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yǎng)人的觀察、聯(lián)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為大家搜集的優(yōu)質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一
學習了中國近代史，我感觸頗深。一方面，我對中國近代的這一段歷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體會。
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通過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zhàn)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華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許多特權，把持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操縱著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而現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其歷史背景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新中國，并進行數十年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中國今天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是獨立自主的，不允許外國附加任何條件，外國人在中國從事經商投資等活動，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相比，其社會性質根本不同，不能以現在的情況和觀念硬往歷史上套，不能將歷史與現實同等看待。
了解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資產階級的確有發(fā)展甚至成功的機會，但由于主客觀原因，他們最終沒能把握住。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卻能在相同的歷史舞臺上脫穎而出，這就能說明中共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最大程度上適應和迎合了當時中國的需要。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國門洞開，近代史的序幕也開始緩緩拉開。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的社會性質開始發(fā)生質的變化。
兩千年的封建制度使農民和地主成為當時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階級，它們也幾乎同時做出了行動。然而落后的生產狀況和落后的階級狀況容易導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動。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情況，農民階級的表現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國起義，而后是19世紀末盲目排外、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會的背景下，他們都不能算是成功的達到改朝換代，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周期性農民大起義。更何況此時的中國已開始被無可抗拒地卷入資本主義占主導的新世界中，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這些農民運動仿佛成為一種無以為繼的歷史的倒退。
地主階級在19世紀中葉開始了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但作為制度的組成部分，他們不可能認識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務運動的結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領導人李鴻章一樣，僅僅成為大清一時的裱糊匠，勉強維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歐風美雨面前最終難脫轟然倒塌的命運。
我始終認為革命黨人的“民智未開則以革命開之”這句話頗有值得商榷之處，他們顯然過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革命的確迫在眉睫，但是觀念作為一種心理承襲，其養(yǎng)成是幾十年的耳濡目染，幾十代的薪火相傳，希望一夕之間，天翻地覆是不現實的，對于傳統(tǒng)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談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二
摘 要：中國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這110年間的歷史。本論文是從1840到1919這80年著手，研究的是這80年間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幾十年，可是對于近代中國人來說，這80年卻不容忽視。因為這80年在中華民族史上是一個苦難的歲月，是一段艱辛的歷程。這段歷史，留下了許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甚至于中國近代起始時間以及以什么作為標志，學術界還存在多種說法。
一、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
一般認為，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的開端。因為鴉片戰(zhàn)爭在很多學者看來，從鴉片戰(zhàn)爭失敗就標志著中國國家地位開始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把鴉片戰(zhàn)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個說法是很合理的。雖然很多學者都贊同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但是就鴉片戰(zhàn)爭具體開始的時間上，大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說
1839年發(fā)生了九龍之戰(zhàn)，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戰(zhàn)。另外這一年，還發(fā)生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第一個是中國禁煙運動開始了，這標志著中國和英國正式進入正面的對立狀態(tài)。第二個是英國政府通過了遠征中國的議案。這就是1839年說。
(二)1840說
1840年6月，英國的海軍少將曾率領遠征軍，在到達廣州附近的洋面的時候。這事實上也就標志著中國和英國雙方，從那一刻起就正式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學者們認為是鴉片戰(zhàn)爭的開始。這就是1840年說。
(三)1842年說
1842年8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正式簽訂，隨之而來，中國社會開始變化，國家地位也有了改變，這都是這一場戰(zhàn)爭結束之后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導致的。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近代的歷史才真正開篇。這就是1842年說。
雖然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獲得了大多數學者得認同，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一說法。尤其是最近幾年來，置疑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的學者越來越多，甚至有學者這么認為：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假說，他假定中國社會，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沖擊，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發(fā)生變化。從生產關系方面來講，也就是會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因素。但是學者們同樣認為：不論社會如何變化，他都取決于這個社會內部的內層驅動力。也就是說，隨著鴉片戰(zhàn)爭之后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中國社會經濟會發(fā)生變化，但是社會經濟怎么變化，變化的趨勢又是什么，這個主要取決于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而實際上呢，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社會內部無論是從生產關系方面來說，還是從新的生產力因素方面來說，他們都沒有發(fā)生明顯的變化。事實上，中國還是一個農業(yè)大國。除了這部分學者提出質疑，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個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他只不過是所謂的中國社會停滯論基礎上的一個沖擊反應模式。這些學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停滯不前、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就像死水一樣。如果不加以干涉，讓這個社會順其自然地發(fā)展下去的話，中國不會發(fā)生質的變化。因此就必須有一股外部力量對他進行沖擊，他才會有所反應。
除了以上兩種反對觀點，還有一種觀點就是：這個鴉片戰(zhàn)爭開端說，還存在著一種缺陷。那就是不利于歷史老師的教學。因為清朝歷史被鴉片戰(zhàn)爭分成兩段。講清代歷史的和講中國古代史的，一旦講到清朝中期就結束了，割斷了歷史的整體性。
所以這些學者是反對以鴉片戰(zhàn)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的。
二、明清之際開端說
(一)1581年說
1581年也就是明代萬歷九年，這一年，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條鞭法。這條鞭法隨之帶來的是：意大利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這個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點。因此有學者認為，緊接著一條鞭法的確立和利瑪竇來華而來的，就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因為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是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所以他們認為把1581年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毫無爭議的。
（二）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在隆慶帝的繼位后，隆慶帝推出了一個開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設立海城縣。而且在隆慶元年就是1567年的時候，部分海禁也被開放了。在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過這一舉措，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此之后，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倭寇騷擾，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貿易也跟著快速發(fā)展起來。并且這時白銀大量內流，白銀的大量內流，就標著那個時期的銀本位制基本得到確立。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商品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所以這些學者主張明代隆慶開放，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三)1644年說
1644年，清朝入關，定都北京，清王朝從此正式開始。這個年份和世界近代歷史開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從1640年開始。因此把中國近代史定于1644年，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時間。這就是1644年說。
(四)1600年說
國外的一些學者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們可以從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此他提出了三個依據，第一個，他認為東方歷史和西方歷史的匯合，實際上就是在16世紀。16世紀17世紀，歐洲人、俄羅斯人的來臨，為19世紀西方在中國的強烈活動做好了準備工作，這個強烈活動實際上也就是西方來侵略中國。第二個是以1600年為開端，他正好是與歐洲近代開始是相吻合的。第三個是1600年到1800年兩百年間，中國內政的發(fā)展，外交的發(fā)展進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探討，這對于我們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明清之際開端說。
三、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說
最后一種學說認為中國近代的開端是：以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的。這個年代是1861年。因為這一年發(fā)生了很多有標志性的事件。第一個，他們認為：只有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形成了這種《北京條約》體系，才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真正地侵入了中國內地。同時也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對清朝統(tǒng)治造成了嚴重打擊，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優(yōu)越先進性，從而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最終清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開始真正有意識的，改變固有的華夷之辯這么一個政治舊習，這么一個固有的觀念，使得當時清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擺脫內憂外患。第二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國上游重鎮(zhèn)安慶失守，這個安慶失守基本上可以說，它標志著太平天國的失敗。第三個就是在1861年這一年，曾國藩創(chuàng)辦了安慶內軍械所，這個實際上我們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務運動的開始。當然洋務運動的開始，大規(guī)模是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第四個是1861年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通過這一個個標志性的事件，所以他們認為把1861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最好不過。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有學者贊成鴉片戰(zhàn)爭說，有學者贊成明清之際說，還有學者贊成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說。可以說，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但是我們從他們的爭執(zhí)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期確實已經踏入了近代的門檻。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三
摘要：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婦女解放運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指導思想的確定，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及國際社會的影響，促得五四時期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的重要價值和轉折意義。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中國婦女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關鍵詞：五四運動婦女解放馬克思主義
(一)經濟基礎
(二)思想的啟蒙與傳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統(tǒng)治。使得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領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猛烈抨擊“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號召人們勇敢掙脫封建枷鎖獲得自由解放，這些都對深受壓迫、歧視和剝削的婦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傳播了民主主義思想，沖擊了舊中國傳統(tǒng)封建主義，對廣大婦女的思想產生了顛覆傳統(tǒng)腐朽的作用。這樣就解決了五四運動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基礎。
(三)國際社會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發(fā)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的交涉失敗直接導致了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廣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罷課，進行集會抗議，號召女工展開罷工運動，共同將五四運動推向高潮，在運動中表現出來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fā)展。
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婦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五四運動之前，婦女運動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和“進化論”學說，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思想成為了婦女解放思想的主流，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從激進民主主義者隊伍中分化出來，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婦女問題，逐漸成為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新青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載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及蘇維埃俄國婦女狀況的文章近20篇，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主要觀點有：第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說明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層根源在于婦女經濟的不獨立，因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婦女的活動也僅限于個體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婦女解放必須改變這種社會發(fā)展模式。第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研究婦女問題，指出實現婦女解放的最終途徑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第三，重視革命自覺能動性的作用，強調婦女解放最終要靠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
這些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即通過階級斗爭改變社會制度，實現社會主義，以求得婦女問題的根本解決與婦女的徹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觀的束縛，勞動婦女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體
辛亥革命時期開創(chuàng)了近代婦女運動之先河。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不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這次的婦女解放運動僅限于上層資產階級的婦女當中，有少數的知識婦女參加，占婦女80%以上的勞動婦女沒有被動員起來。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也沒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xié)性和軟弱性，伴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婦女運動也隨之失敗。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雖然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婦女運動的理論不夠成熟，但是它畢竟為之后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在婦女運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為起點，從此，中國婦女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徹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婦女運動與政治革命相結合
康、梁也把婦女問題與社會問題相結合，但沒有觸動封建統(tǒng)治基礎。孫中山盡管把女權運動看成是民權的一部分，但是在資產階級所允許的范圍內，那是虛偽的，不能實現的。只有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婦女才能真正解放，從而從根本上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確提出，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政治革命。并且號召，熱心婦女運動的婦女，在革命運動中，一面要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國救民的主張，一面代表全體的婦女，提出男女平權的主張。這樣，顯示婦女的能力，使婦女成為每次國民運動中間的勁旅。廣大婦女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奔走呼號，推動了社會革命運動的發(fā)展，而社會革命運動又促進婦女運動取得了成功，并進一步將其推向高潮。
(一)婦女運動主要由男性領導，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比較溫和
中國的傳統(tǒng)性別始終處于一種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諧狀態(tài)，中國“有輕視婦女的歷史，但是沒有仇視和詆毀女性的運動，因此，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一直是比較溫和的”。
(二)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不夠，女性地位仍然有待爭取
五四時期的女子教育仍舊集中在中上層家庭的女子，廣大勞動婦女仍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經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新型知識女性仍占少數。北伐后，雖然在法律上承認男女平等，男女權利義務差不多一樣，但實際上，人們的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業(yè)機會比男人少，就業(yè)范圍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經常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用支離破碎的婚姻來換取一己的事業(yè)。
首先，五四運動時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表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運動使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聯(lián)系起來，促成了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政治方向的轉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有了自己堅強的領導者。
由此看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過程，到五四時期才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結合，開創(chuàng)了新的紀元。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四
摘要：孫中山的思想和業(yè)績是中國近代發(fā)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時，孫中山和諧思想正是基于對中國社會不和諧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贊成“五族共和”，反對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和諧共處，促進各民族發(fā)展，不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tǒng)一的自覺認同意識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當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也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和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同時是中國特色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孫中山;民族和諧;和諧社會
翻開歷史，不難發(fā)現人類古往今來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學說，以和諧理念為其終極與歸宿，以和諧社會藍圖為目標和旗幟，號召人們?yōu)橹畬崿F而努力奮斗。回顧并總結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對于21世紀如何對待民族和諧問題無疑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一)形成的背景
第一，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痛感“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fā)言或與聞之權。”[2]第二，在經濟方面，針對因中國的生產力落后、區(qū)域經濟不協(xié)調、經濟結構畸形、經濟秩序混亂等我國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障礙，孫中山提出建立生產發(fā)達、區(qū)域協(xié)調、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的和諧經濟。第三，在文化方面，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代的文化形成沖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現實差異。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行為方式，都需要創(chuàng)新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融會、整合與引導。最后，在個人經歷方面，與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孫中山學習中國經史，不但對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義思想情有獨鐘，而且完全繼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早年在海外學習、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崇尚西方民主。他為了民族和諧，一生為之奮斗。
(二)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發(fā)展過程
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要“驅逐韃虜，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口號。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這樣看來，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3]他明確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就必須推翻滿洲貴族的統(tǒng)治。但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還是處在狹隘的排滿狀態(tài)。1905年同盟會成立，同盟會的章程中規(guī)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4]為盟會的政治綱領，同盟會成立以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思想已經漸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報發(fā)刊詞》中孫中山把這個政治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三民主義，后來統(tǒng)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則是孫中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綱領和原則。“滿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壓迫制度，實現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國的統(tǒng)一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實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狹隘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變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義。
新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族觀產生了新飛躍，在反帝為首要任務和民族自決原則上，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基本上達成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國民革命時期的旗幟。孫中山先生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從“民族自治”到“必須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1]。為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為克服民族自卑感、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孫中山的和諧社會思想依據中國國情而形成并不斷發(fā)展的，并經常將其作為論證和諧社會的依據。
(一)政治領域
政治領域分別體現在政黨和政權方面：第一，政黨問題。孫中山不僅領導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有進步。吾國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國政治無進步者，獨裁之弊也……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終有不適之時，學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優(yōu)之點”[6]。力圖把政黨政治引入到中國的軌道，推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權問題。孫中山抨擊了其黑暗現狀，專制政體的種種弊端。他對民國的政治藍圖作了精心規(guī)劃，高舉“廢除專制，實行共和”的大旗。通過權力的分解、制約而達到社會和諧，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領域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很早就具有了“和諧”的意識。道家宣揚的“天人合一”說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們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社會財產為公共所有，孫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會，對以后國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廣泛的影響。與我們今天所倡導建設的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民族共和下，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共和”類似于現代人們所說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義體制，就是說，在同一個體制下，各種文化和宗教和平共處。文化多元主義的本質不是讓各種文化的載體居住在特定的空間，而是在同一空間里，各種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動。各民族之間的日常互動會發(fā)展出一系列的行為規(guī)范，有助于和諧狀態(tài)的達成。因此，繼承發(fā)揚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應當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有機結合起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民族自治”到“中華民族為統(tǒng)一體”等這些民族和諧思想。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須獨立”、“祖國必須統(tǒng)一”、“天下為公”等思想文化，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文化層面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對孫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發(fā)展。
(二)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民國建立以后，孫中山更是重視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tǒng)一”，表示自己一定要盡心竭力，實現敦促和平統(tǒng)一，并倡導南北議和，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tǒng)一。但是，恰在祖國大陸迅速崛起的時候，在海峽對岸“臺獨”勢力最為猖獗的時候，“臺獨”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必須從正反兩面提醒中國人。在對待“臺獨”的態(tài)度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構建和諧世界的大視野出發(fā)，本著兩岸的互贏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極大地改進了兩岸關系的生態(tài)。對等、對話、對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對立、對抗、對壘。因此，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三)民族和諧思想是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
孫中山在就職演說中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7]民國成立，他強化民族和諧，依法打擊民族分裂勢力。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少數民族、民族地區(qū)、民族關系的面貌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以雄辯的事實印證著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里，進行多民族間的多維交流與對話、健全民族和諧的制度保障，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將有助于我們實現民族和諧，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發(fā)展。中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充分發(fā)揮民族政策對民族和諧發(fā)展的促進作用。
考慮民族問題的同時，不能無視宗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7]。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宗教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1957年1月，周恩來同__在印度新德里談話時明確表示：“我們歡迎發(fā)展宗教聯(lián)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均要發(fā)展這種聯(lián)系。但是，我們反對那種以宗教為外衣而以政治為內容的活動。……如借宗教名義向我們進行顛覆活動，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再一次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發(fā)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四)民族和諧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前進方向，繼承“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guī)范，確立牢固的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是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孫中山崇尚以人為本，重視人生價值，倡導自由、平等和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下大同”、“中華民族和諧統(tǒng)一”等文化思想傳承了五千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一種不斷地豐富發(fā)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內在含義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先進理論有著眾多不謀而合之處，是以科學理性精神、人文價值精神為支撐的現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會主義和諧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孫中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孫中山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6]孟慶鵬.孫中山文集(上)[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五
中國近代史，就其主流本質來說，是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尤其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斗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吧一個極度貧困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上的歷史。
重視歷史和學習與研究，注意總結和汲取歷史經驗，這是中國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毛澤東說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他還多次發(fā)出過“學一點歷史的”號召，鄧小平也十分注意用歷史來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青年，他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歷史。“要懂得些歷史，這是中國發(fā)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各條戰(zhàn)線的生力軍。為了勝利的擔負起建設祖國的責任，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國情，不僅要了解中國的今天，還應當了解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對于我們來說，不論今后將從事何種專業(yè)工作，學習“中國近代史綱要”課程，都是很必要的。
所以說學習中國近代史綱要對于中國大學生來說是必要的。
中國近代史主要是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發(fā)展和革命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及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通過學習我知道了：
一、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中國及其與中國封建勢力相結合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兩項歷史任務；懂得必須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為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開辟道路，認識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義性、進步性；懂得了自覺地繼承和發(fā)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和革命傳統(tǒng)，進一步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了解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為救國圖存而進行艱苦探索、頑強奮斗的歷程及其經驗教訓；注意比較的主賣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政黨的政治方案，懂得了舊民族主義革命讓位給新民族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原因；認識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增強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自覺性。
三、聯(lián)系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國內外環(huán)境，了解到了中國人民走上以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了解了實行改革開放和搞好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聯(lián)系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正確性；進一步樹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的信念，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四、緊密結合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實際，通過對有關歷史進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了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分析和評價歷史問題、辨別歷史是非和社會發(fā)展方向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還知道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屈辱和苦難中奮起，為了爭得民族獨立、自身解放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進行過長期的英勇頑強的奮斗。正是這些斗爭，粉碎了外國侵略者滅亡中國的圖謀，推動了中國的發(fā)展和進步。
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先進的中國人曾經歷經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但是，多次斗爭的失敗，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斗爭才走上了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勝利發(fā)展的道路。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題目篇六
新鄉(xiāng)地處河南北部，歷史悠久，自然條件優(yōu)越，在歷史上是傳統(tǒng)的北方內陸城鎮(zhèn)。晚清時期，新鄉(xiāng)與沿海城鎮(zhèn)相比受到西方文化沖擊較小，社會形態(tài)未發(fā)生明顯變化。但到了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交會于新鄉(xiāng)，使新鄉(xiāng)城市發(fā)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新鄉(xiāng)的歷史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響到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因而對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鄉(xiāng)近代城市發(fā)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鑒于此，筆者結合相關材料，對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發(fā)展過程進行分期研究，總結各發(fā)展階段的特點，探究其發(fā)展規(guī)律。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紀初，新鄉(xiāng)的當地建筑仍以傳統(tǒng)明清建筑為主，建筑材料以傳統(tǒng)的土、木、磚、石為主，延續(xù)著以木構架為主的結構體系。但隨著西方宗教的日漸傳入，新鄉(xiāng)出現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為西式和中西結合式，這也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新式建筑。這些新建筑對新鄉(xiāng)建筑面貌的改變并不明顯，當時建筑仍以傳統(tǒng)民居為主。
這一時期新鄉(xiāng)最具代表性傳統(tǒng)的民居應為位于今原陽勝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當時陽武縣（今屬原陽縣）最大財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僅主院保存完整，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院是北方民居傳統(tǒng)的四合院建筑，有三進院落，房屋74間，皆為硬山頂灰瓦建筑。院落規(guī)劃整齊，坐西面東，屋頂上有五脊六獸，古樸典雅，渾厚莊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對稱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鄉(xiāng)現存的清末民居還有位于鳳泉區(qū)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紅旗區(qū)北關一帶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處民居皆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始建于1882年的衛(wèi)輝南門里天主堂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華于1897年進行擴建。該教堂規(guī)模宏大，房屋百余間，為中西結合式建筑。該教堂主殿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中國廡殿頂式的殿身實體，二是仿古羅馬柱廊的殿身虛部，這是西方建筑樣式第一次出現在新鄉(xiāng)。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建于1884年的新鄉(xiāng)縣牧野鄉(xiāng)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陽縣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這些建筑均為中國廡殿頂與古羅馬柱廊的結合。雖然這些建筑數量少，但對周圍建筑影響較大，模仿者日漸增多。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的繁榮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通車，新鄉(xiāng)成為兩條鐵路的交會點。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鄉(xiāng)與天津、漢口、武昌等城市的距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流動極大促進了新鄉(xiāng)近代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新文化的傳播。同時，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河南，大量外國企業(yè)直接在河南投資設廠，進行工礦業(yè)生產。在以上因素的推動下，新鄉(xiāng)興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類型、技術、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中西建筑風格不斷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變，當地出現了近代建筑的繁榮景象。
一、住宅建筑
這時新鄉(xiāng)的住宅大多是傳統(tǒng)形式的延續(xù)，依舊保持四合院的樣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藝。在傳統(tǒng)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這些住宅不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術，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顯改變。
徐世昌公館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住宅，現位于輝縣牌坊街，創(chuàng)建于民國初年，為徐世昌在輝縣活動期間（1909-1911年）的辦公場所，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館“原有建筑占地十余畝，左中右三穿三進，九院相連，皆為四合院，主院穿廳……青堂瓦舍，朱門丹窗，方磚鋪地，回廊相連。”（《輝縣文史資料》第9輯）
新鄉(xiāng)北關勞動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鄉(xiāng)市區(qū)規(guī)模較大的中西結合式住宅，為民國時期新鄉(xiāng)商人李裕達及其三個兒子的私宅，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建筑群既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如墀頭、梁枋、雀替、如意頭、蓮花束腰柱礎等飾物，又摻雜較多的西方建筑設計手法，如精美線角、雕花、門旁扶壁假柱上的渦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95年，282頁）該建筑使用油氈瀝青豆粒砂屋面，為新鄉(xiāng)地區(qū)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衛(wèi)輝城內健康路麗湖花園內的王家大樓，建于民國初年，為近代民族實業(yè)家王錫彤私宅。大樓為磚木結構，青磚墻基，具有明顯的西式建筑風格，是新鄉(xiāng)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王家大樓整體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涼臺，四周有雙柱走廊。穿過涼臺是寬敞的會客廳，客廳東西各有一室相對。繞過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東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間在“t”字形走廊兩邊，室室相對，20余間，上下兩層基本相仿，上下樓梯均在后部。該建筑樣式精巧，美觀大方，是獨具一格的近代優(yōu)秀建筑。
二、工業(yè)建筑
新鄉(xiāng)的近代工業(yè)自20世紀初起步以來，逐漸興建了一批紡織、面粉、冶鐵等工業(yè)企業(yè)，這些企業(yè)的廠房多為單層磚木結構，內部空間寬敞，車間有適宜的生產環(huán)境。同時，新鄉(xiāng)也出現了多層的廠房和數十米高的煙囪。工業(yè)建筑的發(fā)展充分說明建筑的發(fā)展適應了新的工業(yè)生產技術發(fā)展的要求。
這期間新鄉(xiāng)興建的大型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有通豐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鐵公司。通豐面粉公司位于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西臨京漢鐵路，主要建筑為一棟五層磚木結構制粉樓，磚墻承重，木梁木樓板。木梁板在震動較大的面粉車間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動荷載。宏豫冶鐵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河北岸黃崗，東臨京漢鐵路，是新鄉(xiāng)最早且規(guī)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鐵企業(yè)。該工廠建筑布局、房屋結構、造型都依照工業(yè)生產所需而設計，其標志性建筑為一座30米高的煙囪，外形修長，粗細得體。宏豫冶鐵公司的煙囪與通豐面粉公司的五層制粉樓相互呼應，構成當時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的一大景觀。
三、公共建筑
伴隨著新鄉(xiāng)近代化城鎮(zhèn)的發(fā)展，醫(yī)院、文化場所、學校、車站、辦公樓等新式公共場所開始出現，展示出近代社會變革中的新鄉(xiāng)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濟惠民醫(yī)院，舊址位于衛(wèi)輝市新鄉(xiāng)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院內，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建筑為西式風格，后于1920年完成擴建，為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樓為四層內廊式雙面病房樓，中廳設樓梯，兩側對稱布置，并設有暖氣和隔火墻。該建筑集中體現了中西合璧的風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磚石結構再加上傳統(tǒng)樣式的屋頂，是中國建筑從傳統(tǒng)建筑到現代建筑過渡的一個典范。同時，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同善醫(yī)院和國光醫(yī)院，這些醫(yī)院布局合理，造型簡潔，為近代醫(yī)療衛(wèi)生建筑的代表。?新鄉(xiāng)文化建筑出現較晚，直到1927年馮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發(fā)展。1927年以后，新鄉(xiāng)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戲院、中山圖書館、新聲戲院、河朔圖書館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圖書館當屬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圖書館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一橫街北頭的衛(wèi)河公園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層宮殿式辦公及閱覽大樓動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圖書館為近代著名建筑大師楊廷寶設計，是一座“工”字形宮殿式三層磚鋼筋混凝土建筑，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與西方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特點。主樓外觀為民族建筑風格，里邊是西式設施，光線充足，館內有新聞雜志社、文物陳列室、演講室等，可容納300余人在此閱覽。
自20世紀20年代，新鄉(xiāng)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發(fā)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發(fā)展起來。1913年建造的衛(wèi)輝中學堂教學樓，是新鄉(xiāng)地區(qū)現存最早的教學樓。該教學樓為二層磚木結構，“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兒墻、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墻壁柱等近代建筑處理手法，使用玻璃、紅機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頁）。1930年建成的私立靜泉中學（今新鄉(xiāng)市第三中學），位于新鄉(xiāng)市姜莊街今市衛(wèi)生學校院內，該學校續(xù)建的“廿一”教學樓為磚木結構三層雙面樓房，門廳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學校，為兩層磚木結構樓房，“教學樓門窗過梁、基礎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鋼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懸挑鋼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鄉(xiāng)是第一次出現。此外，還采用了單斜梁兩側雙懸挑踏腳板式的木樓梯，亦屬本地少見”（同上，121頁）。
道清鐵路新鄉(xiāng)車站于1904年建成，后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車站票房一座。該票房位于新鄉(xiāng)車站北端，今建國路西側，為英國人設計。站房9間，坐東向西，設廁所、月臺、風雨棚，仿西歐票房樣式。票房由四個功能區(qū)構成，功能區(qū)內部開門，相互通達。四個區(qū)中北區(qū)辦公、調度，南區(qū)售票、后勤，中間兩區(qū)候車。
建于1933年的新鄉(xiāng)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位于今新鄉(xiāng)市東大街路北，該建筑為新鄉(xiāng)行政管理機構和最高行政長官的辦公場所。辦公樓坐北朝南，為二層磚石結構房屋。主樓為東西走向，東西兩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樓，因而整個辦公樓為中軸對稱的“h”形。主樓正面立紅漆柱四根，鼓石柱礎。樓內為雙面內走廊，樓上樓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間房設兩個平開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緊湊，造型樸實清新，堪稱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鐵路沿線城市集中，新鄉(xiāng)原有的城區(qū)已不能滿足日益發(fā)展的需要，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開始突破城墻的制約，向人流、物流比較方便的火車站附近發(fā)展，形成新的城區(qū)。新鄉(xiāng)新城區(qū)的建筑多數放棄了傳統(tǒng)設計和規(guī)劃，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結合的建筑樣式，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和材料，其功能也更為多樣。
在鐵路沒有通車前，新鄉(xiāng)的商業(yè)街區(qū)位于臨近衛(wèi)河的北門一帶。隨著鐵路的通車，這一情況發(fā)生了改變，老城北門外沿衛(wèi)河商業(yè)區(qū)開始向舊城西部方向的火車站發(fā)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舊商業(yè)區(qū)中間開辟了一條通道，從北門外沿河街，經石榴園、姜莊街、新華街至火車站。這個區(qū)域逐漸被民宅和商鋪填滿，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華街）為主的新城區(qū)。人口增加、店鋪林立，商店多為高門臉和門窗洞口加線飾等西式建筑風格，采用水泥飾面和玻璃櫥窗等新材料。民國10年（1921年），由火車站至水閣門，修西站馬路。民國20年（1931年）后在火車站東、衛(wèi)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莊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這些街道條塊結合，構成衛(wèi)河南岸街區(qū)。同時，在1933年成立城關馬路工程委員會，專門整修道路，又將新城區(qū)西站馬路、中山大街、姜莊街、石榴園、民族路等馬路修筑成碎石碎磚路面，還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國路等馬路安裝了路燈。通豐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衛(wèi)河上修建了一座橋，取名為“通豐橋”，此橋原為簡易木橋。1933年國民黨華北辦事處將此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改名為華北紀念橋，為新鄉(xiāng)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橋。橋長35米，寬6.6米，石墩、水泥梁，內襯道軌為筋，棱形紅石鋪面，8根1.5米高鑄鐵桿橋燈，為新鄉(xiāng)市第一座現代化橋梁，方便了衛(wèi)河南北交通。在今姜莊街與勝利路交叉口處，民國年間還有一座下方上圓最上為尖頂并鑲有機械鐘表的裝飾建筑，當地人稱之為“鐘樓”，用以報時之用。華北紀念橋、鐘樓與同一時期建造的河朔圖書館、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被新鄉(xiāng)百姓稱為新鄉(xiāng)20世紀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規(guī)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應發(fā)生變化，馬路寬闊，洋樓林立，門窗也均刷油漆。
五、園林建筑
隨著城鎮(zhèn)人口的增加，城市內園林建筑也有所發(fā)展，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出現兩座公園，分別為1924年修建的暴張公園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暴張公園是為了紀念暴質夫、張宗周而建，兩人為民國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張公園位于新鄉(xiāng)姜莊街，園內設有暴張紀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張紀念堂建在公園迎門處，是公園重要建筑，現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武警支隊院內，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堂坐北向南，“單檐歇山頂，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磚砌墻，檐柱抱在墻內”。暴張紀念堂建筑式樣別致，與之類似的近現代紀念性建筑并不多見。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位于火車站東邊的建國路，為愛國將領吉鴻昌所建。道清公園雖規(guī)模不大，但環(huán)境優(yōu)美，具有現代城市公園的雛形。入門處為直形長廊，左右種植翠柏，長廊左右，還各有一圓形花壇，有小徑將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構成了國民黨黨徽圖案。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停滯期
（1938年至1949年）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迅速由京津地區(qū)南下，新鄉(xiāng)于1938年2月淪陷。日偽政權在新鄉(xiāng)7年多的殖民統(tǒng)治，致使新鄉(xiāng)原有的生產關系被打破，百業(yè)凋零，經濟衰敗，社會倒退。
日軍占領新鄉(xiāng)后，大力修建軍事工程和為其服務的設施，“日本帝國主義在新鄉(xiāng)修建飛機場、軍政機關及為其服務的金融、商業(yè)、郵電、娛樂設施，共建項目58個，建筑面積61799平方米，其中軍政設施建筑面積達80%以上”（《新鄉(xiāng)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頁）。這一時期代表性的建筑為位于新鄉(xiāng)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領事館，該建筑平面為長方形，二層混合結構，木質地板，紅磚墻，大灰紅瓦，四坡式屋頂。該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個通氣孔，通氣孔直通屋頂四個方形通氣孔，通風防潮。領事館北是領事住處，為日式建筑，開關式門窗，內門和壁柜皆為推拉門，木地板上鋪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設講究。領事住宅路東為三棟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的金家營和八里營現存十座飛機掩體工事，該建筑為拱形，為水泥混凝土結構，異常堅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鍋，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飛機窩”。這些飛機窩為侵華日軍所建，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日偽政權在1943年開始修建引黃濟衛(wèi)工程，計劃將黃河水引入衛(wèi)河。至日本投降時，只將50余公里的總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將該工程加以改造，命名為人民勝利渠。
同時，日偽政權重視新鄉(xiāng)的城市建設，曾將新鄉(xiāng)列為華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規(guī)劃。“本市于事變后躋于重要地位，人口劇增，擬使成為軍事上要點及商工業(yè)都市，而策其發(fā)達。并應作為政治交通文化經濟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計劃。”（《北京檔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偽政權編制《新鄉(xiāng)都市規(guī)劃大綱》，進行為侵略戰(zhàn)爭服務的城市建設。新鄉(xiāng)規(guī)模擬為20平方公里，以京漢鐵路東側為主，從新鄉(xiāng)車站往東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約二公里，包括車站西側一部分。本區(qū)范圍東起土馬路西至鐵路線，南至城南莊，北至中興街，為一正方形新區(qū)。并以孟姜女河為分界線，南面為行政區(qū)、住宅區(qū)，北面為街市混合區(qū)，衛(wèi)河北岸為工業(yè)區(qū)。同時，新開6條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馬路（今勝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興街（今宏力大道）。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條，道路長度11.47公里，面積9.27萬平方米。日偽政權按照這個規(guī)劃大綱對新鄉(xiāng)經營多年，對新鄉(xiāng)城市建設與規(guī)劃布局產生較大影響。
1945年秋至新鄉(xiāng)解放，興建的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國民黨新鄉(xiāng)縣政府為迎接蔣介石路過新鄉(xiāng)暫住而建的中正堂。該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長方形，北端設講臺，南端正門有臺階，門廳為三柱拱券，縱墻兩側設休息走廊，間間有高大的磚粉砂漿紅廊柱，兩端間有傳統(tǒng)的倒柱連龍，墻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藝。
結?語
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歷程，充分體現出近代新鄉(xiāng)的社會變遷，是由當時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是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與社會歷史發(fā)展結合的產物。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總的來說是把西方建筑風格同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相結合，產生符合現實需要的新建筑。同時，新鄉(xiāng)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類型、技術、材料方面相對單一，高質量建筑少，這表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并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