關系，認識到中國和美國新型大國關系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隨著6月7日和8日，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的進行，中美關系再一次成為了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以此從新起點下的習奧莊園會晤為出發點去看當前中美關系發展的新形勢，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的，又符合國際形勢的政策和戰略就顯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體所說：“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

(一)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個寒冷的冬天迎來了一場“破冰之旅”?！拔沂强缭教窖笈c中國人民握手?！泵绹峥怂煽偨y在機場主動和周恩來總理握手時激動的說道。同樣一個冬天，1979年，鄧小平訪美，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握手的時候說道：“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p>

從1972尼克松訪華到后來的歷任美國總統的訪華，從1979年鄧小平訪美到1997年、200年江澤民訪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錦濤訪美，再到現在習近平和奧巴馬同時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會晤，40多年以來，中美兩國的主要領導人都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交流，這使得中美關系有了新的機遇，為將來兩國的長足發展創造了條件。

6月7日、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緊緊圍繞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重要議題，分別從兩國自己的國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關系下的國際關系及其熱點問題進行了溝通和交流。這次會晤增強了兩國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對中美新型關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

“伴隨著中國、美國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的落幕，怎樣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條會晤的主線變得更加清晰了。”中美兩國構建的中美新型關系究竟是一個這樣的宏偉藍圖呢？以此對于中美新型關系的概念及其內容解釋也成了本文的一個重點。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通俗一點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國關系。新型的中美大國關系是不同于美蘇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同時也和冷戰結束后的同盟國關系是有所區別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龐中英教授認為：“基于規則的游戲可以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新路徑?！边@也就是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在新的起點和新的形式下中美兩國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互贏”正常國家關系。

(一)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實屬不易

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和美國在為解決兩國的正常貿易等問題花費了許多的財力物力。但是，貿易關系問題和兩個國家的新型大國關系問題相比而言就顯得難度更大了。其實，當前中美兩國都已經認識到了中美關系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中美兩國關系對于雙方而言即重要又復雜。我們知道，中美兩國聯合也不可能把國家社會上的所有問題解決好，但是我們也要承認的是，如果沒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下的合作和聯手，國際社會上的大多數問題也是無法得到解決的。雖然從上述關系的論證可以知道，中美兩國的合作以及新型國家關系的形成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構建中美正常大國關系是實屬不易的?，F實關系的復雜性也迫切要求兩國能夠不斷提高合作共贏思想。

(二)從習奧會晤看中美關系的復雜性

“習奧會”的三大細節表露出當前中美兩國關系的復雜性。這三個細節分別為：“會晤前進行了密集的溝通”、“兩國元首交流的口語化”、“習近平只住在莊園附近的酒店”。第一個顯示了中美兩國為此次會晤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第二，“口語化交流”更是體現了“不看稿外交”已經開始進入中國的國際外交領域。而第三個則再次體現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實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種若即若離的關系現狀。

習奧莊園會晤時間、地點和形式的特殊性，成為了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大創舉，但同時也反映了新起點下的中美關系機遇與挑戰并存。要知道國家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在繼續籠罩著世界的主要國家，地區性緊張問題還在繼續，而中美關系也是處于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性重要階段。對于中美關系的機遇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認為，現階段全球還是處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需要同舟共濟。“中美被公認為世界經濟的兩個引擎。在困難的時候如果兩家能夠聯手推進，應該有助于整個世界經濟盡早擺脫危機?！敝忻纼蓢鴳摽吹绞澜缇謩萁o各自國家所帶來的外交機遇，但是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美兩國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近幾年美國重返亞太的高調行動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挑戰，所以作為一個過渡性重要階段，挑戰是在所難免的。

中國當前正處于一個高速發展并且充滿機遇的好時期，抓住此次“習奧會晤”的契機，不斷積極主動地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相信這樣可以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再次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更加強有力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袁征。中美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中前行[j].國際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一

從歷史角度探討中美兩國關系性質的變遷，有助于把握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前景。中美兩國曾經是敵人，現在不算朋友，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

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前，兩國曾是敵人，美國孤立圍堵中國，拒絕承認新中國政府的合法存在，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支持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培訓西藏叛亂分子顛覆中國。中國支援世界革命，主張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境外反美勢力，試圖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種對抗關系突出表現在兩國軍隊在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交戰。

1972年尼克松訪華，兩國實現和解，聯合反對蘇聯擴張，兩國關系開始進入“非敵化”進程。經過30多年的磨合與改革開放，兩國關系出現了微妙但深刻的變化，性質發生改變。如美國前國務卿佐利克所說，中國已經在現存國際秩序中擁有了重多和重大利益。和美國一樣，中國是現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支持者和改革者，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追求市場經濟、法治、人權和民主。

當然，“非敵化”并不意味著友誼，事實上雙方都未曾真正把對方看成自己的朋友。美國仍然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限制高科技出口，并向臺灣地區出售武器，中國也在積極防范美國，抵制美國的消極影響。

作為競爭對手，兩國在經濟上比效率，政治上在亞洲角逐影響力，安全上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感。最重要的是，兩國正在進行發展模式之爭：哪國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政治民主？作為強勢一方，美國在大多數競爭領域仍占優勢地位。作為弱勢一方，中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與美國的差距在很多方面快速縮小。應該說，兩國的競爭關系處理得好，有助于推動兩國內部改革和人類進步。處理不好,則可能導致兩國走向對抗，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是雙方都想避免的。

作為合作伙伴，中美在雙邊、地區和全球的合作日益廣泛。在雙邊層面，兩國在經濟、科技、金融、教育、文化、農業、扶貧、法治、反腐等多個方面展開合作；在地區層面，中國政府歡迎美國建設性地參與，美國也鼓勵中國在如東南亞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亞太經合組織、朝核六方會談等地區機制中發揮積極作用。區域國際機制在全球層面，兩國都主張國際貿易體系進一步開放，都支持聯合國改革，在反恐、人道主義援助、海上安全、打擊走私、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制止氣候變暖、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不斷加強。

隨著時間推移，兩國合作利益增加，合作空間不斷擴大，為未來關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在中國崛起背景下，兩國戰略互疑上升，關系負面互動概率增加，中美關系要繼續朝良性發展需要兩國領導展現出足夠的智慧、意志和決心。*****提出“新型大國關系”設想是對上述挑戰最積極、最有建設性的回應，并得到了美方的積極回應?，F在兩國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通過在具體問題上的成功合作將新型大國關系由理念轉變為現實。

由于兩國關系性質的演變，由于過去兩國交往中積累了豐厚的人脈與經驗，筆者對中美兩國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未來持謹慎樂觀態度。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二

中美作為當今21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指明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日前，美國國務卿克里第二次訪華，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劃中美高層交往與中方對表，讓人對中美關系發展充滿期待。另一方面，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攜母親還有女兒進行為期一周的訪華行動，雖然她們本次的訪華不談論政治，但從一定的程度來看，這也是中美關系友好的一種表現。

然而俗話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關系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近期美國一些高官接連在釣魚島、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拉偏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矛頭直指中國。這些言行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美方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仍然“心存雜念”，又無形中增加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擔憂。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 “和則兩利 ，斗則兩傷” 的局面， 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大國相處之道最忌出現戰略誤判。中美合作，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由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搬。中美差異巨大，矛盾分歧難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肯定會面臨各種干擾。我們都應該知道行勝于言，雙方應把共識轉化為行動，跨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覺得兩國應該：一、探索擴大經貿合作的新途徑。兩個“巨無霸”擴大合作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估計又會超越歷史的想象。雙方應抓住機遇，拓展合作領域，打造合作亮點，提升合作境界。二、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秩序。歷史是面鏡子，既可以折射現實，也能夠昭示未來。三、是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中國歡迎美國為亞太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要尊重中國在周邊及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雙方才能共同創造繁榮與穩定的亞太新世紀。特別是在涉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問題上，美國應明辨是非，謹言慎行，避免對外發出矛盾和錯誤訊息。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雙方應該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加強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睙o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必須服從世界市場，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兩國的區別僅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領域依然占據著強有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優勢，則集中在世界經濟的物質基礎領域。只有中國不再拒絕普世價值，而學會遵守國際法則，按理出牌，開放自強，才能永續發展下去。更重要的是，盡快摒棄“對抗思維”和“陰謀論”，拋棄一些冷戰時期洗腦式的敵對宣傳，重新擁抱美國融入世界。雖然中美在雙邊及經濟領域存在著諸多摩擦，但世界發展的主流是共同發展，合作，走向共贏，作為全球大國的雙方，我們不能分道揚鑣，轉而對立，畢竟代價實在是雙方都支付不起的。雙方只要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尋求和擴大共同點，加強雙方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為21世紀中美穩定健康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景。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三

摘要：中美關系是自我國建國以來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60年來，中美關系跌宕起伏。從敵對到和解再到戰略合作，中美關系走過了許多的風風雨雨。如今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則是全球頭號發達國家，利益交匯是中美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回顧歷史，中美關系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展望未來，中美之間的競爭仍不可避免，但不會是兩敗俱傷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如何處理好各個方面的矛盾，努力實現合作共贏才是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的發展之道。

關鍵詞：中美關系歷史與現狀合作共贏

正文：60年甲子一輪回，新中國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歷史了。而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則一直左右著新中國發展的前進方向。選擇這個視角來看待中美關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這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的影響。該電視劇講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國共兩黨的地下斗爭，而美國則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篇論文，就從這段歷史開始談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國內戰爆發。美國表面上派出馬歇爾將軍和國共雙方代表組成協調小組，調停國共兩黨的矛盾。由于國黨走的是資本主義路線，且當時國民黨是當時的合法政府，美國當局決定扶植蔣介石領導的政府。但由于蔣介石專制獨裁搞得民心渙散，而共產黨選擇了民主路線救中國，這其實與美國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國也并沒有全身心投入的幫助國民政府，僅僅是以經濟上的援助為主。國共內戰時的美國頗有種置身事外坐山觀虎斗，坐收漁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國民黨的敗軍之勢兵敗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v然有美國人的經濟援助，也逃不脫敗北的命運。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關系拉開了新的篇章。當時中國剛剛從黑暗中走出來，一切的經濟建設都是空白，而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正是美蘇兩強爭霸之際，中國站在了共產主義的陣營中。美國出于冷戰時期反蘇的戰略，在把主要矛頭對準蘇聯同時，也對中國進行遏制和封鎖。對華政策雖然有時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對抗。七十年代，隨著中蘇關系逐漸惡化，美國開始與這個遙遠的東方文明古國接觸，72年國務卿助理基辛格訪華拉開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關系由對立走向緩和。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國內，改革開放的大幕正在緩緩拉開，可見中美關系與經濟的發展與改革是密切相關的。

中美關系從中美建交開始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而蘇聯則日漸衰落最終走向解體的厄運。90年代，美國陷入了戰勝蘇聯的喜悅之中，此時的國際形勢是一超多強，美國一家獨大，并沒有把中國放在眼里。而中國則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這段時間美國的態度在科索沃戰爭中就有所體現。在科索沃戰爭中，美國公然的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如此的蠻橫激發了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見當時的美國并沒有把中國當成是自己的對手。

然而情況進入千禧年后似乎發生了變化，隨著中國申奧成功加入wto，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如果說之前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是大國，那么現在還要加上一個強國的名號了。中國日益成為美國的頭號對手。而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又變得更加復雜。

一方面，伴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美國開始對中國變得警惕。美國害怕中國的崛起會給美國的稱霸帶來沖擊和影響，于是美國開始想方設法的阻止中國的發展。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宣稱中國的崛起是對他們的威脅，蓄意夸大中國的國家實力，使得各個國家對中國敬而遠之。

美國為了制約中國，想盡一切辦法干預中國參與的國際事務以及與中國有關的一切問題。比如在臺灣問題上，雖然美國一直宣稱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美國卻一再堅持對臺出售軍火，并暗中資助臺灣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時美國還暗中自助與中國有矛盾或沖突的國家。日本和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爭的不可開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在釣魚島問題的立場上一直態度曖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視聽，攪亂中國的局勢。

在軍事上，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集中了美國的精銳力量，意圖在海上封鎖中國。利用在盟國的土地上建立的軍事基地形成三大島鏈的封鎖體系。同時在南海地區，菲律賓等國均是美國的盟友。依靠美國的支持，菲律賓的國不斷向中國挑釁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國又不得不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中國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年經濟增長率超過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這個全球經濟的引擎左右著世界經濟局勢。同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向全球出售中國制造的產品，美國也對中國的產品產生了嚴重的依賴。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其頭號債主就是中國。除了經濟方面，雙方在許多國際事務上諸如反恐問題等要通力協作，才能完成目標。

正是因為這種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情況，才造成美國對我國政策的曖昧不明、搖擺不定。美國利用日本、臺灣及**、**分子來牽制中國，通過外交手段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勢力滲透，形成包圍圈虎視眈眈;另一方面，從其對待大陸與臺灣問題的態度—主張不分離不同意也可以看出，美國最希望的狀態不是絕對的勢力偏向，而是尋求各方力量的平衡。這也與歷史上的中美關系可以看出，雙方相爭，美國才好坐收漁翁之利。美國的意圖是為其重返東亞、稱霸全球掃除障礙。那么中國應當如何應對美方的挑戰呢?中國一直堅持和平發展的路線，在面對主權問題和國家戰略發展問題時，我們決不能退縮，也不能忍讓。而對于美國，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消除矛盾，爭取實現合作共贏。在堅持原則的同時積極尋求合作，這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處理好當今中美關系的不二法則。

學習心得：通過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學習，我了解了當今國內外的局勢的變化。通過老師的講解，我對中美關系和南海問題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應該多多了解國內和國際上的大事小情，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才。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四

中國正處于經濟較快發展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繁榮的國際經濟環境。因此，我們真誠希望發展中美關系，開展更多的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合作，發展自己。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在過去40年間，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同屬于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里“一個相互連接的船隊”，這構成了中美兩國關系的基礎。在這個階段，中美之間是博弈式的共生的關系，博弈的焦點在美國是否尊重中國主權和能否保持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體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國不愿再讓中國搭船，中美關系正在發生從美式全球化體系的“一個船隊同行”向“兩條船并行”的質變。從近期看，這種裂變無疑會嚴重沖擊中美關系的穩定。

幾十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先后經歷了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建交后的“接觸戰略”和新全球化時期的“納入戰略”。如今，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經歷重大調整。這一調整是美國政界精英根據全球格局變化、中美力量消長和美國生態及利益變化的謀定之變，也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進行了數年大討論的結果。

斗爭與博弈是中美關系的基調

在今天的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本土集團與跨國集團正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嚴重沖擊著中美關系的穩定。無論是金融資本，還是產業資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給中美關系制造麻煩作為打擊對手的手段。內政決定外交，美國政客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不斷給中國制造危機，就是要以此為手段，塑造全球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環境的預期，以保證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從中國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區流向美國；同時，要爭取把中國逐出原有產業鏈，為制造業回歸美國創造條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間發生動蕩與風波將成為一種常態。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關系已經疏離，而并行共存的新關系尚未確立的階段，是中美兩國最難相處的時期。

中美關系將進入一段危機頻發的“動蕩期”。從當下的國家生態看，美國是一個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國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資本收益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實體經濟國家提供的國家剩余價值。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實體經濟國家，是世界實際財富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也為美式全球體系的持續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的基本經濟政策是，將中國作為制造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但要阻止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遏制中國的發展，以維持和確保對美國最為有利的垂直分工體系，從中國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體系無法解決國內的利益分配問題，導致美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政治對立。為迎合本土民眾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各種激進政策，以恢復實業并取悅民心。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發展實業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需要數代人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特朗普要恢復的“美國制造業”，是要扭轉近半個世紀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方向。

中國在經濟上將逐步脫美化

2008年危機爆發后，不斷追求美國資本最大化增值的虛擬資本主義的模式難以為繼，原有的美式全球化體系雖然可以為美國跨國資本帶來巨大利潤，卻無法解決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下降、債務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嚴重、族裔矛盾尖銳等大量經濟社會問題。

裂變與并行：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中美之間，將會因體系裂變與并行體系出現等等，導致形成中美新關系，中美關系裂變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國國內生態分化導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資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國與產業資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國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推舉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內外政策。存在尖銳矛盾的“兩個美國”，都想通過打壓中國來獲取民眾的支持。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的發展，出現了把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趕出去的認識與行動。美國這么做，不但沖擊和破壞了世界現有產業鏈體系，同時撼動了共存于一個經濟體系的中美關系基礎，基礎的撕裂必然導致中美關系的“裂變”。

可見，中美經濟基礎的裂變，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將建立起獨立于美國之外、與之并行的新體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賴自身完整經濟結構和市場、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的中國，逐步擺脫在原有垂直分工體系下的底層地位，引領主要由一帶一路國家構成的泛亞體系，在世界范圍與美國主導的泛美體系、德法主導的泛歐體系并立并行。未來的全球圖景，將是若干個區域體系共存與并行的世界。中美關系將擁有一個全新的基礎。長期來看，中美兩個大國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處。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國際關系，沒有之一！

中美兩國如何相處，決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勢，但這取決于雙方如何定位彼此的關系。

二戰之后，中美之間一直維持著一個大體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鮮戰爭這種雙方直接交戰，都沒有延伸到對方本土。

也正是這種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狀態“，維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時間到了2014年，中國的gdp首次達到了美國gdp的60%，2018年達到約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國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這可是美國一貫的警戒線！

上世紀，美國對對手有兩次出手，都是因為這個60%。

第一次是蘇聯的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美國對蘇聯加大遏制，導致其最終解體。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引起美國警覺，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為這個60％，美國近幾年開始對中國頻頻發難！

這絕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

二戰后的美國，靠著美元霸權、軍事霸權開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游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制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似乎，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著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于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干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板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板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系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國”等和諧說法。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著極端的不平等，我們不能總是拿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因此我們有了c919。

中國不可能一直為他人作嫁衣，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肯定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來。

一句話，“打工者”有了余錢，總要自立門戶的。美國人肯定也清楚這一點，一廂情愿的“中美夫妻論”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最客觀描述。

對中國來說，一個國家要維護人民利益，必須對內愛民與對外反霸雙管齊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屬于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為什么這么說?

中國財富生產能力，2010年就超過了美國，2018年更是超過了美日德之總和。創造這么多社會財富，但以gdp一衡量，我們就變成了第二，財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國通過金融霸權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記得以前與群友討論時，參照華為做過評估。如果中國不被國際金融寡頭盤剝，中國人均年gdp起碼在30至50萬人民幣之間?，F在多少？只有區區幾萬！

一邊吸食中國人民的勞動血汗一邊嚷嚷自己虧本了，這就是西方壟斷資本的嘴臉。所謂毛衣戰，討論的只不過是吸多點吸少點而已。

中國要做的，就是通過終結美國金融霸權，改變世界舊體系，建立國際新規則，把被美國利用舊規則拿跑的那部分奪回來，造福中國人民！不打破美國霸權，中國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國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說，中國是自愿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如wto)，盡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但“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現在，就是中美關系轉變的歷史性關口。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幾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實則加拿大當年就內嵌于“大英帝國”之中），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著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斗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淀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于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于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來構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國便在這幾方面著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在內外方面大政頻出，令人頗有目不暇給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邏輯，便會發現實際上都是按既定“劇本”來上戲碼，太陽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還有大力發展區塊鏈技術，這些顯然都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布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近期有未經核實的報道說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建國70周年大閱兵高調展示東風41、東風17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這點我們后面還要談到。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2017年1.76萬億，投入之巨，已僅次于美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科睿唯安共同發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報告，在10個大學科領域里，美國表現突出，中國穩居第2，而在143個研究前沿中，中國取得了24個前沿的領跑位置，美國則領跑87個前沿的發展，差距雖然很大，但中國追趕速度卻非常之快；而在經貿戰中被熱炒的“中國制造2025”，則聚焦智能制造、工業強基、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5g、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十大領域，直指世界制造強國的目標——盡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還有文化價值方面：“中國方案”不斷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目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著著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可以說，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里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愿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既是中國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官方宣言，也內蘊著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富裕階層不斷擴容，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貧富、城鄉、東西部三大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積，且不時有尖銳化表象。而要緩解乃至消弭社會矛盾，在注重公平正義、做好存量財富分配的同時，獲取增量財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此，將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觸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間內獲取資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為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而中國的繼續發展，將會極大沖擊現狀：產業鏈條分工的修正與再構，資源產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轉移，等等?？傊痪湓?，會帶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劇變——如果不是顛覆的話。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并尋找因應之道的。

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來由。

中國要變，美國要變，世界要變！

中國的高速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布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使得中美關系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現在論及中美爭端，無論是所謂的專家，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動輒就端出意識形態、價值文明、法律體系、民主威權這套“高大上”的話語來加以詮釋論證，走得遠的，甚至對中國現狀口誅筆伐、墮入國內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緒宣泄中。

中國現階段，固然問題多多，一味沉溺于“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虛火上升當然貽笑大方，但看不到進步，以為處于暗無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師”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

顯而易見，美國現階段的最大國家利益，便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戰略挑戰”甚至是“威脅”。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說，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么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群，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紀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紀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則是2.45%或2.55%。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著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很簡單，蛋糕就那么大，搶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戰后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它們搶得了一些奶酪，其實這些國家或地區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從本質上說，二戰后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么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中國人擺脫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這毫不夸張。

然而，這一踏踏實實、穩步推進的偉大理想，足以讓既得利益者“恐怖”！因為世界的大蛋糕，中國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看看數據吧！

2009—2015年，6年時間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了17%，而中國增長了52%，美國只增長了6%，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的57%是中國貢獻的。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額，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另外中國的高鐵、電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句話：后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系，將從互惠變為沖突。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于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復著一句話：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這么詩意而又朦朧的語言，美國人大概率是聽不懂的。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沖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于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么讓渡你利益？如果美國人不接受你這套，那你就是一廂情愿地真做夢了。

中國會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稅”，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

所以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著“止戈為武”“以戰止戰”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比如，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稅，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令美國心存忌憚。

“一帶一路“上有強盜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嗎？古人尚且知道要請鏢局，大英帝國的強大海軍為殖民地貿易保駕護航，今天美國霸權的三大基石無非是美軍+航空母艦+美元，今后我們也要持劍經商。持劍經商，確保勝利果實，就需要海外根據地，槍桿子里出利益，這話用在這沒錯！

這便是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原因，即構筑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后，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么“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國向世界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過程中，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村、一個小區，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覺悟都非常值得稱道。

就連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都說道：“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p>

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全民封閉”期間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沒有太大的影響——沒有出現生活物資短缺、也沒有出現社會動亂。

您要知道這次事件并不是預定好的，而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

試問：如果我們有意識的進行準備和預防，中國能夠堅持多久？

由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在這個世界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只有中國。

從根本上講，這些都源于中國的治國體制正在煥發出的巨大優勢，中國的舉國體制已經讓美國、歐洲羨慕不已，我們要辦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級的體育盛會，航天科技，集中的決策機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歐美國家光國會、議會無數次的開會、辯論、扯皮就拖死了?？纯粗袊母哞F、航天、基建等領域的發展速度，再看看美國的市政建設，肯尼迪國際機場的道路，就知道美國的決策機制與效率有多低。

比過了當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認為最好的體制之后，別的體制就不用比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游哉，陽光、沙灘、比基尼，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糊口。這和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干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其次，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財富流向必將重塑，西方普世價值神話必將破滅。

當前，我們正處于國際、國內大歷史周期偉大切換的關口，舊秩序的碎裂聲、新秩序的號角聲不絕于耳，我們看到的國內國際大調整、大動靜、大風浪，不過是新舊秩序轉換的副產品。

中美大變局，世界大變局，看似很慢，其實進展遠比我們預想來的快。

非常慶幸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得以親歷與民族一起蕩氣回腸！

本文系盤古智庫顧問、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周力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辦的重陽論壇第四十七期“大變局下，中俄何為？”上的觀點內容整理，文章來源于“中評社”、“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

”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不只是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惡所致，也反映出美國社會上層精英比較一致的看法。主張對華政策強硬再強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還包括美國國會兩院，可以說是美國整個執政當局。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

第四，中方愿通過平等和建設性對話，把中美關系拉回到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上。同時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強權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維護自身的正當發展權益和民族尊嚴。

中美作為當今21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指明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日前，美國國務卿克里第二次訪華，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劃中美高層交往與中方對表，讓人對中美關系發展充滿期待。另一方面，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攜母親還有女兒進行為期一周的訪華行動，雖然她們本次的訪華不談論政治，但從一定的程度來看，這也是中美關系友好的一種表現。

然而俗話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關系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雜音。近期美國一些高官接連在釣魚島、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拉偏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矛頭直指中國。這些言行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美方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仍然“心存雜念”，又無形中增加了人們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擔憂。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局面，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大國相處之道最忌出現戰略誤判。中美合作，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由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搬。中美差異巨大，矛盾分歧難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肯定會面臨各種干擾。我們都應該知道行勝于言，雙方應把共識轉化為行動，跨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覺得兩國應該：一、探索擴大經貿合作的新途徑。兩個“巨無霸”擴大合作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估計又會超越歷史的想象。雙方應抓住機遇，拓展合作領域，打造合作亮點，提升合作境界。二、維護歷史正義和戰后秩序。歷史是面鏡子，既可以折射現實，也能夠昭示未來。三、是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中國歡迎美國為亞太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美國也要尊重中國在周邊及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雙方才能共同創造繁榮與穩定的亞太新世紀。特別是在涉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問題上，美國應明辨是非，謹言慎行，避免對外發出矛盾和錯誤訊息。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雙方應該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加強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必須服從世界市場，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兩國的區別僅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領域依然占據著強有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優勢，則集中在世界經濟的物質基礎領域。只有中國不再拒絕普世價值，而學會遵守國際法則，按理出牌，開放自強，才能永續發展下去。更重要的是，盡快摒棄“對抗思維”和“陰謀論”，拋棄一些冷戰時期洗腦式的敵對宣傳，重新擁抱美國融入世界。雖然中美在雙邊及經濟領域存在著諸多摩擦，但世界發展的主流是共同發展，合作，走向共贏，作為全球大國的雙方，我們不能分道揚鑣，轉而對立，畢竟代價實在是雙方都支付不起的。雙方只要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尋求和擴大共同點，加強雙方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為21世紀中美穩定健康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景。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五

中美建交已經三十多年，在這些年里中美關系錯綜復雜，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我們必須要正確地面對兩國關系的復雜局面，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兩國間的關系。近些年，中美之間的摩擦和爭論雖然不斷，但是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對抗，兩國關系總是在經歷坎坷之后繼續前進，而這種局面的形成正是因為中美兩國之間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十分清楚兩國間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兩國外交關系破裂，爆發大規模的沖突，對雙方來說打擊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關系還將長期保持。

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它關系到國家的統一與復興。中美都是當今世界的大國，雙方都具備使對方癱瘓甚至毀滅的實力，雙方都承擔不起戰爭帶來的后果，所以說維持臺?，F狀乃中美妥協的產物。美國政府支持臺獨勢力、向臺出售武器的行為正是對兩國合作關系的挑釁，中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堅決的斗爭，這也致使中美間在此問題上摩擦不斷。

由于中國加速崛起,在周邊地區影響力和凝聚力不斷上升,美國則受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拖累和金融危機沖擊,軟硬實力受到削弱,兩國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對美產生巨大心理沖擊,美國內有一種強烈的焦慮感和危機感,警惕和制衡中國的論調開始回潮,對中方談論“美國衰落論”極為敏感,產生過度反應,認為中國正利用美國衰落謀取利益。

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中國社會內部面臨的問題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挑戰和巨大考驗，如國內的產業升級，貧富差距，腐敗，環境，政治改革等。中國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維護國內的穩定，發展，而中共也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國實力的體現，中國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時兼顧長遠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有望實現。而中國此時仍任重而道遠。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最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最先進的發達國家，兩個國家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的神經。中美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關系著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從短期來看，中美兩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爭吵和糾紛是難免的，但中美兩國關系整體上會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雙方的合作意愿也會進一步增強。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崛起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有激化的可能，但雙方在經濟上的依存度將會越來越高，最后會出現 “和則兩利 ，斗則兩傷” 的局面， 兩國關系會在曲折中前進。

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論文篇十六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