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是一個反思的過程，能夠讓我們更好地規劃未來的目標與計劃。總結應該突出重點，對關鍵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歸納。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總結范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一

(多給孩子們寫一點神奇的，驚險的故事吧。)。

孩子們跑著，跳著，在圓筒上面，在圓筒里面。忽然，有一個孩子在心里驚呼起來：“我已經頂到筒子頂了，我沒有踮腳!”啊，不知不覺的，這些孩子都長高了!真快呀，孩子!而，這些大圓筒子也一個一個地安到深深的溝里去了，孩子們還來得及看到它們的淺灰色的脊背，整整齊齊地，長長地連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溝里填土。

現在，場子里又空了，又是一個新的場子，還是那棵小棗樹，挺立著，搖動著枝條。

不久，溝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寬廣的，特別平，特別寬的路。但是，孩子們確定地知道，這下面，是下水道。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二

草巷口往北，西邊有一個短短的巷子，我的一個堂房叔叔住在這里。這位堂叔我們叫他小爺，他整天不出門，也不跟人來往，一個人在他的小書房里擺圍棋譜，養鳥。他養過一只鸚鵡，這在我們那里是很少見的。我有時到小爺家去玩，去看那只鸚鵡。

小爺家對面有兩戶人家，是種菜的。

由小爺家門前往西，幾步路，就是陰城了。

陰城原是一片古戰場，韓世忠的兵曾經在這里駐過，有人撿到過一種有耳的陶壺，叫做“韓瓶”，據說是韓世忠的兵用的水壺，用韓瓶插梅花，能夠結子。韓世忠曾在高郵屬境擊敗過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郵城外。有人說韓瓶是韓信的兵用過的水壺，似不可靠，韓信好像沒有在高郵屯過兵。

看不到什么古戰場的痕跡了，只是一片野地，許多亂葬的墳，因此叫做“陰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開出來種麥子，挖了一大片無主的墳，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麥子沒有種成，陰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墳累累，雜草叢生。

我們到陰城去，逮螞蚱，掏蛐蛐，更多的時候是去放風箏。

小時候放三尾子。這是最簡單的風箏。北京叫屁股簾兒，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葦篾子扎成一個干字，糊上一張紙，四角貼“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紙條就得。

稍大一點，放酒壇子，篾架子扎成紹興酒壇妝，糊以白紙，紅鼓，如鼓形；四老爺打面缸，紅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爺的腦袋——一個戴紗帽的小丑；八角，兩個四方的篾框，交錯為八角；在八角的外邊再套一個八角，即為套角，糊套角要點技術，因為兩個八角之間要留出空隙。紅雙喜，那就更復雜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風箏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綴很長的麻繩的尾巴，這樣上天才不會打滾。

風箏大都帶弓。干蒲破開，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層皮。葦稈彎成弓。把蒲繃在弓的兩頭，縛在風箏額上，風箏上天，蒲弓受風，汪汪地響。

我已經好多年不放風箏了。北京的風箏和我家鄉的，我小時糊過、放過的風箏不一樣，沒有酒壇子，沒有套角，沒有紅鼓，沒有四老爺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兒。我的家鄉沒有沙燕兒。

結束語。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三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園是我們家最亮的地方。雖然它的動人處不是，至少不僅在于這點。

每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于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輕時建造的幾進，是灰青色與褐色的。我自小養育于這種安定與寂寞里。報春花開放在這種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曬得那么多粉。固然報春花在我們那兒很少見，也許沒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則幾乎是黑色的，一種類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說它是青的)里面充滿了影子。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龕前的花消失。晚間點上燈，我們常覺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無窮高處。神堂屋里總掛一只鳥籠，我相信即是現在也掛一只的。那只青襠子永遠瞇著眼假寐(我想它做個哲學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時將盡，它唱一會，洗個澡，抖下一團小霧在伸展到廊內片刻的夕陽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顏色都郁起來，屋頂，墻，壁上花紙的圖案，甚至鴿子：鐵青子，瓦灰，點子，霞白。寶石眼的好處這時才顯出來。于是我們，等斑鳩叫單聲，在我們那個園里叫。等著一棵榆梅稍經一觸，落下碎碎的瓣子，等著重新著色后的草。

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我的記憶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們的園里可沒有菖蒲呵?它是哪兒來的，是哪些草?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我此刻把它們沒有理由的糾在一起。

“巴根草，綠茵茵，唱個唱，把狗聽。”每個小孩子都這么唱過吧。有時甚么也不做，我躺著，用手指繞住它的根，用一種不露鋒芒的力量拉，聽頑強的根胡一處一處斷。這種聲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聽得。當然我嘴里是含著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無的水紅色是一種自然的巧合。

草被壓倒了。有時我的頭動一動，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來。我靜靜的注視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時，又把頭枕上去，嘴里叫一聲“嗯”!有時，不在意，憐惜它的苦心，就算了。這種性格呀!那些草有時會嚇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來了，當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發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難聞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用刷子刷。這種籽兒有帶鉤兒的毛，討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記它：因為我急于要捉住那個“都溜”(一種蟬，叫的最好聽)，我舉著我的網，躡手躡腳，抄近路過去，循它的聲音找著時，拍，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種臭玩意。想想我捉過多少“都溜”!

我覺得虎耳草有一種腥味。

紫蘇的葉子上的紅色呵，暑假快過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時一個、兩個的時候更多。它們總像有一樁事情要做，六只腳不停的運動，有時停下來，那動著的便是兩根有節的觸須了。我們以為天牛觸須有一節它就有一歲。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難工作，即使它在樹枝上轉來轉去，你等一個合適地點動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時候很少。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個有教養惜身份的紳士，行動從容不迫，雖有翅膀可從不想到飛;即是飛，也不遠。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為依然是溫文爾雅的。黑地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極瑰麗顏色的。有一種還似乎帶點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線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說也好。

蟋蟀已經變成大人玩意了。但是大人的興趣在斗，而我們對于捉蟋蟀的興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過一本秋蟲譜，上面除了蘇東坡米南宮，還有許多濟顛和尚說的話，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個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頸子上的細毛是瓦青還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還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歡喜。聽，，哪里?這兒是的，這兒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來了。顧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撲，追著撲。有時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還沒喂吶，于是趕緊回家。我每吃一個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給它一點。正吃著晚飯，我的蟋蟀叫了。我會舉著筷子聽半天，聽完了對父親笑笑，得意極了。一捉蟋蟀，那就整個園子都得翻個身。我最怕翻出那種軟軟的鼻涕蟲。可是堂弟有的是辦法，撒一點鹽，立刻它就化成一攤水了。

有的蟬不會叫，我們稱之為啞巴。捉到啞巴比捉到“紅娘”更壞。但啞巴也有一種玩法。用兩個馬齒莧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剛剛合適的，仿佛馬齒莧的瓣子天生就為了這種用處才長成那么個小口袋樣子，一放手，啞巴就一直向上飛，決不偏斜轉彎。

蜻蜓一個個選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種通身鐵色的蜻蜓，翅膀較窄，稱“鬼蜻蜓”。看它款款的飛在墻角花陰，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這種蠢頭蠢腦的家伙，我覺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來撅去的，有點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當作窠的。看它從洞里把個有絨毛的小腦袋鉆出來(那神氣像個東張西望的近視眼)，嗡，飛出去了，我便用一點點濕泥把那個洞封好，在原來的旁邊給它重掘一個，等著，一會兒，它拖著肚子回來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個洞，鉆進去，看看，不對，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氣。我會看著它那副急樣笑個半天。或者，干脆看它進了洞，用一根樹枝塞起來，看它從別處開了洞再出來。好容易，可重見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門旁邊息息，吹吹風。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點氣，因為到這時已一聲不響了。

它的眼睛如金甲蟲，飛在花叢里五月的夜。

故鄉的鳥呵。

我每天醒在鳥聲里。我從夢里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我聽得出幾種極熟悉的叫聲，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個固定的枝頭。

有時一只鳥冒冒失失飛進那個花廳里，于是大家趕緊關門，關窗子，吆喝，拍手，用書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憐的東西這一來完全沒了主意，只是橫沖直撞的亂飛，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網，最后大概都是從兩椽之間空隙脫走。

園子里時時曬米粉，曬灶飯，曬碗兒糕。怕鳥來吃，都放一片紅紙。為了這個警告，鳥兒照例就不來，我有時把紅紙拿掉讓它們大吃一陣，到覺得它們太不知足時，便大喝一聲趕去。

我為一只鳥哭過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癩花。也不知從甚么人處得來的，歡喜的了不得，把父親不用的細篾籠子挑出一個最好的來給它住，配一個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個荸薺，安了兩根風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掛在紫藤架下。正是花開的時候，我想是那全園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當當后，獨自還欣賞了好半天，我上學去了。一放學，急急回來，帶著書便去看我的鳥。籠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還有半碗水，“我的鳥，我的鳥吶!”父親正在給碧桃花接枝，聽見我的聲音，忙走過來，把籠子拿起來看看，說“你掛得太低了，鳥在大伯的玳瑁貓肚子里了”。哇的一聲，我哭了。父親推著我的頭回去，一面說“不害羞，這么大人了”。

有一年，園里忽然來了許多夜哇子。這是一種鷺鶩屬的鳥，灰白色，據說它們頭上那根毛能破天風。所以有那么一種名，大概是因為它的叫聲如此吧。故鄉古話說這種鳥常帶來幸運。我見它們吃吃喳喳做窠了，我去告訴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沒有說什么話。我想起它們來了，也有一天會像來了一樣又去了的。我盡想，從來處來，從去處去，一路走，一路望著祖母的臉。

園里什么花開了，常常是我第一個發現。祖母的佛堂里那個銅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換新。對于這個孝心的報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時總讓我去，父親一醒來，一股香氣透進帳子，知道桂花開了，他常是坐起來，抽支煙，看著花，很深遠的想著甚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誰也還沒有起來，我常去園里摘一些冰心臘梅的朵子，再摻著鮮紅的天竺果，用花絲穿成幾柄，清水養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媽(我的第一個繼母)和二伯母妝臺上，再去上學。我穿花時，服伺我的女傭人小蓮子，常拿著撣帚在旁邊看，她頭上也常戴著我的花。

我們那里有這么個風俗，誰拿著掐來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搶的，表姐姐們每帶了花回去，必是坐車。她們一來，都得上園里看看，有甚么花開的正好，有時竟是特地為花來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樂于干這項差事。爬在海棠樹上，梅樹上，碧桃樹上，丁香樹上，聽她們在下面說“這枝，唉，這枝這枝，再過來一點，彎過去的，喏，唉，對了對了!”冒一點險，用一點力，總給辦到。有時我也貢獻一點意見，以為某枝已經盛開，不兩天就全落在臺布上了，某枝花雖不多，樣子卻好。有時我陪花跟她們一道回去，路上看見有人看過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興。碰到熟人同學，路上也會分一點給她們。

想起繡球花，必連帶想起一雙白緞子繡花的小拖鞋，這是一個小姑姑房中東西。那時候我們在一處玩，從來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時寫字條時如此稱呼，而且寫到這兩個字時心里頗有種近于滑稽的感覺。我輕輕揭開門簾，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這兩樣東西了。太陽照進來，令人明白感覺到花在吸著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樂。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隨便找一本書看看，找一張紙寫點甚么，或有心無意的畫一個枕頭花樣，把一切再恢復原來樣子不留甚么痕跡，又自去了。但她大都能發覺誰來過了。到第二天碰到，必指著手說“還當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繃子上戳了兩針，我要拆下重來了!”那自然是嚇人的話。那些繡球花，我差不多看見它們一點一點的開，在我看書作事時，它會無聲的落兩片在花梨木桌上。繡球花可由人工著色。在瓶里加一點顏色，它便會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紅的之外，別種顏色看上去都極自然。我們常以騙人說是新得的異種。這只是一種游戲，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為甚么我把花跟拖鞋畫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經嫁了，聽說日子極不如意。繡球快開花了，昆明漸漸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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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里舊有一間花房，由一個花匠管理。那個花匠仿佛姓夏。關于他的機伶促狹，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為舊日傭仆談起，但我只看到他常來要錢，樣子十分狼狽，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說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離去后，花房也跟著改造園內房屋而拆掉了。那時我認識花名極少，只記得黃昏時，夾竹桃特別紅，我忽然又害怕起來，急急走回去。

我愛逗弄含羞草。觸遍所有葉子，看都合起來了，我自低頭看我的書，偷眼瞧它一片片的開張了，再猝然又來一下。他們都說這是不好的，有甚么不好呢。

荷花像是清明栽種。我們吃吃螺螄，抹抹柳球，便可看佃戶把馬糞倒在幾口大缸里盤上藕秧，再蓋上河泥。我們在泥里找蜆子，小蝦，覺得這些東西搬了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曬干了，便加點水，一次又一次，有一天，紫紅色的小觜子冒出來了水面，夏天就來了。贊美第一朵花。荷葉上花拉花響了，母親便把雨傘尋出來，小蓮子會給我送去。

大雨忽然來了。一個青色的閃照在槐樹上，我趕緊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處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近屋頂的蘆柴上，聽水從高處流下來，響極了，訇——，空心的老桑樹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來越黑了，雨點在我頭上亂跳。忽然一轉身，墻角兩個碧綠的東西在發光!哦，那是我常看見的'老貓。老貓又生了一群小貓了。原來它每次生養都在這里。我看它們攢著吃奶，聽著雨，雨慢慢小了。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四

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我從張家口一清早坐上長途汽車，近晌午時到沽源縣城。

沽源原是一個軍臺。而軍臺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兩路專為傳遞軍報和文書而設置的郵驛。官員犯了罪，就會被皇上命令發往軍臺效力。我對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級的官員，犯了什么樣的罪名，就會受到這種處分，但總是很嚴厲的處分，和一般的貶謫不同。然而據龔定庵說，發往軍臺效力的官員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人去代為效力。我這回來，是來畫畫的，不是來看驛站送情報的，但也可以說是效力來了，我后來在帶來的一本《夢溪筆談》的扉頁上畫了一方圖章：效力軍臺，這只是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并無很深的感觸。我戴了右派的帽子，只身到塞外這地方在外長城北側，可真正是塞外了來畫山藥(這一帶人都把馬鈴薯叫作山藥)，想想也怪有意思。

不過也還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難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脫了棉衣，鉆進冰涼的被窩里，早起，穿上冰涼的棉襖棉褲，真冷。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獨石口廳。龔定庵說他北行不過獨石口，在他看來，這是很北的地方了。這地方冬天很冷。經常到口外攬工的人說：冷不過獨石口。據說去年下了一場大雪，西門外的積雪和城墻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墻，這城墻也實在太矮了點，像我這樣的個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墻頂了。不過話說回來，一人多高的雪，真夠大的。

這城真夠小的。城里只有一條大街。從南門慢慢地遛達著，不到十分鐘就出北門了。北門外一邊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馬;一邊是一個水塘，有一群野鴨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門口游著野鴨子，城中安靜可知。城里大街兩側隔不遠種一棵樹楊樹，都用土墼圍了高高的一圈，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為了遮風，但都極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處墻角竟發現了幾叢波斯菊，這使我大為驚異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見的。每到夏秋之際，總是開出很多淺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單薄，葉細碎如小茴香，莖細長，微風吹拂，姍姍可愛。我原以為這種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長，沒想到它在這少雨多風的絕塞孤城也活下來了。當然，花小了，更單薄了，葉子稀疏了，它，伶仃蕭瑟了。雖則是伶仃蕭瑟，它還是竭力地放出淺紫淺紫的花來，為這座絕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顏色，一點生氣。謝謝你，波斯菊!早起一睜眼，窗戶紙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園去折臘梅花、天竺果。明黃色的臘梅、鮮紅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臘梅開得很長，天竺果尤為耐久，插在膽瓶里，可經半個月。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懶覺。棉衣在銅爐子上烘過了，起來就不是很困難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熱熱的，穿進去真是舒服。

我坐了牛車到研究站去。人說世間三大慢：等人、釣魚、坐牛車。這種車實在太原始了，車轱轆是兩個木頭餅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餅子車。真叫一個慢。好在我沒有什么急事，就躺著看看藍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樣的大地這真是大地，大得無邊無沿。

我在這里的日子真是逍遙自在之極。既不開會，也不學習，也沒人領導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著露水，掐兩叢馬鈴薯的花，兩把葉子，插在玻璃杯里，對著它一筆一筆地畫。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馬鈴薯陸續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過幾十種不同樣的馬鈴薯。據我的品評，以男爵為最大，大的一個可達兩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黃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種馬鈴薯可當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個雞蛋大不了多少。夜雨初晴，草原發亮，空氣悶悶的，這是出蘑菇的時候。我們去采蘑菇。一兩個小時，可以采一網兜。回來，用線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馬上就得晾，否則極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鮮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經采到一個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蓋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則菌蓋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貴的，不易遇到。年底探親，我把這只親手采的白蘑帶到北京，一個白蘑做了一碗湯，孩子們喝了，都說比雞湯還鮮。

沽源盛產莜麥。那一年在這里開全國性的馬鈴薯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從一個叫四家子的地方買來壩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還細，還白;請來幾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婦來做。做出了十幾種花樣，除了搓窩窩、搓魚魚、貓耳朵，還有最常見的壓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湯汁也極精彩，羊肉口蘑潲(這個字我始終不知道怎么寫)子。這一頓莜面吃得我終生難忘。

一天，一個干部騎馬來辦事，他把馬拴在辦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過去看看這匹馬，是一匹棗紅馬，膘頭很好，鞍韉很整齊。我忽然意動，把馬解下來，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來，沒想到這平平的細沙地上騎馬是那樣舒服，于是一抖韁繩，讓馬快跑起來。這馬很穩，我原來難免的一點畏怯消失了，只覺得非常痛快。我十幾歲時在昆明騎過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舉，是可一記。這以后，我再也沒有騎過馬。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出去，走得很遠。忽然變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來，云頭在天上翻滾，堆著，擠著，絞著，擰著。閃電熠熠，不時把云層照透。雷聲訇訇，接連不斷，聲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渾厚沉雄，威力無邊。我仰天看看兇惡奇怪的云頭，覺得這真是天神發怒了。我感覺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恐懼。我一個人站在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覺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點。

我快步往回走。剛到研究站，大雨下來了，還夾有雹子。雨住了，卻又是一個很藍很藍的天，陽光燦爛。草原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

天涼了，我沒有帶換季的衣裳，就離開了沽源。剩下一些沒有來得及畫的薯塊，是帶回沙嶺子完成的。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五

雨季的果子，是楊梅。賣楊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頂小花帽子，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不時吆喚一聲：“賣楊梅——”聲音嬌嬌的。她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楊梅很大，有一個乒乓球那樣大，顏色黑紅黑紅的，叫作“火炭梅”。這個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燒得熾紅的火炭！一點都不酸！我吃過蘇州洞庭山的楊梅、井岡山的楊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緬桂花。緬桂花即白蘭花，北京叫作“把兒蘭”（這個名字真不好聽）。云南把這種花叫作緬桂花，可能最初這種花是從緬甸傳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點像桂花，其實這跟桂花實在沒有什么關系——不過話又說回來，別處叫它白蘭、把兒蘭，它和蘭花也挨不上呀，也不過是因為它很香，香得像蘭花。我在家鄉看到的白蘭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緬桂是大樹！我在若園巷二號住過，院里有一棵大緬桂，密密的葉子，把四周房間都映綠了。緬桂盛開的時候，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就和她的一個養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來好些，拿到花市上去賣。她大概是怕房客們亂摘她的花，時常給各家送去一些。有時送來一個七寸盤子，里面擺得滿滿的緬桂花！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

雨，有時是會引起人一點淡淡的鄉愁的。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為許多久客的游子而寫的。我有一天在積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滿池清水，看了著比丘尼裝的陳圓圓的石像（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雨又下起來了。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市斤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來。雨下大了。酒店有幾只雞，都把腦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腳著地，一動也不動地在檐下站著。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這樣大的木香卻不多見。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嚴嚴的。密匝匝的細碎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六

汪曾祺是一位來自高郵的作家，他筆下的美食被描寫的十分生動，富有特色。每次讀他的文章，我都被深深吸引，仿佛這些美食就在我眼前。文字與美食相結合，令人欲罷不能，愛不釋手。

品嘗這些美食時，應該是汪先生最幸福的時光。無論是家鄉的鴨蛋，還是每年必做的炒米；無論是充滿了感情的慈姑，還是鮮嫩爽口的咸菜，都使汪先生回味無窮。讀著這些質樸的文字，我卻感受到了不一樣的人世間和汪先生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的生活中也有這樣的幸福時光。比如每次年夜飯奶奶都要做的饅頭丸子。過去的生活條件不好，做丸子總要摻上許多手工的細碎饅頭。所以說是丸子，其實肉少饅頭多，吃起來像是肉丸子。即使是這樣，這也是只有在過年時才能吃到的好菜。隨著現在生活越來越好，饅頭丸子里肉占了大部分，有時家里的長輩還會調侃說肉太多，不是當年的味兒，與記憶中的那個美味總是差了一絲。

這道菜比不上山珍海味，卻在家里人心中是再好不過的。原因很簡單——傳承與回憶。這是太奶奶曾經的拿手菜，教給了奶奶把美味傳遞下去，這就是傳承。如今，太奶奶已經過世，吃到這個菜也會讓全家人想起曾經那些美好和值得紀念的回憶。

汪先生文章里的每一道美食都不僅是簡單的食物，背后更有一個個故事。這一道饅頭丸子更是這樣，承載了我家幾代人的回憶，以及對先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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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七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八

哲學是周國平的專長，尼采、蒙田、拜倫、卡夫卡、愛默生、蘇東坡、盧梭、袁中郎、昆德拉、艾略特、蘇格拉底、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這些歷史上著名的先哲圣賢仿佛都是周的好友，相聚在他的家中，談古道今，談笑風生。他的散文大都關乎哲學，有的內容盡管討論的不是哲學問題，但也飽含哲理，將哲學沉淀為文章的底色。其中討論最多的是諸如知識與智慧、生命與死亡、人生與自我、苦難與幸福之類的哲學命題。在《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中，周說：“哲學的本義是愛智慧，愛智慧甚于愛一切，包括甚于愛生命。”在他看來，哲學不是枯燥乏味的若干范疇和教條，而是關乎人的根本、探討人生的永恒問題、并散發著永恒魅力的詩。在他的筆下，些小瑣事能折射出宏大的人生主題，觸目皆是的野花小草能生發出宇宙的浩瀚無垠。他探索人生之謎、追問生命的價值，關懷當前人們的精神境遇和精神狀況。在當今這個日趨實利、物欲橫流的時代，他的這種濟世品質和人文情懷顯得彌足珍貴。

談論死亡是大部分人都避諱的問題，而他對死亡的探討情有獨鐘，因為思考死對于生命是有價值的。《思考死：有意義的徒勞》是這本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文章，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對死亡思考的如此透徹，如此全面，如此真誠。文中在質疑了接受死亡的種種理由之后，他得出結論：“一個人只要認真思考過死亡，不管是否獲得使自己滿意的結果，他都好像是人生的邊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進而能讓人“以超脫的態度對待人生的一切遭際”，“在必要的時候甘于退讓和獲得平靜。”顯然，作者并不是在這里悲觀消極，而是為我們短暫的生命描摹出最后的底限，從而使我們更加珍惜和熱愛我們的生命。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九

汪曾祺筆下多的是蕓蕓眾生瑣碎的日常，和花開花落爛漫的雅興。“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先生將自己對生活、人生的態度盡收在文字中，讓我們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如何去面對生活。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保持初心不變，持續向前。（新華網評）。

有些人散文如水，有些人則善于翻跟斗、玩花樣，有些人則像說相聲的，善于抖包袱，說機靈話兒，汪曾祺的散文則如窖藏了大半輩子的醇酒，消盡人生火氣，簡練而淳樸。（作家張憲光評）。

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樣，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400多萬字，窮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鄉的書寫。（《三聯生活周刊》評）。

汪曾祺是“文化史的寵兒”。“文化史”不僅包含汪曾祺所經歷的新舊交替的時代，同樣包含當下對于汪曾祺的重新發現。這份“發現”里有對美、人情和現代性的追求，也有斷裂傳統與過去的神傷。（學者季紅真評）。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十

家鄉的幾座大寺里都有羅漢。我的小學的隔壁是承天寺，就有一個羅漢堂。我們三天兩頭于放學之后去看羅漢。印象最深的是降龍羅漢，——他睜目凝視著云端里的一條小龍;伏虎羅漢，——羅漢和老虎都在閉目養神;和長眉羅漢。大概很多人都對這三尊羅漢印象較深。昆曲(時調)《思凡》有一段“數羅漢”，小尼姑唱道：

“降龍的惱著我，

伏虎的恨著我，

那長眉大仙愁著我：

說我老來時，有什么結果!”

她在眾多的羅漢中單舉出來的，也只是這三位。——她要是挨著個兒數下去，那得數多長時間!

羅漢原來是十六個，傅貫休所畫“十六應真”即是十六人，后來加上布袋和尚和一個什么什么尊者，——羅漢的名字都很難念，大概是古梵文音譯，這就成了通常說的“十八羅漢”。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就已經是十八人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這隊伍擴大了，變成了五百羅漢。有些寺里在五百塑像前各豎了一個木牌，墨字某某某某尊者，也不知從哪里查考出來的。除了寫牌子的老和尚，誰也弄不清此位是誰。有的寺里，比如杭州的靈隱寺竟把濟公**也算在里頭，這實在有點胡來了。

羅漢本是印度人，貫休的“十六應真”就多半是深目高鼻且長了大胡子，后來就逐漸漢化。許多羅漢都是個中國和尚。

羅漢大致有兩種。一種是裝金的，多半是木胎。“五百羅漢”都是裝金的。杭州靈隱寺、蘇州××寺(忘寺名)、漢陽歸元寺，都是。裝金羅漢以多為勝，但實在沒有什么看頭，都很呆板，都差不多，其差別只在或稍肥，或精瘦。誰也沒有精力把五百個羅漢一個一個看完。看了，也記不得有什么特點。一種是彩塑。精彩的羅漢像都是彩塑。

我所見過的中國精彩的彩塑羅漢有這樣幾處：一是昆明筇竹寺。筇竹寺的羅漢與其說是現實主義的不如說是一組浪漫主義的作品。它的設計很奇特。不是把羅漢一尊一尊放在高出地面的臺子上，而是于兩壁的半空支出很結實的木板，羅漢塑在板上。羅漢都塑得極精細。有一個羅漢赤足穿草鞋，草鞋上的一根一根的草莖都看得清清楚楚，跟真草鞋一樣。但又不流于瑣細，整堂(兩壁)有一個通盤的，完整的構思。這是一個群體，不是各自為政，十八人或坐或臥，或支頤，或抱膝，或垂眉，或凝視，或欲語，或諦聽，情緒交流，彼此感應，增一人則太多，減一人則太少，氣足神完，自成首尾。另一處是蘇州紫金庵。像比常人小，身材比例稍長，面目清秀。這些羅漢好像都是蘇州人。他們都在安靜沉思，神情肅穆。如果說筇竹寺羅漢注意外部筋骨，頗有點流浪漢氣，紫金庵的羅漢則富書生氣，性格內向。再一處是泰山后山的寶善寺(寺名可能記得不準確)。這十八尊是立像，比常人高大，面形渾樸，是一些山東大漢，但塑造得很精美。為了防止參觀的人用手捫觸，用玻璃龕罩了起來，但隔著玻璃，仍可清楚地看到肌肉的紋理，衣飾的刺繡針腳。前三年在蘇州直看到幾尊較古的羅漢。原來有三壁。東西兩壁都塌圮了，只剩下正面一壁。這一組羅漢構思很有特點，背景是懸崖，羅漢都分散地趺坐在巖頭或洞穴里(彼此距離很遠)。據說這是梁代的作品，正中高處坐著的戴風帽著赭黃袍子的便是梁武帝，不知可靠否，但從衣紋的簡練和色調的單純來看，顯然時代是較早的。據傳紫金庵羅漢是唐塑，寶善寺、筇竹寺的恐怕是宋以后的了。

羅漢的塑工多是高手，但都沒有留下名字來，只有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幾尊，據說是劉鑾塑的。劉鑾是元朝人，現在北京西四牌樓東還有一條很小的胡同叫做“劉鑾塑”，據說劉鑾原來就住在這里，但是許多老北京都不知道有這樣一條名字奇怪的胡同，更不知道劉鑾是何許人了。像傳于世，人不留名，亦可嗟嘆。

中國的雕塑藝術主要是佛像，羅漢尤為杰出的代表。羅漢表現了較多的生活氣息，較多的人性，不像三世佛那樣超越了人性，只有佛性。我們看彩塑羅漢，不大感覺他們是上座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只覺得他們是一些人，至少比較接近人，他們是介乎佛、菩薩和人之間的那么一種理想的化身，當然，他們也是會引起善男子、善女人頂禮皈依的虔敬感的。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遺產，不論是從宗教史角度，美術史角度乃至工藝史角度、民俗學角度來看。我們對于羅漢的重視程度是很不夠的。紫金庵、筇竹寺的羅漢曾有畫報介紹過，但是零零碎碎，不成個樣子。我希望能有人把幾處著名的羅漢好好地照一照相，要全，不要遺漏，并且要從不同角度來拍，希望印一本厚厚的畫冊：《羅漢》;希望有專家能寫一篇長文作序，當中還要就不同寺院的塑像，不同問題寫一些分論;我希望能把這些羅漢制成幻燈片，供研究用、供雕塑系學生學習用，供一般文化愛好者欣賞用。

載一九九八年第一期《收獲》。

法國雕塑大師羅丹曾說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智者，他擅于將生活中的瑣碎雜亂串聯成一幅幅生動別致的畫卷。汪老的.筆調平淡質樸，貼近生活細節，不追求華麗辭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觀念思想的有意灌輸，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樣自然純樸，卻又意味深長。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處事淡泊、不計名利，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張家口勞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決定了他散文創作的獨特風格，讀汪老的散文，猶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拉家常，雖然話語平實，但饒有風趣，令人回味無窮。

(一)汪老散文之貼近生活。

拜讀過汪先生的諸多散文之后會發現，他所寫散文的主題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們平常生活中遇見卻未細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對夏天景色的細微描寫，《泡茶館》對茶館里的閑人趣事的生動刻畫。汪老從細小的視角嵌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發現不平凡的趣味。

現代社會下的都市人生活節奏加快、生存壓力劇增，他們沉浸于工作和學習中，閑情逸致都拋之腦后，對于身邊平凡的人或物他們無暇顧及。除了工作學習，他們無法體會到生活的其他樂趣，他們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圍著，周圍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與他們劃清界線，他們將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會生活的喧囂與緊張唯有透過心靈的恬淡與靈靜才能得到調劑與釋放。許多讀者喜愛汪老也正是被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與關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靈的愉悅和凈化，進而對周圍環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質樸。

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終彌漫著平實主義風味，散文語言簡單易懂，曾有評論家評價汪老的語言十分特別，拆開來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別有一番味道。個人比較喜歡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筆調樸實，如拉家常，但卻字里行間中折射出父子之間無需言語表達的親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見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寫生活瑣事，他對事物往往有其獨到的見解感悟和奇妙的審美發現，擅于以小見大，透過事物的現象看到本質。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學》中談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時，最后從苦瓜想到文學創作，他說作家應該口味雜一點，不能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這種生活中的敏思與睿智，是值得我們所提倡與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斷的思考才能迸發生命的靈感。

(四)汪老散文之樂觀豁達。

先生的散文格調向我們展示的永遠是樂觀向上的精神與內涵，這與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關。現在的很多藝術過于浮躁，無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從汪老散文中散發出來的豁達精神對于我們的人生是一種鼓舞，不管經歷多大挫折與磨難，堅信曙光的到來，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態，享受人間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當我們真正以樂觀胸懷視之，我們會發現任何的困難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十一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當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說家。在讀他的散文集《寄意故鄉》之前，以前也曾讀過他的一些小說和散文，他獨樹一幟的文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傳，他的代表作品小說《受戒》、《大淖記事》等文筆，優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號人，有點像《邊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創新。

讀汪曾祺的散文，覺得他的語言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作為一個家學淵源的作家，他繼承了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有人說他的散文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認為只能夠說他的散文是繼承了我國傳統散文的優秀傳統，植根于我們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說的：“一個當代作家的思想總會跟傳統文化、傳統思想有些血緣關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個復合體，不會專宗哪一種傳統思想。”所以我認為把汪曾祺的散文稱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的語言平淡、質樸、簡煉，是一種提純度很高的語言，絕無文人的“掉書袋”之嫌，相反倒是貼近生活的。

描寫鐵橋和尚的情人：鐵橋有一個情人，年紀輕輕，長得清清雅雅，不俗氣。見《鐵橋》。

描寫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邊。這是一片很荒涼的地方，長了一些野樹和稀稀拉拉的蘆葦，有一條似有若無的小路。

抒寫內心胸臆：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見《牙疼》。

可見汪曾祺無論是描寫人物，還是描寫環境，人物心理，都文筆洗練，惜墨如金，但是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比起西方現實主義大師如巴爾扎克他描繪人物工筆刻化服飾，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動輒洋洋數百近千言，看多了給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談到沈從文教寫作，常說“要貼到人物來寫”，在寫作過程中要隨時緊緊貼著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時候自己的感情貼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會“走”了，飄了，不具體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語也能做到貼到人物來寫，即使文中沒有人物，我們難道不能說，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說的人物嗎，這樣，他的寫風俗，讀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家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娓娓到來，如話家常，創造的是真境界，傳達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寫一句空。

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有內在聯系的。文學語言不是像砌墻一樣，一塊磚一塊磚疊在一起。而是像樹一樣，長在一起的，枝干之間，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語言是活的，也是流動的，中國人喜歡用流水比喻行文，這是非常貼切的。

有一位評論家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下來沒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語言的美不在每一個字，每一句，而在字與字之間，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他的字單看一個一個的字，并不覺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汪曾祺的文學語言也是這樣的。

汪曾祺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語言和思想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僅是所謂“載體”它是作品的本體，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話，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語言后面有文化的積淀，一個人的文化修養越高，他所傳達的信息就會更多。汪曾祺的文學語言兼具南北神韻，打通古今脈絡，才氣學識與高超的文字工夫將現代中國文學提高了境界，豐富了現代漢語和文字的表達方法，自有一種超邁古今的曠達和淡泊。他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論鄉情民俗，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散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十二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汪曾祺可以說在那個極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識分子，在他20歲時，通過自身的努力考上了西南聯大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學上的成就是他這一輩子的榮光，他留下了許多散文集、小說集。

汪曾祺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聯大同學辦的一所中學中擔任教師，在教學生涯中，也是他的創作初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他寫了不少的文學小說，有名的如《復仇》，后來被刊登在文藝復興的雜志上，并廣為流傳，人們開始認識了汪曾祺這樣的一個人。

同樣也是在教師生涯的過程中，汪曾祺認識了他的一生伴侶，施松卿。她也同樣是一名教師，由于在一起工作，從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礎，并且因此喜結良緣，從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幾經波折，歷經過中國抗日戰爭，改革開放，在這林林種種的是其中，汪曾祺依舊能夠保持著一顆開朗的心態，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難所打倒，反而能夠將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寫下了許多的精品良作。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十三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于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對于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沖，如孫郁所對他的評價：“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復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說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于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于其中，蘊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要貼著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無論是記人類、游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說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云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說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吊書袋”，原因即在于這些故紙堆里的考據并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汪曾祺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么影射、批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汪曾祺在說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恒”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于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里鮮活起來。金岳霖聚會時捉虱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于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說，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卜”的聯大女生。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55頁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汪曾祺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汪曾祺傳授古典文學。汪曾祺自己閱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汪曾祺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咸蛋“筷子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了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仿佛過于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里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游刃有余，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汪曾祺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丑，避重就輕，使汪曾祺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局限。

汪曾祺散文的人物描寫篇十四

汪曾祺在西南聯合大學時，和朋友朱德熙到昆明蓮花池去游覽。蓮花池有個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看了滿池清水邊的陳圓圓著比丘裝的石像后，下起雨來。汪曾祺到蓮花池邊小街的小酒店里坐下，一碟豬頭肉，半斤酒。雨大，汪曾祺看小酒店院子里的木香花，把院子遮得嚴嚴實實。密密匝匝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多少年過去了，汪曾祺忘不掉這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蓮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濁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濕雨沉沉。

汪曾祺的故鄉是江蘇高郵，故鄉的風物，咸鴨蛋，野菜，甚至小咸菜，都滋養了他的筆墨。晚年所寫的小說和散文，都是取材于故鄉的人物和食物。

昆明是他人生中的第二個驛站。在昆明生活了多年，他青春的夢在這里綻放，收獲了愛情友情。云南的美食，培養了他后來作為美食家的胃口和審美。他寫昆明的吃食，別有情味和韻味，已經超越了美食的味道，有了記憶的回味，情感的醞釀，一飯一蔬，散發出醉人的氣息。我是在他的筆下知道過橋米線、汽鍋雞，十幾年前，去昆明時，特意上街品嘗。

人能端什么飯碗吃什么飯，一生之中，有很多偶然，有很多不確定性。與西南聯大的朱德熙從事語言學研究相比，汪曾祺吃了文藝的飯，后來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在張家口地區的沽源馬鈴薯研究站，汪曾祺完成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汪曾祺白天畫馬鈴薯，晚上看《容齋隨筆》。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汪曾祺是一個達觀主義者，樂生，灑脫。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興之所致，親自下廚，做兩個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幾杯，然后鋪上宣紙，隨意畫兩筆。汪曾祺畫畫是自娛自樂，并照搬了陶弘景的詩句“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他的花鳥畫作，的確如嶺上白云，飄逸，高潔。對應了人間食物的五味雜陳與溫熱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