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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一
摘要：“形勢與政策”課是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廣大青年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載體。但是目前形勢與政策教育還面臨著許多困惑與難題，最基本的問題如對“形勢與政策”課特征的把握不準確。解決此問題，必須準確把握其作為一門政治課的性質、作為一門理論課的特點，并堅持“宜粗不宜細”的講授原則。
關鍵詞：形勢與政策;政治課;理論課;宜粗不宜細。
“形勢與政策”課(以下簡稱“形策”)是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廣大青年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載體。自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對大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地位、意義及做法等提出了明確的規范要求后，我國不同層次的高校均加強了對大學生的形勢與政策教育，但是形勢與政策教育還面臨著許多困惑與難題，最基本的問題如對“形策”課特征的把握不準確。如何講授好“形策”課，使之在變幻莫測的時代條件下充分發揮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養青年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成為廣大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和研究者必須思考和解決的重要任務。因此，在認真學習和鉆研授課大綱的基礎上，針對教學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形策”課的性質、特點以及基本的講授原則。
準確把握課程的性質，這是講授好一門課程的前提。因為課程的性質統領著整個教學過程，并且是直接決定教學能否達到課程設置預期目標的最主要因素。
顧名思義，從“形勢與政策”的名稱來看，這門課程是講解形勢與政策的課程。但從內容來看，“形策”課的教學內容極為寬泛且具有很強的時效性，一方面，教學內容涉及古今中外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該門課程的教學內容是動態的，與高校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相比，“形策”課教學內容變動性很大，其時效性表現更為直觀和強烈，教學過程中對國內外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風云變幻的形勢跟蹤十分緊密。但是如果據此認為“形策”課從屬于新聞傳播學的學科教學體系，那就大錯特錯。判斷一門課程的性質，最基本的依據并不是課程的名稱或教學內容，而是該門課程的教學目標。事實上，“形策”課的教學目標明確地決定了該門課程作為政治課的性質。即課程目標主要是幫助學生及時準確了解國內外的重大時事和科學認識黨與政府在特定時期內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自覺地與黨和國家保持高度一致，堅定地在中共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換言之，政治性為“形策”課最基本的特征。
準確把握“形策”作為政治課的性質對于處理教學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準確把握課程性質有助于明確實現課程設置的育人目的。眾所周知，因為社會閱歷的不足、理論武裝的不夠，面對各種社會思潮的交鋒，面對變幻莫測的國際國內社會格局，面對國家建設和自身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困惑、挑戰和難題，處于青春期的部分大學生有很多思想和現實上的迷茫和問題，尤其需要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能正確詮釋時代和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深入淺出地教育引導大學生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和認知上的科學，特別是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和人們思想觀念、道德選擇、價值取向多樣化的情況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大學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將理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關注和回答大學生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面對如此艱巨的歷史使命，授課教師只有在準確把握“形策”課程性質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課程設置預期目的。
其次，準確把握“形策”的課程性質有利于正確處理這一課程教學中知識性與思想性關系的問題。如前文所述，“形策”課最基本的特征是政治性，但該課不僅僅是提高大學生的政治素養，在教學過程中也充滿了知識性。盡管“形策”課屬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范圍，但“形策”課的教學不是單純的理論性教學，不能局限于空洞的理論說教。因為該課程與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科等密切相關，既涉及有現實問題，也有歷史問題;既有國際風云，又有國內形勢，其所涉及的知識之廣泛是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所不具備的。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必須注重知識教育。當然，“形策”課并不是就事論事，而是以事說理，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形勢教育和政策教育，引導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此外，“形策”課在加強現實教育的同時應重視歷史教育。因為，任何事物發展變化都必須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重視現實教育才能有鮮活的生命力，注重歷史教育，理論才能講清楚，不會止于膚淺和片面。
作為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如果說政治性突出了“形策”課的課程性質，那么，理論性則強調了該課程在內容上的特點。因此，在教學實踐中不僅要把握住“形策”課的政治性，還必須把握住“形策”課作為一門理論課的特點。“形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內容和有效途徑。形勢與政策教育不僅具有時效性、針對性和教學方法多樣性等個性特征，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論性與政策性等方面的共性特征，這決定了“形策”課在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必須突出理論課的特點。
首先，對于涉及的基礎理論必須系統全面地講清楚、講透徹。“形策”課基礎理論的系統講授是相對于重大熱點問題的專題形式和其他如小組討論、實踐參觀等形式而言的。之所以強調基礎理論部分應系統講授，是因為形勢與政策的基礎理論強調理論性、系統性以及連貫性。了解形勢與政策理論的一般概念、原理、研究對象和歷史發展脈絡，要從宏觀和整體上把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基本內容和規律特征。如果缺少對基礎理論部分的理解和掌握，只是大而化之地對熱點問題進行蜻蜓點水式的講解，根本不能滿足當代大學生對問題本質探尋的認知需求[1]。當然，基礎理論的系統講授形式也要服從于大學生關于形勢與政策分析方法論的培養和應用這個大前提，要注意引導學生主動利用正確的思想武器積極思考問題，而不是簡單要求學生必須接受教師所講的單一結論。其次，對于重大問題應突出重點專題講授。通常情況下，每個學期形勢與政策課大多以形勢報告和專題講座的形式安排。專題形式對于熱點問題的講授效果更為顯著，因為每學期的“形策”課內容變動比較大，不同熱點問題之間雖有一定關聯性，但其各自獨立性更強。所講很多內容要超出教師平時研究積累的范圍之外，在緊張有限的備課時間內，授課教師比較容易集中精力形成對講授問題完整深入的認識，內容更能夠充實豐富。比如在講解“全面理解與深刻把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時，應以專題講授的形式，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背景、全面理解此次會議的主要精神及其重大意義三個方面主題鮮明地講解，這樣就會突出該專題的重要性，也便于學生全面地把握此次會議精神及相關內容，有助于強化教學效果。
在明了“形策”課作為一門政治課的性質和理論課的特點之后，不難得出該課程應堅持宜粗不宜細的講授原則的結論。“宜粗不宜細”是““””結束后鄧小平領導全黨總結關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經驗及教訓時提出的一個關于總結歷史的原則。他指出：“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2]這一原則對于學習和研究歷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以此作為講授“形策”課的基本原則也是合適和恰當的。“宜粗不宜細”是對“粗”和“細”的辯證統一認識。所謂“粗”，是教師在對變幻莫測的國際國內形勢，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等領域的認知和了解中建構起來的宏觀視角。具體來講，在教學實踐中要堅持以下三點講授技巧。第一，對教材的內容講授要有明確的目的感。即以教育引導大學生為目的，而不是就時政新聞論形勢而簡單地成為“傳聲筒”。第二，對講授內容要有清晰的線索感。盡管各個專題看似獨立，但都有其內在的關聯，講授時應遵循事物發展內在規律和發展走向。第三，在授課中必須要有強烈的現實感。特別是針對比較晦澀的理論問題的講解，不能“空對空”，必須立足現實，貼近校園、貼近生活、貼近大學生思想實際，這樣才能引起思想共鳴。
此外，如上文所述，每個學期“形策”課的課時安排比較短暫，一般為六到八講，即二十個課時以內。在如此有限地時間內要事無巨細地詳細講清楚半年內國際國內形勢及開展政策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筆者認為在“形策”課中應堅持“宜粗不宜細”的講授原則的現實考慮。
參考文獻：
[1]馬寧.當代大學生形勢與政策認知特點分析[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4(1).
[2]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2.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二
__x地處縣城南部，所在轄區共8個行政村，2個農村社區。__x把農村基礎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抓手，持續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發展，城鄉二元結構差距逐步縮小。
（一）發展農業產業。
目前，農業產業調整成效明顯，緊緊圍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這個中心，以省果樹所種植技術為支撐，依托__x、____等產品，發展休閑觀光農業，以海宏牧業為養殖龍頭，大力推行“公司+合作社+銀行+農戶”的肉羊生產模式。現有耕地6105畝，農業人口8362人，年出欄育肥羊達到20000只，生豬出欄量9360余頭，能繁殖母豬148余頭，年產肉雞65000余只。在堅持以農戶為主體的基礎上，大力培育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創新農業經營體系。積極與農業大學、省果樹所對接，在產業結構調整、新品種引進、產業技能培訓上下功夫。__x村在農綜開發的基礎上與農業大學合作，并簽訂合同共建140畝試驗田，更好的促進科技成果面向實際應用和需求轉化，進一步帶動相關產業的聯動發展。雖然目前__x產業調整成效明顯，但還存在很多問題：
1、種植結構單一，農民基本還是以種植玉米等農作物生產生活；
2、種植技術不發達，缺少專業農技人員的培訓指導，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還需加強；
3、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不夠，幫扶方式方法還需改進。
（二）改善生態環境，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要堅持綠色生態導向，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走農業綠色發展道路，才能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建設生態宜居鄉村。
（三）傳承發展鄉土文化，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
鄉村發展離不開穩定的村級環境，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鄉村治理，通過完善村規民約、社會誠信體系等，不斷提升村民的自治水平，達到改進村風民風的實效，切實營造和諧的鄉村發展環境。
近年來，在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正確領導下，經過長期的不斷努力，各村文化機制體制不斷健全，文化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逐漸豐富。
2、各個基礎設施建立健全，體育健身場所和圖書館等進一步完善，建立長效運行機制，免費對群眾開放。
3、目前，各村基本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且完善夕陽紅養老院基礎設施建設，為老年人養老提供保障。
但受到教育和社會心理的影響，制約鄉村發展也與我們的傳統文化、社會心理和教育有關。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致使無論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是圍繞“遠離農村、遠離農業”展開的，“不好好學習，就當農民”，是鄉村家長、教師激勵孩子學習動機的最有效口號。人們骨子里潛移默化的滲透著一種觀念，農民不是一個體面的職業，甚至只要和農業、農村有關的人與事都會“低人一等”，這樣的說法雖然略顯極端，但卻是當前社會上的一種普遍觀念。
（四）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在攻堅脫貧方面，__x將扶貧開發建檔立卡系統內的低保貧困戶7戶9人，五保貧困戶23戶24人，全面強化包村干部責任到人，統籌推進，結對幫扶，政策兜底。為認真落實扶貧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確保貧困人口一戶不落，一人不少，全部脫貧。但在在脫貧工作中，要注重新思維的培養和運用，針對不同的貧困類型采取相對的形式對貧困對象進行幫扶，并且要加強扶志的力度，從真正意義上做到的幫扶，真脫貧、不返貧。
實現鄉村振興，首要的要明確實施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思路：進一步加強扶持政策落實，推進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加強平臺載體建設，加強集群發展和特色產業建設。依據戰略思路，找準戰略重點，結合推進情況，全面規劃，合理確定區域定位、功能定位、形態定位，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
（一）推進土地合理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地”是農民生產生活、農村發展的載體。長期以來，農民缺乏新動力、新途徑。特別是農村耕地“碎片化”，無法大面積進行創新型生產發展。土地流轉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基礎。“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給農民吃了定心丸，要進一步引導他們合理合法地將手中閑置土地流轉出去，盤活土地利用價值。
（二）當前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中小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在蓬勃興起，要繼續鼓勵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大力度調整產業結構，帶動農民增收。并重點扶持解決小微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在發展中面臨的融資難、擔保難、融資貴等難題。
（三）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的優勢和寶貴財富，農民們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加大對農村環境治理力度，實行長效保護機制，改變農村居民對環境保護的態度，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問題。有效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全面推進鄉村綠色發展。
（四）傳承發展鄉土文化，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保障，要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堅持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三管齊下，因地制宜，采取符合本鄉村特點的有效方式，傳承發展農村傳統文化。進一步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完善農村基本陣地建設，建立更加長久的運行機制，挖掘本土人才，從思想上振興農村。
（五）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擺脫貧困是鄉村振興的前提，更加精準脫貧，強化脫貧質量是我們的目的。采取更加有效、創新的方式方法，改善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情況。將扶貧與扶智、扶志將結合，鼓勵推動貧困群眾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脫貧致富，力爭做到全部脫貧不返貧。
（六）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實行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額重大決策部署，我們要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地位，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
1、完善農村工作領導機制，建立實施鄉村戰略領導責任制，確保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
3、根據黨的領導，開展工作，制定適合本村的工作條例、機制。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三
四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簡稱。出席四中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99人，候補中央委員164人。列席會議的有中紀委常委、有關方面負責同志，以及部分基層黨代表和專家學者。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改革開放以來，從十一屆四中全會到現在已經召開了8次四中全會。全會議題以黨建或經濟為主題的各有3次，以人事為主題的有1次，本次全會研究依法治國這個主題。專門拿出一次全會來探討、研究、部署依法治國的問題，這在1978年以來37次中全會中是第一次。它彰顯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清醒看到了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等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須條件，這是我們長期以來所總結出來的基本經驗。同時，我們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鞏固以往既有的改革和發展成果，通過改革逐步化解面臨的問題，推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也必須依法治國，這是歷史的選擇。四中全會公報通過以上介紹依法治國的必要性簡要地闡述了四中全會召開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人從執政之初起，就想走出歷史“周期律”，邁出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一步。改革開放初期，來自于中國共產黨對“文革”十年浩劫教訓的反思和警醒，鄧小平在多次重要講話中傳遞出鮮明的法治思維和主張。從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到十八大闡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要思想，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目標任務，一整套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治理體系加緊構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深入推進。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研究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是黨中央深刻總結歷史、著眼未來的戰略部署。這次中央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實踐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必將推動依法治國邁向新的更高境界。
四中全會公報再次強調了，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的一致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首先，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歷史基本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推進法治建設的結果。鄧小平說，要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基本做到了這一點。十八屆四中全會正是體現了這一認識。其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憲法所確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貫徹實施憲法，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執政。堅持依法執政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關鍵，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一致關系的集中體現。依法執政表現在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這是依法執政的核心內涵，黨要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嚴格守法，按照法治的要求處理好黨與國家法的關系;二是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這是依法執政的第二個層面。通過黨內法規來治黨管黨，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重要特色和經驗。黨自身建設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對于依法執政、依法治國而言具有基礎性意義。
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五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五大體系是有機統一體，法律法規體系是法治體系存在的前提和運行的基礎，高效的法律實施體系是法治體系的生命，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是關鍵，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是屏障，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是核心。
全會《決定》強調了實現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五項原則，即：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以及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通過研讀《決定》全文，我們不難發現以上五項原則遵循了對中國傳統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的以人為本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充分強調了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彰顯了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中全會是我們黨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為了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凝聚中國共識和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共建法治中國，復興中華文明。
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根本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攻克深層復雜難題，確保改革有序進行，通過良法善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最大福祉。
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實現黨自身建設的目標——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長期執政具有根本意義。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為執政根本遵循，樹立法治思維，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
觀眾朋友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通過以上我們對四中全會《決定》總論部分的學習，我們會深刻感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關系我們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我們要實現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上作出總體部署、采取切實措施、邁出堅實步伐。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四
時間如梭，轉眼間一個學期已經接近尾聲了,大三的我們開始漸漸面對多姿多彩的社會，開始了新的啟程。無論曾經的我們多么優秀或者多么糟糕，至少我們又回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很大程度上我們擁有著相同的機遇和挑戰。“明天會發生什么”，我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明天的成就是由今天來決定的。
沒有誰生出來就注定成就非凡的，也許你很聰明，有過目不忘，一目十行的本領，但是后天不努力，仍舊只能是井底之蛙，最終成為傷仲永。我沒有別人那樣聰明，沒有別人那樣好的記憶里，沒有別人反映靈敏，但是我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和笨鳥先飛的行動。嚴格來說，我是屬于愚笨的哪一種人，做事情會笨手笨腳，而且做的很慢，偶爾還會出錯誤，而且反應也不是很靈光，但是我比較仔細。最近也在一家公司漲到了實習的崗位-------每天核對信息，偶爾發一下郵件。可是那樣很無聊，沒有干勁，而且每天領的工資也勉強只能讓我解決溫飽問題(學校在郊區，要不就得在外面租房子，要不就得每天5點半起床趕車)。不過總算有個好的開始，明天會更好的。
就業，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又不得不談的話題，因為這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也是必須要經歷的。從費盡心機的制作簡歷到面試，從每天坐臥不安的等待錄用電話到上班的第一個早晨。只有經歷了才懂得工作的性質是什么，不過話又說回來，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公司可能遇到銀的同事，新的環境，接受新的實物，甚至可能與學校學習的只是有很大的沖突。
下面我總結了一下大學生就業的一些特點：
大家都知道，大學畢業為的就是能找到好的工作，可是，為什么大學生就業問題一直讓大家困擾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供過于求。每年畢業的大學生的數量比社會上所需要的就也崗位數量多的多;而且，這個差距還在逐年的增大。有關資料表明，從2001年至200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從114萬增加到413萬，是擴招前的4倍;然而，用人崗位增加的比例卻遠遠小于此。這也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相信這也是社會公認的。
很多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名校的畢業生，剛剛畢業，剛剛踏入社會，就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希望自己的薪水高出社會現實水準。從而對一些企業的相對較低的薪水不屑一顧。其實，這就象軍人打仗一樣。能帶兵打勝仗的將領，不一定受過什么好的教育，但通過實踐，他們可以帶兵打出漂亮的一站;而那些從學校里學出來的將領卻未必有那樣的本領。因為他們只是通過理論來看戰爭，很少付諸實踐，只是紙上談兵，真要上戰場的時候，有些事情跟紙上的并不一樣。所以，即使是名校畢業的學生，也不能自以為是，有些事情并不象想像中的那樣。所以，也不能期望太高。現在的大學生們的薪酬期望值普遍下降，有的甚至開到只有800元，但這畢竟只是少部分，仍有大部分畢業生的期望值高出社會現實水準，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高不成，低不就。”中的“低不就”。
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同時，用人單位也普遍存在著“選材難”的問題。好多企業雖明知其公司的棟梁和骨干是大學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大學生，但是，他們每年基本上不要應屆大學生。這將是應屆大學生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企業是不會無緣無故不要應屆生的。
我記得上班的第二天經歷就對我說了“現在社會中不缺人才，要人才的話一抓一大把，缺的就是認真踏實的人”。所以在第一次的面試過程中，一定要給面試官留下一個好的印象，當然除了一些確實需要專業類知識比較強的職業。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的開始把。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五
自從上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至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中國高校在校生數量持續快速增長，使得更多的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隨著大學生數量的激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走向社會，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成為當今社會的焦點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人事制度的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制度已完成由國家統一分配向供需見面、雙向選擇、在一定范圍內自主擇業，直到不包分配、自主擇業制度的轉變，建立了“市場導向、政府調控、學校推薦、學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這更對大學生的就業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目前存在的問題根據6月2日在北京發布的2010年就業藍皮書——《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大學生就業率和薪資出現雙回升：從就業率來看，2009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后的就業率約為86.6%，比2008屆高1個百分點，但仍比2007屆低0.9個百分點；從薪資來看，2009屆“211”院校、非“211”本科院校、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半年后月薪分別為2756元、2241元、1890元，較2008屆分別上升8%、10%、15%，均有明顯的增長；其中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的月薪增長最多、幅度最大。
雖然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形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但是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大學生就業依然存在眾多問題，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的35%。不論是在高校外部還是高校內部，“就業難”都是不可回避的話題，而“自主創業”就成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比較現實的理性選擇。現代大學生的“自主創業”，已不僅僅是為了獲取財富，而是融入了更多的作為社會人所應承擔的責任。而2009屆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比例最高的陜甘寧區域經濟體，自主創業比例也不顯優勢。此外，自主創業的大學生大都集中在藝術設計和機電一體化技術專業，所從事的創業類型也集中在銷售和服務行業。其他專業和其他行業比重偏低。
2、熱門專業人才過剩。近年來，一些工科院校和具有專業特色的學校追求綜合發展，紛紛。
上馬熱門專業，如經濟、金融、工商管理等等，致使這些專業的畢業生就業難度加大。同時，由于高校盲目上馬熱門專業，教學配套工作準備不足，使得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難以提高，不能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也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出路。
3、供需差別繼續擴大。據統計，目前我國每年新增的就業機會大約為700萬至800萬個，而每年大學生畢業人數大約為300萬至400萬，新增崗位數量遠高于新增學生人數，然而新增崗位卻難以消化新增學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專業不對口，一方面使用人單位面臨“招人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又使大學生飽受“就業難”的困擾。其次，缺乏工作經驗、掌握知識不夠精深、對自身能力估計過高、怕吃苦愛面子等因素也導致市場供求失衡。
除此之外，大學生就業后穩定性差，頻繁跳槽、就業觀念落后、就業信息不暢、用人。
單位要求高、新增就業機會的地區分布不均等問題，也廣泛存在于大學生就業問題之中，亟待解決。
二、解決問題的途徑。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它的解決也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需要政府、企業、高校和大學生自身的積極參與。
首先，政府要將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加快就業體制改革。政府要通過努力發展經濟，調整產業結構，尤其是建立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業水平，來增加對大學畢業生的吸納能力，使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和社會的人才使用銜接好。同時要保障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建立通暢的就業渠道，改善勞動就業和自主創業的環境。
其次，企業在錄用人才過程中，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立足現實，著眼長遠，樹立科學的人才觀。給大學生公平競爭的機會。不能只看學歷和經歷，更要看能力和潛力。制定合理的選人用人標準，公平公正、公開，提供好的工作環境，同時為大學生提供更多發展鍛煉的機會，讓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
再次，高校要努力提升辦學水平，轉變觀念，全面提高辦學水平。樹立正確的教育目標，積極培養大學生的知識和能力，培養具有不斷追求真理、追求科學的精神；加快專業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教學質量。還要建立完善大學生就業服務體系，建立以服務為主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機構，為大學生確立正確的職業理想和擇業觀，掌握競爭技巧，積極參與人才市場的競爭創造有利條件。
最后，努力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注重職業能力的培養，盡可能培養自己處理信息的能力、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系統看待事物的能力。為自己做好準確的就業定位，轉變不合理的就業觀念，當前大學生求職擇業應當面對現實，根據市場實際狀況更新觀念，轉換思路，到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工作，珍惜和抓住來之不易的就業機會。
三、自身未來的規劃。
作為一名大一新生，自己已經深刻感受到了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嚴峻程度，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就業問題更加突出。為了自己未來能夠找到自己滿意的出路，應該從現在就開始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資產評估專業在眾多專業中的就業前景比較樂觀，就業范圍較廣，市場需求較大，雖然如此，依然不能盲目樂觀，還要繼續鞏固自身的專業基礎，爭取廣博的知識結構，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提高處理問題的能力，積累實踐參與的經驗，全面、科學培養自己，適應將來更加緊張的競爭環境，爭取出類拔萃，取得一席之地。
根據預測，2012年前后中國大學生人數將達到頂峰，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就業問題更加突出，解決大學生畢業后的出路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只有讓大學生找到自己合適的崗位，將自身所學的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才算是真正的落實人才強國戰略，才能真正將我國的巨大的人口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優勢，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跨越式發展和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1、中國政府網2010年就業藍皮書——《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2、陳艷珍《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3、李瑞雪《當前大學生的就業形勢》。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六
20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千年追尋，圓夢今朝。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沖鋒號已經吹響，作為一名基層一線的扶貧干部，深知現有脫貧成果來之不易，脫貧碩果離不開扶貧干部和貧困戶辛勤的汗水，更離不開黨和國家的好政策。在關鍵時刻，要繼續發揮主觀能動性，把扶志與扶智結合，要輸血更要造血，激發貧困家庭的內生動力。
未脫貧的貧困家庭，扶貧干部要迎難而上，與其一同努努力、加把勁。越是在最后關頭，越是要如履薄冰，完成“小康路上一個不落”的莊嚴承諾。然而，脫貧只是起點，摘帽不是終點。已脫貧的貧困戶、邊緣戶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失業、患病、天災等，都可能導致返貧。脫貧攻堅的勝利，不僅僅是收入超過現行標準，“扶上馬送一程”，要讓他們在小康的路上走得更加扎實、穩健，具備抵御各類返貧風險的保障。
全面補齊“兩不愁三保障”短板。因地制宜，嚴查自身教育、醫療、住房、飲水等不足之處，補齊扶貧民生短板，保障每個貧戶家庭都能學有所教、居有所安、病有所醫。貧困戶家庭以因病致貧者居多，貧困家庭用得最多也是醫療保障政策。扶貧干部不妨多些耐心，把醫保政策給貧困戶介紹清楚，多說一點、多說幾遍，讓貧困戶少跑冤枉路。貧困地區的醫療工作者不妨問幾句，問看病的病人是不是貧困戶，如果是的話，就讓其明晰就醫的流程，多些綠色通道、多些人文關懷，讓貧困戶少花冤枉錢。僅靠扶貧干部、醫療工作者也是不夠的，社會各界不妨“以功成必定有我”的責任感，為減貧脫貧貢獻力量，共同補齊短板，每個奮斗者的價值必將在脫貧攻堅中盡情展現。
堅實打牢脫貧攻堅基礎。不是脫貧摘帽，扶貧干部就可以松口氣、歇歇腳，勝利在望未全功，仍需抓好黨支部建設，建強基層戰斗堡壘，完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集體經濟，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可持續發展能力，鞏固脫貧質效，做好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選好領頭雁，黨員做示范，基層黨支部每發揮一點戰斗堡壘的作用，“貧困的堡壘”就會被攻克一點。村莊村民方便的生活離不開暢通的道路、硬化的廣場、明亮的路燈等，完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是村莊發展、村民脫貧的基礎。集體經濟就是貧困家庭的“造血干細胞”，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可以給特困的家庭“輸血”，還可以為提供就業崗位，實現貧困家庭的自身“造血”。農村脫貧基礎方方面面的牢固，村莊發展的步伐才能走得鏗鏘有力，貧困家庭的日子也必將更加紅火。
在年新年賀詞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我們要萬眾一心加油干，越是艱險越向前，把短板補得再扎實一些，把基礎打得再牢靠一些，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扶貧干部還需與村民一同以脫貧作為新奮斗的起點，在全面小康路上，一鼓作氣、乘勝而上，以實干篤定前行，只爭朝夕，不負韶華!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七
時間如梭，轉眼間一個學期已經接近尾聲了，大三的我們開始漸漸面對多姿多彩的社會，開始了新的啟程。無論曾經的我們多么優秀或者多么糟糕，至少我們又回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很大程度上我們擁有著相同的機遇和挑戰。“明天會發生什么”，我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明天的成就是由今天來決定的。
沒有誰生出來就注定成就非凡的，也許你很聰明，有過目不忘，一目十行的本領，但是后天不努力，仍舊只能是井底之蛙，最終成為傷仲永。我沒有別人那樣聰明，沒有別人那樣好的記憶里，沒有別人反映靈敏，但是我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和笨鳥先飛的行動。嚴格來說，我是屬于愚笨的哪一種人，做事情會笨手笨腳，而且做的很慢，偶爾還會出錯誤，而且反應也不是很靈光，但是我比較仔細。最近也在一家公司漲到了實習的崗位-------每天核對信息，偶爾發一下郵件。可是那樣很無聊，沒有干勁，而且每天領的工資也勉強只能讓我解決溫飽問題(學校在郊區，要不就得在外面租房子，要不就得每天5點半起床趕車)。不過總算有個好的開始，明天會更好的。
就業，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又不得不談的話題，因為這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也是必須要經歷的。從費盡心機的制作簡歷到面試，從每天坐臥不安的等待錄用電話到上班的第一個早晨。只有經歷了才懂得工作的性質是什么，不過話又說回來，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公司可能遇到銀的同事，新的環境，接受新的實物，甚至可能與學校學習的只是有很大的沖突。
下面我總結了一下大學生就業的一些特點：
1、.就業崗位與畢業生人數差距太大。
大家都知道，大學畢業為的就是能找到好的工作，可是，為什么大學生就業問題一直讓大家困擾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供過于求。每年畢業的大學生的數量比社會上所需要的就也崗位數量多的多；而且，這個差距還在逐年的增大。有關資料表明，從2001年至200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從114萬增加到413萬，是擴招前的4倍；然而，用人崗位增加的比例卻遠遠小于此。這也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相信這也是社會公認的。
2.、熱門專業人才過剩。
3、.薪水與自己心中的希望值不符。
很多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名校的畢業生，剛剛畢業，剛剛踏入社會，就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希望自己的薪水高出社會現實水準。從而對一些企業的相對較低的薪水不屑一顧。其實，這就象軍人打仗一樣。能帶兵打勝仗的將領，不一定受過什么好的教育，但通過實踐，他們可以帶兵打出漂亮的一站；而那些從學校里學出來的將領卻未必有那樣的本領。因為他們只是通過理論來看戰爭，很少付諸實踐，只是紙上談兵，真要上戰場的時候，有些事情跟紙上的并不一樣。所以，即使是名校畢業的學生，也不能自以為是，有些事情并不象想像中的那樣。所以，也不能期望太高。現在的大學生們的薪酬期望值普遍下降，有的甚至開到只有800元，但這畢竟只是少部分，仍有大部分畢業生的期望值高出社會現實水準，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高不成，低不就。”中的“低不就”。
4、.各企業選人挑剔。
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同時，用人單位也普遍存在著“選材難”的問題。好多企業雖明知其公司的棟梁和骨干是大學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大學生，但是，他們每年基本上不要應屆大學生。這將是應屆大學生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企業是不會無緣無故不要應屆生的。
我記得上班的第二天經歷就對我說了“現在社會中不缺人才，要人才的話一抓一大把，缺的就是認真踏實的人”。所以在第一次的面試過程中，一定要給面試官留下一個好的印象，當然除了一些確實需要專業類知識比較強的職業。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的開始把。
形式與政策小論文篇八
、咨詢文件，最后形成法案或法律。在這一過程中，各影響因素相互制約、各利益群體相互博弈，從而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教育宏觀決策模式。借鑒這種決策模式的經驗，有助于提高我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關鍵詞:英國;高等教育政策;決策過程;影響因素。
二戰后英國高等教育政策在變革中走過了數十年歷程，其主要目標是探索建立全新的高等教育框架，以確保義務教育后所有年輕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政策的連續性。戰后影響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文件包括“報告書”、“綠皮書”、“白皮書”和“法案或法律”等。分析戰后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影響因素及主要特點，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特質，并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我國政府改進教育決策過程和提高教育政策效能提供參考。
一般說來，戰后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一)政策問題的產生。
教育政策問題是教育決策部門認為有責任、有必要加以解決的一種教育問題。由教育問題上升為教育政策問題并非易事，它需要政府機構認可。“政治議程產生于一個政府內部或外部的各種壓力，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國家或國際層面上更廣泛的思想背景的影響。這些不同層面上的關系也會相互影響，諸如對政治利益的感知可能會影響其他部門提出問題的類型。”[1](p70)如20世紀**十年代減少公共開支是英國政府最關心的事情，因此當時很多教育政策幾乎都與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有關。美國學者赫伯特?布魯默把政策問題形成分為五個階段，即社會問題的出現、社會問題取得合法性、通過各種活動研討該問題、形成官方行動、將官方計劃付諸實施。教育政策問題的產生從宏觀上分為被動式和主動式兩種，前者是指某一教育問題由利益相關者提出后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要求政府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以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后者是指政策制定者從國家需要或自身代表的利益群體角度出發，制定政策以改善教育現狀和適應未來發展。在英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以上兩種情況同時存在，即政策問題的確立兼有社會壓力和政府動力。
(二)成立專門委員會。
在英國高等教育政策形成過程中，各種專門的咨詢委員會和調查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委員會分為兩類：一是隸屬于中央教育行政部門的各種委員會，如中央教育咨詢委員會、全國藝術教育咨詢委員會等;二是由政府內閣、樞密院及中央教育行政機構設立的專門調查委員會，如高等技術教育專門委員會、高等教育調查委員會、大學學費調查委員會等。各專門委員會由政府部門任命，都有明確的職責，其人員構成體現權威性、廣泛性和專業性特點。委員會由政府任命一名教育領域的專家或由教育大臣負責，成員大多數是各領域的專家，能反映專家們的個人背景和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不同專家的建議能確保教育政策的全面性。有的委員會還下設若干分支機構從事各種具體工作，其成員多由專業人士擔任。英國布魯納爾大學政治學教授莫里斯?柯根指出：“即使英國高等教育越來越注重國家的準則，卻仍有為人熟悉的吸收學者參與決策的象征。英國高等教育也是學術精英在起作用的典范。”[2]。
(三)發表。
專門委員會組建后圍繞確定的教育政策問題進行詳細調研，調研時間長短不一，調研對象也不局限于本國。在正式出臺政策前組織專家進行調研是英國教育政策的一大特色，調研的最終形式是向有關部門提交研究報告。例如，為制定面向21世紀的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戰略，英國政府于1996年成立了以迪爾英爵士為**的高等教育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經過14個月的詳細調研，全面考察了英國和歐洲、澳洲的高等教育狀況，于1997年發表了《學習社會中的高等教育》報告。在戰后英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政策都是以專家報告書形式出現的，如《羅賓斯報告》(1963)、《雷弗休姆報告》(1983)、《賈拉特報告》(1985)、《克羅哈姆報告》(1987)等。一般說來，報告書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提出解決某個問題的原則，如羅賓斯報告為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出了“高等教育課程應向所有能力和成績合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開放”原則;二是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如迪爾英報告就英國高等教育目的、模式、結構、規模、撥款及未來20年發展等問題提出了93項改革建議。
(四)咨詢文件。
政府有可能根據具體情況對專家報告書進行適當修改后形成書面文件，這種書面文件大多以綠皮書形式。綠皮書往往包括幾種不同的政策選項，公眾可以對這些選項進行辯論。綠皮書向社會公布后，反對黨、相關利益群體、社會公眾可以通過各種媒介展開辯論，從教育政策的提出、采納到最后實施，辯論過程無時不在。英國主要報紙也會發表廣泛和相當深入的教育問題評論。加拿大學者本杰明?萊文指出：“一般而言，改革者多強調卓越，而反對派多強調平等。政府的改革原則傾向于強調經濟需求以及提高對學校成就的要求標準;反對者強調的是改革的成本和改革可能隱藏著擴大不平等的危險。政府傾向于從外部增加對教育的控制――無論是通過家長擇校，還是通過引入測驗;而反對派則強調增加對專業人員管理學校的信任。”[1](p137)反對派組織的工作方式與政府基本相似，從正式發表聲明、召開記者招待會，到做廣告和民意調查，再到引述權威觀點等。他們還可通過游行或利用媒體對沖突事件的興趣宣傳自己的主張。在公眾辯論中，英國政府會做出自己的回應。這種回應通常是政策咨詢專家組提供政策建議的依據，政府官員也會向公眾說明某項政策建議是如何形成的。
(五)形成法案或法律。
經過廣泛的社會辯論后，英國政府會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對原有綠皮書內容進行完善，然后形成正式的政策文本，這種政策文本通常以白皮書形式出現。白皮書是由政府部門的包含詳細立法建議的文件，它既可作為最后的政策文本，也可作為議案提交議會討論最后形成法案。法案形成后就會以立法草案形式發表，草案經教育大臣同意并公開咨詢各方意見后便可送交議會審查。議會審查是整個教育決策過程中程序最復雜、矛盾最集中的階段。“在每一背景下，教育改革都有嚴重的分歧。政治辯論的組織方式取決于很多因素。每個政府對削弱反對派都有自己的策略，而策略方式又與每個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及改革本身有關。一些情形下，比如在英格蘭，所采取的策略有很強的沖突性……”[1](p136)。議會審查過程包括下院的一讀、二讀、常務委員會審查、常務委員會報告、三讀及隨后的上院審議等階段。下院的立法程序結束后，議案會提交上院討論，上院可對議案進行修改并把修改意見返回下院。下院一般不會否決上院的修改，因為這些修改沒有太大分歧。最后，議案將提交英國國王，經國王簽署和批準正式成為法律。
由上可知，英國高等教育政策是不同階段不斷讓步的產物，在決策過程的每一階段都將面對政策的不同解釋。“因此，政策是各種影響力和議程重新‘裝配’的產物。在政府內部，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充滿了臨時性、偶然性和討價還價。”[3](p31)任何政策文本的形成都不是空穴來風，它有一個很長的解釋和再表述過程。
戰后影響英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包括政黨政治、經濟環境、利益群體及文化傳統等。
(一)政黨政治。
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是一種政治行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政治環境的影響無處不在。政治既影響教育政策目標確定，也影響教育政策方案選擇。“執政黨和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他們所確定的總的政治路線與政策、政治體制、政府對于教育事業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政局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情況等都對教育政策制定有非常大的影響。”[4]政治影響教育政策制定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方面。二戰后英國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執政，由于兩個執政黨更替頻繁，反映其基本利益和價值觀的教育政策也隨之發生重大轉變。事實上，保守黨和工黨的教育政策幾乎一直處于激烈沖突甚至對立狀態，英國在戰后不同時期出臺的教育政策實際上是政黨政治參與教育及其斗爭的結果。英國學者馬斯格雷夫認為，“政治爭端中反復涉及到兩個主題，一個是誰有權作出重大決策，另一個是如何把資源分配到公民中間去。第一個問題與英才的性質有關，第二個問題與機會均等的程度有關。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這兩個主題在英國的政治爭端中都是突出的問題，因此也對教育政策發生過重大影響。”[5]也有學者指出：“高等教育的政治形象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高等教育現在是政府考慮的重要部門，在議會工作(特別是選舉委員會)中更加明顯，它在政黨形成政策優先權中占據核心地位，并且在智囊團的發行物中更容易看得見。這不僅表明了政策領域的擴充，也是高等教育原先作為被動者的主動介入。尤其是在政府的指導下，教育和科學部開始發揮它的影響力，財政部也提出了大學使用納稅人資金的效率問題，因而產生了有選擇性地分配科研經費的動力。”[6]。
(二)經濟環境。
經濟實力是教育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基本物質條件，它直接影響政府教育經費的支出和投入，進而影響教育政策問題的提出及方案選擇。例如，戰后英國經濟迅速增長，并于1948年建立“福利國家”，形成了從“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對大學生資助是福利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英國政府實施“免費加助學金”的高等教育財政政策。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使英國經濟受到強烈沖擊，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濟環境由此發生了急劇變化。經濟危機使得英國政府不得不放棄“免費加助學金”這樣慷慨的財政政策，轉而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政策。從1980～1981學年起，英國大學開始向非歐盟國家的留學生收取全額成本學費;從1990年開始，政府將全日制大學生的生活費補助金減半，制定學生貸款方案以幫助他們支付生活費用。1997年出臺的《迪爾英報告》認為高校學生必須為他們的將來支付更多的投資，建議政府、高校、學生和雇主之間形成一個新的契約共同分擔高等教育成本。自1998～1999學年起，英國高校開始收取生均1000英鎊/年的學費，并取消所有生活費補助金，代之以政府貼息和按收入比例還款的生活費貸款。《2004年高等教育法》規定從2006～2007學年起實施新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政策，大幅提高學費標準，允許不同高校收取0～3000英鎊/年的差別學費，并向所有全日制大學生提供學費和生活費貸款。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長時間經濟衰退，使得英國高等教育財政再次陷入嚴重危機。隨著政府撥款和經費來源渠道減少，許多高校的學費不斷飆升，最高將近9000英鎊/年。可見，高等教育作為社會子系統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經濟形勢的跌宕起伏必然影響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
(三)利益群體。
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隱藏著尖銳的利益沖突，正是這種沖突影響了高等教育政策內容和價值取向。英國學者西蒙指出：“對教育變革的任何一種解釋，都必須考慮到不同的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制定和闡明各自政策這樣的事實。實際上，這就是反映這些階級和集團的各自需求與愿望的總觀點。當然，先進的工業社會中充滿對立的社會勢力之間的矛盾和分裂，這種分裂和沖突必然會直接地反映到教育界中來”[7]。盡管教育政策的利益可能被廣泛地分配，但不同利益群體在影響政府行為的能力上差異甚大。在英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教育大臣的意見很重要，但須經議會最高權力批準。同時，地方教育當局和教師組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教育當局的法定責任是：在它們職權范圍內，保證進行有效的教育以滿足本地區人們的需要，促進全體公民的精神、道德、智力和體力發展。教師組織通常利用結成聯盟、集體談判、政治活動(如游說、政治伙伴關系)、罷教等方式影響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其他相關利益群體有教師工會、工人教育協會、費邊社、全國學生聯合會、家長協會等。各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博弈、相互制約，從而形成了以中央政府為主導的團體決策模式。一般說來，當教育政策成為政治優先目標時，介入的游說團體往往不計其數，公共政策就是各利益團體之間在目標和利益沖突中達到的一種平衡。“教育決策過程也是這樣，在其制定過程中，教育利益團體(如工會、教師聯合會、促進教育及文化事業的團體、人權保護組織等)的競爭對政府形成壓力，使政府不斷作出反應，這種反應的結果就是通過協商、妥協等而形成的一系列教育政策。”[8](p289)。
(四)文化傳統。
英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傳統十分深厚的國家。在英國文化中，宗教主義、人文主義、貴族主義、經驗主義、科學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觀念，經過一段比較長的歷史時期逐漸沉淀在英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代表了英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特性。這種在歷史長河中積淀而成的文化傳統，對英國教育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如經驗主義思維方式是英國文化的獨特之處，這種思維方式崇尚經驗和注重實證，它使英國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形成了一個頗具章法的步驟：問題委員會報告書綠皮書白皮書議案法律。英國大多數高等教育政策的出臺都經歷了這個過程，它充分體現了英國人崇尚實證的文化價值觀。保守主義也是英國保守黨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論依據。保守主義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由該國特定的自然條件、歷史傳統、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社會習俗等因素所決定，經過若干世紀、若干代人慎重選擇的結果，是約定俗成的產物，因此不能輕易變更。保守主義并不反對變革，而是主張變革能小就不要大，寧慢而勿快，任何變革只能審慎而漸進，必須顧及其長遠后果，而不能只考慮民眾的眼前利益。審視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出臺，我們發現其政策制定始終遵循“穩妥可靠、漸進發展”的原則。這種漸進模式的特點為，“政策目標是逐漸明確的，在尚未明確目標前，先制定和實施一個大致的方案，在探索前進中明確目標，政策方案的分析活動比較簡化，評價的方案數量少而且范圍小，政策制定過程中注意協調和平衡各方利益以達成大多數人能共同接受的方案”[8](p286)。
此外，人口狀況、教育傳統與現狀、決策者、智囊團和社會結構等也是影響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因素。
從戰后幾十年英國高等教育政策變遷中，我們可以歸納其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重視高等教育立法和規劃工作。
教育立法是國家教育宏觀決策的具體體現，英國政府特別注重通過立法及各種政策文件確保各層次類型高等教育的正常運行，并適時調整高等教育結構以滿足不同背景的群體的受教育需求。“無論是《羅賓斯報告》、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還是《迪爾英報告》，都以其項目之全、分類之細、涉及面之廣、調查之深入、前瞻性之強成為貫穿英國20世紀60至90年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和指導以后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框架。”[9]英國政府戰后頒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都體現了通過立法和規劃工作加強對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的調控。同時，高等教育立法兼顧公眾愿望與國家發展戰略，平衡和滿足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擴大高等教育入學途徑和參與面，確保高等教育入學的公平性。
(二)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注重調研和社會辯論。
由上可知，在每項教育政策或立法出臺之前，英國政府一般都會成立調查委員會對教育現狀進行長時間的調研，如1945年《珀西報告》和1946年《巴洛報告》問世前都分別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調查研究，1963年《羅賓斯報告》出臺之前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調查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建立常規性的政策研究，在此基礎上就可以對政策效果加以檢驗。”[10]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形成政策建議，再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經廣泛討論和反復商討后形成法律。公共討論或辯論是面對復雜問題時促進理解的方式，即通過辯論達成共識，這種達成共識的過程也是一種民主化過程，各方利益訴求得到表達有助于避免引發激烈的階級對抗與社會動蕩。社會辯論已成為英國高等教育決策過程的重要環節。
(三)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具有嚴格的立法程序。
英國議會擁有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它有權制定、修改或廢止法律。議會立法決定國家的教育政策并指導如何建立、控制和管理法定教育制度。“英國任何執政黨政府要進行教育改革或出臺新的教育政策，都必須經過議會的立法程序，而不能以行政命令作為強制執行的依據。”[11]當政策文本以議案形式提交議會后，先由下院進行“三讀”(“一讀”介紹法案起草情況，并就議案的名稱或內容、目的進行說明;“二讀”對法案進行實質性辯論，并提交有關專門委員會逐句逐段進行審議;“三讀”進行表決)的立法程序，下院“三讀”通過后再將議案提交上院進行審議和修改，上院也需經過“三讀”程序。兩院達成協議并通過后，將議案提交國王批準，才可正式成為法律。這種嚴格的立法程序無疑提高了教育決策的科學性。
(四)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過程具有漸進式特點。
英國政府面對教育政策問題時不是通過立法一步到位，而是充分考慮公眾和社會需求，認真吸收和聽取專門委員會的意見，通過辯論、談判和妥協等方式逐漸達成共識。埃德蒙?金指出：“英國人通過這種明顯的逐漸演變和共同討論，而不是革命――在歐洲大陸鄰國中，這種革命時常把各種實行嚴格控制的制度砸得支離破碎――的方式，能取得如此顯著的成績，是令人驚奇的。”[12]英國大學角色定位的改變、大學生數量的擴充、雙重制的廢除、經費分配機構的調整以及質量保證體系的建立等，都是循序漸進而不好高騖遠，并且具有政策延續性，這就是英國式發展道路――漸進改革之路[13]。漸進改革不僅是英國民族取得變革與進步的一種方式，而且成了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
(五)高等教育政策都是有針對性地解決某一問題。
英國高等教育領域每份報告書或政策文本的出臺都有其中心議題。例如，1945年《珀西報告》是為了發展高等科技教育，解決大學與技術學院之間、教育界與產業界之間的合作問題。1963年《羅賓斯報告》是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解決高等教育體制和入學機會問題。1972年《教育：一個擴展的框架》白皮書提出了未來十年英國教育的發展規劃，并為戰后英國教育擴展提供了框架。1987年《高等教育――應付新的挑戰》白皮書是英國政府對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所作的政策闡述。1992年《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法》是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撥款體制，解決高等教育的雙重制問題。《2004年高等教育法》制定了新的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及助學貸款制度，并將擴大高等教育參與的政策法制化。
綜上所述，從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來看，它既經歷了一個極為嚴格的立法程序，同時也受到各種影響因素的制約。為確保高等教育政策的延續性和有效性，英國特別注重教育決策過程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它表現為尊重事實、重視調研、專家咨詢、公開辯論、反復論證、議會審查等，并力求通過辯論、談判和妥協等形式在各相關利益群體之間達成一種平衡[14]。目前我國諸多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尚處于醞釀和起步階段，分析戰后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影響因素和主要特點，借鑒英國教育宏觀決策模式的有益經驗，無疑會推動我國教育決策過程的改進，如完善宏觀教育政策的決策機制，積極開展教育政策問題調研，發揮專家智囊團政策問題預警的核心作用，建立教育政策公示、聽證和辯論制度，加強權力機關對政策議案的審核，高等教育政策突出“質量”與“公平”的價值取向等。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宏觀決策模式，才能保障我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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