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是一種思維的訓練，可以提高我們的分析和歸納能力。在寫總結時，我們還可以進行自我評價和目標設定，以此來進一步完善總結。希望大家能夠善于借鑒和吸收范文中的寫作經驗，提升自己的總結寫作能力。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一

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的創設，給予后代一個簡單的公式來思考問題。三段論中涉及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而每個大前提又可以獨立地看成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又會有大、小前提，這樣不斷往前追索，就會追溯到最初的大前提。這就是一套思想理論的預設前提。

一、預設前提的產生。

人類對于未知總是保持著這樣的心理，這種心理包含了兩層因子，一是恐懼，二是好奇。恐懼是因為人在世界生存必然有的自我保存的本能，當自我保存面對外界從未接觸的事物進入時，自然會做對比，即這種不可知的聯系是否會對自己的生存產生影響，也就是在這個思考的過程之中，發生了好奇和恐懼。這兩種情緒總是呈現出某種占據上風、某種占據下風的狀態。當恐懼占據主導地位，那么人們就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借此消除內心的恐懼感，以求心安;當好奇占據主導地位，人們就會對這個未知事物進行探索，直到力求得出一個確定性的答案為止。人類對于世界和自身的認知和摸索也就伴隨著這基本的心理向前發展。

但正如前文在解釋預設前提的時候所談到的，終有一天人類的認知會因自身環境、所接收的信息的不完全性而面臨著停滯。這停滯當然會在后世被后人拾起，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人們總是難以觸摸到那扇“不可知”，即這個思考的預設前提。古希臘時期最初的“氣”、“水”等，基督教的發展帶來上帝，而后世西方哲學借用上帝的概念解釋預設前提，上帝不再是上帝;在東方，儒家將“陰陽”擺在首位，道家用一個“道”字涵蓋了一切并以之解釋這個預設前提，佛學思想用如來消除了人們對這最原始未知的恐懼。人類的歷史向前，但是這些先哲的.智慧我們依然追尋，我們試圖站在他們肩膀上看清這個世界，還原這個世界最本真最初始的面貌。而后科學的發展試圖從純粹科學的角度去解釋這個世界是怎么來的，但這在哲學上是無益的，哲學家們不會滿足這個純粹物質所構造的世界觀。

二、預設前提探索中所存在的兩個隱性阻礙。

每一個學說或者思想體系，都具有一個預設前提。所以批判一套思想體系最直接而又最致命的無疑是找到他的預設前提，然后加以提問。這時對方無非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要么因無法繼續往前追溯而不得不懷疑理論的立足點的真實，要么陷在自己的學說里反復循環論證從而被人們揭露出其邏輯上的“循環論證”。

沒有人敢于承認自己是無所不知的，而毫無疑問的是，今天也再沒有人敢去說上帝是無所不知的。但總有人喜歡重復歷史的悲劇，從而走入到第二重困境中無法自拔。這種自我陶醉就好像家長訓斥孩子一般教導他們分辨對錯，可能做得比他們還要冠冕堂皇一些，因為重邏輯思維的現代人畢竟不會輕易地像家長一般嚴厲地呵斥和剝奪孩子反問和質疑的權利。人類是無知的。這里所說的“無知”倒不是說人類一無所知，而是說人類的智慧無法窮盡這世界的一切理。朱熹在釋“格物致知”章的補文中將“格物致知”釋義為“即物、窮理、至極”三個層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首先接觸事物，然后追究其原理，最終達到至極的地步。可是，“吾生而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知，殆矣。”古人也會生發這樣的感慨，所以，可以說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是無所不知的。而現在，面對這個“預設前提”造成的困境，最終回到的不過是人類無知本身，這種對于自我的批評和評價帶來的將是進步和發展。所以筆者希望吁求一種停止。因為正如討論“永恒”的問題，宇宙可能不會永遠存在，人類更加不會脫離一切永遠發展下去，那么人類又為什么去創造這樣一個詞匯?筆者覺得這恰好映射了，一切思想最根基的是立足于人。只有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才可能談永恒。

三、立足于人本身。

那么又怎樣立足于人?直到今天，我們從未停止過對于人本身的談論。即使我們已經了解了生物結構、物理機能、化學反應，又或者部分心理思維運行的機制，但依然可以說還是未知的。

不可否認的是，即使面對人這個事物本身我們尚且存在許許多多的未知問題，而將來也應該會面對更多，但這是一個不用再跳的一層了，換句話說不用再對人或者人身上的擁有作一個局外性的追究。例如不用去說明上帝究竟存在與否，因為那與我們無關，只要對人就可以了。回到現實，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所有問題，可以說都是以人為主體的，無論是對自己的反思和驚醒，還是對于整個人類發展的規劃，又或者世界上某個地方發生的種種問題，再或者現實中對于食品、政治、經濟發展等等政策的制定和討論，無一不是與人有關的。

四、每個人都還需要一個上帝。

當有一天我們對于人探索清楚了，當我們能夠正確的認知自己、認知人類本身的時候，那么與我們相關的一切都清楚了呢?尋找上帝!近代西方人們出于政治和宗教斗爭，將上帝拉回人間，取而代之的是“本原上帝”，它提供了我們這個世界賴以開始和存在的一切基礎，但在普通人看來，這兩個上帝卻是等同的，這種等同就將對于上帝的信仰完全磨滅了，人們不再相信上帝，轉而相信人。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個上帝卻不是簡單的救世主，而是這個世界的本原。那么我們今天對于本原的關注又該放到哪里?尋找上帝!每個人都在尋找心中的上帝，這個上帝可以給自己一個不需要懷疑的理由，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便是信仰，這是一種理性上的信仰，而不是盲目崇拜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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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二

在牟宗三的學思歷程中，一直注重邏輯學、知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方法，在其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也非常重視邏輯思辨與邏輯分析。但長期以來，學界多是從“闡明儒釋道三教義理;疏導文化生命途徑;抉發中國哲學問題;融攝康德三大批判;會通中西哲學道路”1五個層面來理解其哲學思想，研究者甚至包括牟門弟子2一般也是從學思歷程、歷史文化、中國傳統哲學、中西哲學會通四個方面介紹和論析牟氏的哲學思想，鮮有學者從邏輯學或邏輯哲學的維度，對牟氏的學思進路作一詳盡精當的梳解和評析。應當說，欲理解與闡發牟氏在中國哲學、歷史哲學、比較哲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的深刻義理，對其邏輯哲學進行研究是必要的。基于此，我愿作一粗淺的嘗試，以就教于方家。

2牟宗三的邏輯歷程。

牟宗三(1909–1995)，山東棲霞人，1927年春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后升入哲學系本科班。此時牟宗三的授課老師主要有張申府、金岳霖、張東蓀三位先生，此三人是牟宗三的邏輯學、哲學啟蒙老師。三位先生對他的學術影響很大，牟氏在回憶自己的大學時光時曾說：“那四年中，給我幫助與影響最大的，在校內是張申府與金岳霖先生，在校外是張東蓀先生。”由于受三位先生的影響，牟氏的主要學術興趣在數理邏輯、分析哲學與新實在論，平時研習的也主要是羅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懷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并由此“上提”到康德等人的哲學、邏輯學，而牟氏本人對中國哲學的主要意趣也僅限于《周易》。4直到1932年遇到業師熊十力先生，才激發出牟氏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真正興趣，但既便如此，邏輯分析和知識論也仍是牟宗三最初的學術家底。1934年，牟宗三自北京大學畢業后，曾先后執教于華西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主授邏輯學與西方哲學。1949年，他只身渡海至臺灣，任教于臺灣師大和東海大學，講授邏輯學、中國哲學及人文課程。在臺灣地區邏輯學的輸入醞釀階段5，在臺灣大學里講授邏輯課程最知名的三位教授是陳大齊、牟宗三和殷海光。1960年以后，牟宗三的主要學4牟宗三在其1935年寫就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原文是“函義”)一書中，將卦和爻按照數理之“序”構成牟氏謂之“記號邏輯”或“數理邏輯”。牟氏對《周易》的解讀提供了一個公理化、形式化的研究進路可能，他的解讀方式為中國哲學、中國傳統邏輯思想的現代詮釋作了有益的嘗試。近年來易學邏輯研究領域，沿接此進路的有周山等人，但返觀牟氏八十年前的研究似有首開先河之意義。不過，限于本文討論的主題為牟氏之邏輯哲學思想，其易學研究之價值，另文再論，此不贅言。5戴寧淑將臺灣邏輯學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1969年，輸入醞釀階段;1970年–1979年，啟動階段;1980年–年，發展階段。我們認為，這種劃分基本是恰當的，且直至目前仍為發展階段。當然，也有學者對臺灣邏輯學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分期問題持不同的觀點，如張斌峰、董志鐵、吳澤強以及臺灣學者王文方、陳世昌等人，此問題需專文評述。此不展開。6此三人中，殷海光多為大陸邏輯學界熟悉，研究成果頗豐。牟宗三和陳術活動是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牟宗三的老師熊十力看來，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史上沒有嚴格意義形式化、符號化的邏輯學，也缺乏近現代意義上的知識論(或認識論)，據此原因，中國文化也就沒能產生近現代意義上的數學和科學來。熊師深以為憾，畢生決力由其來補正中國在認識論上的缺憾，并堅持經由其所著《新唯識論》作為“境論”來開出“量論”。7其時，牟氏給熊師寫信：“老師的學問傳不下來，您要靠我去傳您。”遺憾的是，熊先生由于精力不濟，終生也未開出“量論”。牟宗三作為熊師的衣缽傳人，熊師也希望由牟來承接他的遺愿。牟宗三果不負所望，以西方現代邏輯和知識建構為基礎，相繼撰寫出《邏輯典范》(1941)、《認識心之批判》(1949年)、8《理則學》(1955年)、《現象與物自身》(1975年)、《名家與荀子》(1979年)9五部大著。這五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牟宗三邏輯學和認識論思想的核心。

除此以外，牟宗三譯注了維特根斯坦的《名理論》(后來學者一般譯作《邏輯哲學論》)。還先后撰寫了數十篇邏輯學論文，10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矛盾與類型說》《邏輯與辯證邏輯》《略評金著邏輯》《論涵蘊》《覺知底因果說與知識底可能說》《邏輯實征論述評》《傳統邏輯與康德的范疇》《論純理》《aeio的四角關系》《關于邏輯的幾個問題》和《評述杜威的邏輯》等。

3邏輯是什么。

一般而言，“邏輯是什么”這一問題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邏輯學研究的對象是什么;二是邏輯與非邏輯的劃分標準是什么，邏輯學內部根據什么標準來分類;三是邏輯是一元，多元的，還是工具主義的;四是邏輯與哲學、數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學科的關系。關于“邏輯是什么”，牟宗三在論著中有不少論及。這些觀點散見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雖無集中論述，但卻涵蓋了上述問題的四個方面。可以說，牟氏是我國現代學者中少有的較早深入系統地討論“邏輯是什么”這一邏輯哲學根本問題的人之一，11這在中國現代哲學史和邏輯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下面我們從四個方面分別討論他關于“邏輯是什么”這一邏輯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

3.1邏輯學的研究對象。

牟宗三對邏輯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和看法，主要集中體現在《邏輯典范》和《理則學》兩部著作中。在《邏輯典范》中，他認為邏輯的研究對象，是“標準邏輯”，即經典二值邏輯。他認為，“邏輯的對象是理性發展之理則，而無所逃之必是其必然性，二價系統最能肖似純理自己之發展，故二價系統是標準系統，足以代表邏輯自己”，“人類理性發展的理則只能是一而不能是二。這便是惟一的邏輯對象。表而出之，便是標準邏輯。”在后來所著《理則學》中，牟宗三的邏輯視界已經開拓，思想理論也漸趨成熟，認為邏輯系統除了經典邏輯以外，還包括真值蘊涵系統、代值學(即邏輯代數)、三值邏輯及多值邏輯系統等。這一觀點在其后來所著《認識心之批判》中，也有所表明：“凡成文的邏輯系統皆顯示推理自己，顯示理性自己之展現，亦皆有一特殊結構模式，因皆有其邏輯句法之構造故。合起來是一個大系統之發展，分開來無一有絕對性，優越性。”不難看出，牟氏對邏輯的研究對象的觀點至少包括以下三點：其一，邏輯的研究對象是理性的規則，并且這種理性的規則是邏輯研究的唯一對象;其二，邏輯的研究對象是一不是二更不是多，這個一即是“標準邏輯”，根據學界對“邏輯是一還是多”這一問題的不同看法來判斷，牟氏是嚴格的邏輯一元論者;其三，邏輯學的“理則”是命題間的必然關系。從邏輯研究推理這一處于主流地位的觀點來看，牟氏關于邏輯的研究對象的論點，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3.2區分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三者之不同。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學者對于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三者是含混使用，甚至在很多場合是同一個意思的。但牟宗三將三者予以疏分厘清。在邏輯和邏輯學的關系上，牟氏認為，邏輯在本質上是推理，而邏輯學講的則是研究推理本身之結構的學問。“邏輯全是普遍的，形式的，意義不定的命題函數間的必然的推演關系”，“邏輯學可定為研究‘推理自己之結構’之學”，“它不要牽涉著具體事物或真實世界而講”，這里講的“結構”即是“推理的形式”。可以看出，牟氏認為邏輯不等同于邏輯學，邏輯是推理，而邏輯學是研究推理自已。應當說，牟氏當時已經認識到邏輯學是研究推理的形式有效性的。這個觀點在今天來看，亦不過時。在邏輯與邏輯系統的關系上，牟氏認為，“成文系統12之多既不礙邏輯是一，而在形式上又實可層層融組而為一，則即表示成文系統之多實不是隨意的多，其成也不是隨意約定的成”，“我們在本部里已經介紹了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都是縱貫的推演系統，而且都是形式化了的系統，所以我們也可以叫它們是些‘成文系統’。這些系統都是代表‘邏輯’”。可見，牟氏認為邏輯系統與邏輯不同，他所言的“代表”邏輯，即是認為“邏輯系統”是邏輯的表現形式，形式化的邏輯系統不過是推理的“外化”或顯示的結果。這樣，牟宗三就把邏輯與邏輯系統分開來表述。區別開了邏輯和邏輯學，又區分了邏輯與邏輯系統，為何他在邏輯理論層次上不順理成章地走向“邏輯多元論”，而且堅守其邏輯一元的主張呢?我認為，牟宗三堅定其邏輯一元論信條，除了其對邏輯純粹理性的本質的不同理解這一原因外，更為重要的則是服務于其構建的哲學系統。這一潛在原因，在牟氏后期構建自己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兩層存有論”“智的直覺”“三統并建”的哲學體系中得以體現。在牟氏看來，邏輯與邏輯系統是“體”與“用”的關系;邏輯系統可以是多，但邏輯必須是一。如此，牟宗三的邏輯與形上學才得以統一。從上述考察可以看出，牟宗三討論了邏輯與邏輯學、邏輯系統之間的不同。邏輯是推理自己，邏輯學是對推理本身(即推理的形式構造)的研究，而每一個邏輯系統僅部分地(而非完備地)展示邏輯。不可否認，即便在今天看來，他對于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三者之間關系的細致區分，是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3.3邏輯系統形式化的三個階段。

牟宗三認為，邏輯系統共有“四大系統”：一是傳統邏輯，二是邏輯代數(代值學)，三是羅素的真值系統，四是路易士的嚴格蘊涵系統。而這“四大系統”可分為“三個階段”：“亞里士多德用符號把邏輯表示成一個系統，這是第一個階段。到萊布尼茲的邏輯代數又表示成一個系統，由此一轉便成羅素的系統，故此兩者可合在一起。若把萊布尼茲的邏輯代數當做一個過渡，而把其與羅素放在一起，而以羅素為代表，就是真值涵蘊系統，這是第二階段。到路易斯再提出嚴格涵蘊系統，這是第三階段。純粹邏輯發展到此第三階段算是完成了。”在牟宗三看來，由于亞氏的傳統邏輯不能達到充分的形式化，萊布尼茨首先把亞氏的傳統邏輯中的“a、e、i、o”四種命題用初步的數學化、形式化的方法表示出來，這種表現形式就很有價值。并且，牟氏認識到，傳統的邏輯的三段論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是無效的，有些很細微的問題在老的講法里沒有接觸到，或是沒有充分地接觸到。這是因為，亞氏的傳統邏輯不能達到充分形式化的程度。到萊布尼茲以代數的方式表示，就可以實現初步的形式化。由邏輯代數進一步的轉型就是羅素的.數學原理中的真值蘊涵系統。但是，羅素的真值蘊涵系統也不是完美的，因有些邏輯真理它不能表示出來，所以路易士才提出了嚴格蘊涵系統。

很顯然，牟宗三從形式化的角度將邏輯系統分為亞氏傳統邏輯、萊布尼茲—羅素系統、路易士嚴格蘊涵系統三個發展階段，這種區分，是一種條縱向的線，這在當時有著相當重要的創發意義。牟氏一方面將四大邏輯系統理解為一個融貫的邏輯大系統，同時又從邏輯哲學的層面為邏輯系統提供了理性主義、先驗主義與嚴格主義的思想基礎，從而構建了他的邏輯哲學，表明了自己的邏輯觀：邏輯系統可以是多，但邏輯必須是一。牟宗三將邏輯系統作三個發展階段的劃分，但是他沒有涉及到，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在1884年就建立起了一個初步自足的邏輯演算系統;波蘭邏輯學家盧卡西維茨1920年在《論三值邏輯》中就提出了“真、假、可能”的三值邏輯系統假設;還有后來由于對經典邏輯的批判，導致產生的其它的非經典邏輯如模態邏輯、多值邏輯、直覺邏輯、弗協調邏輯、相干邏輯等，這些都是牟宗三沒有看到或是沒有論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數學家、邏輯學家哥德爾(kurtgdel)在1931年13就發表了著名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gdel’sincompletenesstheorem)，并引起數學、邏輯學、哲學界的危機與恐慌。這一點，牟宗三也未注意或是沒有論及。14不得不承認，這是牟氏邏輯學研究的一個缺憾。3.4邏輯學不同于辯證法邏輯學和辯證法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兩種最重要的認知方式，兩者作為logos的不同發展支向，共同“哺育”了人類文明。作為兩種完全異質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一直上演著“恩怨情仇”，甚至多次出現一方要取代另一方的趨向。可以說，在西方哲學兩千多年來的發展史上，邏輯學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至今仍未完成。上世紀30年代，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我國學者許興凱、王特夫、邱瑞五、艾思奇等掀起一股以“辯證邏輯”為參考系對形式邏輯進行批評的熱潮，同時形式邏輯的擁護者也對其進行了反駁，這在哲學史和邏輯史上，稱為“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15，這場論戰持續了10年之久。其中，主張以“辯證邏輯”取代“形式邏輯”的觀點主要有三：一是形式邏輯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法;二是形式邏輯不承認矛盾、聯系和發展，把事物視為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三是形式邏輯相較于辯證邏輯，是一種低級的思維方法，是落后的思想武器。針對辯證邏輯的非難，國13其時，牟宗三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三年級，已經開始了他的哲學、邏輯學歷程。14嚴格來講，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不僅牟宗三未注意哥德爾這個“不完全性定理”，當時的哲學家與邏輯學家包括金岳霖、張東蓀、張申府、沈有鼎、汪奠基等人均未在論著中談到。究其原因，恐怕是當時哥德爾所著《數學原理及有關系統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一書沒有譯介到中國，因此并未進入國內哲學界和邏輯學界的視野。但是，“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提出是邏輯史和數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值得關注。15這場“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又叫“唯物辯證法論戰”，自1929年至1940年，當時國內許多哲學家和邏輯學家都參與了這場討論。具體可參閱周禮全主編詞典和郭橋有關梳理。內許多學者都作了積極的回應。牟宗三向外界發表對邏輯學的觀點和看法，最早就是始于1934年為回應“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16所撰《邏輯與辯證邏輯》一文。

他在《邏輯與辯證邏輯》中認為：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這三個法則“只是事實的律，是元學規則”，因此，辯證邏輯“只是解析世界的理論，不能成為一個邏輯”而“邏輯卻只有一個”，反對邏輯的那些話完全是無的放矢，風馬牛不相及的。可見，牟宗三是反對“作為哲學”的辯證邏輯來批判甚至“取代”形式邏輯的。以當時牟氏的學術功底和對辯證法、邏輯學的理解與體悟，他覺得辯證邏輯的支持者所講的“形式邏輯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是一種“孤立、靜止的思維方法”的論點是強詞奪理、站不住腳的，二者是有嚴格的學科界限的。牟宗三進一步明確了他對“邏輯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看法：“邏輯根本就是形式的、普遍的、必然的，而不是實質的、特殊的、實然的。”牟宗三后期對辯證法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其著作《理則學》附錄17，以及一些散見的論文。牟宗三認為，“至于辯證法，它既不是純邏輯，亦不是科學方法，而乃是形而上學中的方法，我們亦可以叫它是‘玄學的方法’(metaphysicalmethod，或methodofmetaphysics)。”并從三個方面闡明了他對辯證法的理解：一是辯證法是一種玄學方法，所以它必須牽涉“真實世界說”;二是辯證法中的基本概念只是：原始和諧、正反對立、對立的統一;三是辯證法的表現處一定是在知性領域以上，即超知性層。可以看出，牟宗三對辯證法的闡述，既表現出其受康德、黑格爾的影響，又賦于了辯證法以中國傳統辯證思維的哲學性格。這在后來他在比較和評析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古代的辯證思維時也有所體現。此外，牟宗三還對邏輯與代數符號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邏輯之為絕對為客觀絕不在符號與否，符號不過是表達的工具而已，亞里士多德也是用符號來表示。符號的不同不能區分了邏輯。”輯的劃分以及邏輯的數學化、符號化這個思路加以深化。以至后來形成了牟氏的純理的邏輯一元論思想。

4對真理的認識。

對真理問題的看法，既是一個世界觀、認識論問題，更是一個邏輯哲學問題。我國近現代不少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如金岳霖、賀麟、熊十力、張岱年、馮契等)都曾專門討論過真理問題，當代學者在邏輯哲學論著中對真理問題也多有論述18。可以說，真理問題是邏輯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這也是我把這一問題列入本文進行討論的原因。

4.1對真理的二分法主張。

牟宗三在多部著作中將真理區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并且以此從哲學方法論上闡明自己對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之間區別的創見和體悟。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談到：“大家首先要了解，真理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叫做外延的真理，一種叫做內容的真理。外延的真理大體是指科學的真理，如自然科學的真理或是數學的真理。”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認為：“故由普遍性可以言會通，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多姿多彩，講個性。這兩方面都要同時保存。這種普遍性與科學真理的普遍性不同，它只能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而同時就為生命所限制，這兩句話不能同時成立而不相沖突。人生的奮斗就在這里，即所謂的為理想而奮斗，這樣人生才能上進，而實現價值，實現理想都由此出，故人生就是一個為理想奮斗的過程。這種真理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真理的生命所限制，這種真理是什么真理呢?這種真理顯然與數學或科學的真理不同，故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真理。數學真理不需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只要通過研究者來研究，其他如科學的真理也是一樣，這種真理我們以專門名詞名之曰外延真理，這是羅素所使用的名詞。另一種真理如‘仁’、‘義’這種需通過生命來表現的真理稱為內容真理。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相對。我們一定要承認有這兩種真理。”牟宗三所講的“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主要是受到維特根斯坦和羅素思想的啟沃，但同時也是對二人關于這一觀點的繼承和超越。“外延”與“內容”19是邏輯學最基本的概念。維氏首先將“外延”和“內容”運用到哲學的命題上，形成了“外延命題”與“內容命題”;羅素在維氏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認為科學知識的確立，需靠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外延性原則”，即命題可由其外延的范圍，也即是量來決定，不受主觀的影響。換言之，要靠這個“外延性原則”才會得到客觀知識，否則一切命題都是主觀的;第二個原則是“原子性原則”，即是說對象可以被分析或分解成若干部分，部分可獨立地、單獨地被了解。如每一個部分都要通過而且必須通過全體來了解，否則就不可理解，那么部分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無科學的真理。羅素提出“原子性原則”，目的是說明邏輯分析應用的范圍，由此才有他的邏輯原子論，為了說明科學知識這個原則是必要的。

4.2區分真理二分法的原因分析。

其一，牟宗三把真理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是為了回應邏輯實證主義，牟氏同意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嚴密的科學證實和檢驗，并且可以定量化的，可以得出真理。但更為重要的是，他不認為科學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提出“內容真理”，并且認為這種真理是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真理的生命所限制的真理。比如“仁”這樣性質的真理就是“內容真理”，這種普遍的真理要通過生命來表現和體悟，這樣就有各種不同的分際，這種普遍性需在特殊性的限度中呈現出來，這樣“內容真理”的特殊性就出來了。而像“1+2=3”這樣的數學真理就是“外延真理”，這種性質的真理是普遍而無國界的，亦無古今中外之分。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儒、道、釋各家都普遍更為重視“德性之知”，輕視“見聞之知”，這里的“德性之知”就是“內容真理”，而“見聞之知”就是“外延真理”。

其二，牟宗三把真理二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與其對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定性一脈相承：“智”的文化系統與“仁”的文化系統。即是說，牟氏認為西方文化與西方哲學更為重視“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構表現”，是“外延真理”;而中華文化傳統和東方哲學(甚至包括印度哲學等)更為重視“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或者稱為直覺思維，也就是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覺”)和“理性之運用表現”，是“內容__真理”。其三，牟宗三認為，西方文化和哲學是一種“智”的文化系統，追求的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而東方文化和哲學是一種“仁”的文化系統，崇尚“綜合的盡理之精神”。這種區分，是沿接康德“實踐理性”和“純粹理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是沿著內圣外王的理性之運用的內容表現，強調人文精神和個人修為，追求“內容真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西方文化的理性意義，使得西方沿著邏輯、數學和科學的理性架構，展開了對科學和理性等概念的外延表現，強調求真意識和科學精神，追求“外延真理”。

4.3真理二分法的意義。

此處我們且不論牟氏將中西文化理解為“仁”的文化系統與“智”的文化系統確當與否，僅就這種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進行的二分法的主張作一分析與評價：

其一，牟宗三從哲學方法論的維度，指出二者在意義、性質上的分際與限度，表明了“內容真理”不可量化、外化、客觀化為“外延真理”，二者不可互為取代和混淆，同時探究了“內容真理”的主體性與“外延真理”的客觀性，揭示了兩種真理需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體悟、探求與證成。他認為，這兩種真理之間的區別，表現在中西方傳統文化方面，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質。西方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把“智”引到認知的方向，以存在的“實在論”即“有”為開端，注重尋求“知物”;而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完善生命的“仁”的內在價值，以生命的“生成性”即“無”為起始，注重尋求“悟道”。西方文化里的“知物”，是為了實現價值，滿足生命，是要用眼觀，所以西方哲學以人性與物性、主體與客體的分解析辯為基點。中國文化里的“悟道”，是為了完善人格，圓融生命，是要用心悟，所以中國哲學是以人性與物性、主體與客體的綜合融通為前提。這是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本質上的基本分野所在，二者互為異質的理論特質與思維品格就是在對于“智”和“仁”的不同致思追尋中形成的。

其二，這種真理的“外延”與“內容”的二分，在實際上區分開了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毫無疑問，牟氏這種二分法是在同一個論域層面上，回應了邏輯實證主義一元的真理標準，是對真理標準的一次重新劃分和定位。其目的是通過真正理解和發現中國哲學的極具創造精神的思想性格、特質、個性及其對于人類社會與世界哲學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切實地保__有與生成中國哲學獨立的自我人格。這樣一來，既肯定了中華文化與東方哲學，又最終探尋出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會通、互釋、融合之路。這對于繼承、宣發和闡揚中國哲學、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意義重大。

其三，在牟宗三的學思歷程中，一個主要的致思路向就是服膺、疏解與融攝康德的批判哲學，但在對“真理”的理解上，牟的觀點卻與黑格爾的觀點高度契合。黑格爾在對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進行分析與闡釋時，就把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作為兩種異質的知識類型進行區分。黑格爾認為，經驗主義否認所有超越經驗和感官的事物，認為思維僅有抽象的概念和形式上的同一性與普遍性的能力。經驗主義的本質就是科學對真理和知識的理解，形而上學與經驗主義的區別就是哲學與科學的區別。這里，黑格爾對“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區分，其實質就是對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的區分。從黑格爾對知識體系的不同劃分標準，我們可以看出，科學真理與哲學真理、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科學思維與哲學思維，它們作為人類不同的知識體系是真實地存在的。前述牟宗三對真理區分為“外延真理”和“內容真理”的二分表述，正是與黑格爾的觀點表現出驚人的一致。究竟是牟宗三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還是二人在思維上的巧合與暗契，關于這一點，在牟氏的論著和“牟門弟子”的回憶錄(包括紀念文章)中，我們也無從得到直接的佐證。

其四，這種對真理的“外延”與“內容”二分的認識，直接的結果是，使得牟宗三從對“外延真理”的追求轉向對“內容真理”的體悟。這個轉向在牟氏的學思歷程中非常重要，標志著他從邏輯學、認識論、西方哲學向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學)的復歸，從而“一躍”轉向對中華哲學之慧命的疏通與抉發，并以此來構建起自己“良知自我坎陷”“道德的形上學”“三統并建”的哲學體系。

5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

“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這一問題，不僅是一個邏輯史問題，更是一個邏輯哲學問題。原因在于，如果對“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這一問題持否定態度，那么，中國邏輯史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嚴重質疑，而作為邏輯學學科門類下的二級學科——中國邏輯史的學科根基和研究方向也就不復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問題更多地表現為一個邏輯哲學問題。這也是我把它納入本文討論的原因。

5.1對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看法。

牟宗三多次在論著中談到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問題，并分析其原因。例如他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談道：“名理是邏輯，中國是不行的，先秦名家并沒有把邏輯發展到學問的階段。至于數學、科學也不行，故中國文化發展的缺陷在邏輯、數學與科學。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們并沒有發展出來，有就有，無就無，故不要瞎比附。”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他認為，“邏輯是講推理本身之結構的學問，討論的是推理自己(inferenceitself),而不是關于任何內容、對象的推理。亞氏的三段論法講的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結構，這就是邏輯本身的呈現。中國名家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惠施、公孫龍都不是講邏輯本身的，雖由此可進而達到邏輯本身，但仍只算名學的初步預備工作。就是這個名學的初步預備工作，也沒能維持、發展下去，這是很可惜的。”

分析以上例舉，不難看出，牟宗三是持“中國古代有邏輯的某些思想，但無關于邏輯的學問”觀點的。他認為惠施、公孫龍等名家是在講“邏輯”，但不是在講“邏輯本身”，只是“名學的初步階段”;他講的“沒有發展到學問的階段”，是沒有發展到“邏輯學”的階段。那么，牟氏認為“中國古代無邏輯學”的持論與理據來自何處?我認為，來自其邏輯一元論的邏輯觀。這種觀點的得出，與前文所講的牟氏細致區分“邏輯與邏輯學、邏輯系統”的論述是一致的，亦即與其所講“邏輯是推理自己，邏輯學則是研究推理自己”也是一致的。就是說，牟氏認可先秦名家確實進行了推理，但是未研究推理的學問、推理的形式，因此認為名家沒有“發展到學問的階段”。概言之，牟宗三認為先秦名家討論了推理，中國古代確實有某些具體的推理活動，但是沒有邏輯學，當然也沒有邏輯系統。

5.2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分析。

一般認為，牟宗三是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常理來講，牟宗三應是以弘揚中華文化之大統(尤其是儒學傳統)為己任的;抑或說，作為新儒家的牟宗三至少不是一位“文化虛無主義”或者“歷史虛無主義”者，但何以卻固守中國古代“未開出邏輯學”的觀點呢?下面我們稍作分析。20臺港學界一般把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稱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這一觀點也一般為大陸學者所認同。但也有學者認為張君勱、錢穆等既是第一代，又是__其一、牟宗三在指出中國古代在邏輯、科學、數學等方面的缺失的同時，還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所以“開不出邏輯學”的原因。他認為，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仁的文化系統”，而西方文化是“智的文化系統”，并且中國文化中“智未從仁中獨立地彰著出”。牟氏認為，“智”應當獨立“仁”，屬于“智”的范疇的邏輯學的價值也應當是中立的，一旦從屬于政治或者道德價值，必然會從內部自我解構。他把中國文化定位為“仁的文化系統”，并不意味著就認為中國文化里對“智”完全的缺乏，只是認為相對于“仁”而言，“智”缺乏必要的“獨立性”，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成為“仁”的附庸。例如，他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談到，作為“智”的中國古代科學是“不十分高明的科學”，沒有達到“學之成學”(即沒有“獨立性”)意義上的科學。([31]，第86頁)他認為，“在中國文化生命里，惟在顯德性之仁學。固一方從未單提出智而考論之，而一方亦無這些形式條件諸概念。同時一方既未出現邏輯數學與科學，一方亦無西方哲學中的知識論。此環之缺少，實是中國文化生命發展中的一大憾事。”

其二，牟氏所言西方文化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構表現”，就是康德所謂“純粹理性”;而中國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更為重視的“綜合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運用表現”，就是康德所謂“實踐理性”。中國文化傳統不缺乏“實踐理性”，但是缺乏“純粹理性”這重要的一環，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開不出邏輯學”的重要原因。

其三，在牟宗三看來，中國以“仁”為核心的文化系統與西方以“智”為核心的文化系統反映在思維方式上，就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綜合、直覺和實用(實踐)為主，而西方的思維方式以理性、演繹和分解(分析)為主。這種思維方式下，中國文化自然就“開不出邏輯學”來。

其四，在牟宗三看來，中華文化關心的是“生命”，西方文化關注的“自然”或“外在的現象”，并且認為“邏輯、數學、科學、歸納法，這都是‘知性’中的事”，四者是同步出現的，是一種“理性之架構表現”，而中華文化正是缺乏這種“理性之架構表現”“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也就是說，牟氏認為中國古代未開出“邏輯學”，是因為中國“仁的文化系統”重點是關注“生命”，而缺乏對“自然”

5.3對此種認識的評價。

牟宗三對中國古代名家和名辯學的觀點和看法，我們可以從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來進行評價。積極的方面：牟氏本意是好的，是在為中國名學和中國哲學鳴不平，闡明中國和西方文化傳統之不同，認為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既然謂之傳統，就無優劣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一個是屬于生命的學問，一個是屬于知識的學問”。儒釋道三家所對應的性理、空理、玄理是中國哲學與文化傳統中處于核心的智慧方向所在，這三者都是關涉道德方面的，是屬于生命的學問，故中國文化一開始就重視生命。而性理、空理、玄理也都是為調護潤澤生命，為了生命往“上提”而開出的。消極的方面：其一，牟宗三的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借用西方邏輯(主要是經典邏輯)的觀點、理論結構、思維方法和價值取向來規范、審視和衡定中國名學。這樣的認識難免不知覺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其二，牟宗三是嚴格的邏輯一元論者，在今天看來，這種觀點是一種以西方邏輯為范本，來裁定中國名辯學的做法，同時也是沿襲梁啟超“據西釋中”、“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的“比附”的研究范式;其三，牟宗三所謂有無“邏輯學”，是以其邏輯一元論的現代經典邏輯的視角來看中國名辯學和印度因明。那么，我們換一個角度，用中國名辯學的觀點來審視西方邏輯和因明，也可以得出另外一個謬論：西方和印度“沒有名辯學”。顯然，這樣做是沒有將西方邏輯、印度因明與中國名辯學納入同一個參考系來進行考察。

我們贊同的觀點：中國古代有邏輯學，只是與西方邏輯的表現方式不同。關于中國邏輯史的研究方法，我們贊同相對于“梁啟超范式”的“張東蓀范式”。張東蓀與牟宗三同時代，但他的觀點顯然不同于牟氏。張東蓀認為，邏輯是由文化的需要逼出來的，邏輯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的邏輯，西方邏輯不是唯一的邏輯。近年來，這種對中國邏輯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范式”，經崔清田和鞠實兒二人的沿接，呈現出新的面貌。崔清田指出：不同的文化傳統會產生不同的邏輯。“名學”和“辯學”與西方邏輯有明顯的差別，要用“歷史分析”和“文化詮釋”的方法來認識中國名辯學。“歷史分析”是把邏輯傳統置于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中，具體分析時代的社會問題及學派代表人物的追求;“文化詮釋”則是把西方邏輯、印度因明和中國名辯學視為三者相應文化的組成部分，參照其產生時的哲學、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況，對不同的邏輯傳統進行論證__與解釋。鞠實兒在系列文章中證明了“廣義論證的邏輯學”概念和“邏輯的文化相對性”：邏輯就是廣義論證的規則集合，“無論在元理論還是在對象理論層面上，無論從描述還是從規范的角度看，邏輯均相對于文化”，邏輯存在的合理性相對于它所隸屬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文化差別的普遍合理的邏輯。我們認為，在中國邏輯研究的過程中，這種發端于近代學者張東蓀，經崔清田明確提出和著力強調，到鞠實兒把廣義論證的觀念引入并做了合理性論證的“文化范式”研究，目前已經成為有重要影響的一種研究樣式和思路，是我們今后一個時期中國邏輯研究的趨勢和重點。

6簡單結語。

牟宗三認為，理性是人的稟賦，而人因為有理性才得以進行自覺地思維。這種理性的心靈可以分別二用為道德心和認識心。其中認識心的本質是邏輯的，因此也可以稱為“邏輯心”，邏輯心是純粹的知性和一般而言的純粹理性(即純理)。純理是邏輯的主體和根源。邏輯是屬于理性的，而理性也為邏輯所伴隨。換言之，沒有邏輯不是理性的，也沒有理性不是邏輯的。在牟氏看來，由于純粹理性在其展現中透過一個推理過程來圓滿它自己，這個展現的過程也就是推理的過程。依牟宗三之意，理性是邏輯的根源。

因此，在其表述對邏輯學是什么、邏輯的研究對象、何為真理、邏輯不同于辯證法等邏輯哲學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時，均是沿接康德哲學的精神路向，對邏輯的根本問題作了理性主義和先驗主義的解釋，從而在其邏輯哲學問題上重開了“邏輯之門”，也就為自己“重開了哲學之門”。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性之維是理解和進入牟氏獨具創發精神的邏輯哲學思想的關鍵所在。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三

黑格爾是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對后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哲學流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人們也常常將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當做是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標志。以下是“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希望給大家帶來幫助！

（一）堅持客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

由于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受到柏拉圖等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深刻影響，在對這些優秀的哲學家思想的批判與繼承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2]。黑格爾在其整個的哲學體系中始終堅持客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在這一世界觀中，他認為“絕對精神”是唯一的永恒存在之物，外界事物的一切變化都與我無關。這種客觀唯心主義是與因我的存在而存在，因我的變化而變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不一樣的，認為理性是這個世界的唯一主宰。

（二）辯證法。

辯證法是黑格爾哲學思想體系中最具價值，同時也是對后世影響最深的一部分內容。正是在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的深刻影響下，馬克思等人才開拓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道路，為我們今天的生產、生活和實踐指出了前進方向。黑格爾的辯證法觀念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存在和發展的，而是需要一個參照物來為我們的發展提供參照，也真是因為有了這個參照，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地認識我們自己。辯證法理論框架的發展一共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是處于第一階段的，即人在整個社會現實中占據完全主導的通知地位，科學等技術是受制于人的。

（三）美學思想。

黑格爾將辯證法的思想貫穿到了他的美學思想當中去，他認為藝術中既包含感性因素，又包含了理性因素，二者之間的完美契合構成了美的藝術。而黑格爾這里所說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也就發展為我們現在所說的主觀與客觀。

黑格爾除了上述這些哲學思想之外，他的思想中還包含法學、自然哲學、邏輯學等重要的思想，這些哲學思想又被相應的領域所繼承和進一步的發展，為眾多哲學分支奠定了思想基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是黑格爾哲學思想重要的發展者和踐行者，從馬克思提出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中就可以很好的體現出黑格爾的哲學思想[3]。馬克思是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繼承人，從黑格爾的思想中提取出了合理的內容加以繼承和發展，對于其中錯誤的、不符合實際的觀點加以剔除。他不僅僅通過自身提出的觀點和理論來解釋這個世界，而且致力于通過他提出的觀點來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但不管怎么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的主核都是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才使得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進而發展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辯證唯物主義。

（二）強調了精神的重要作用。

在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體系中，他認為絕對理念是我們這個世界存在的本質，但是這一絕對理念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的，它是不斷地運動、變化、發展著的。從這一角度來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中又包含了矛盾的思想。矛盾觀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同時具有統一性和斗爭性的，是一個對立統一的矛盾體，斗爭性和統一性二者相互制約、相互發展，最終推動著事物不斷地向前發展。對于我們當今社會而言，黑格爾強調精神的觀點也給我們帶來了重要的啟示，讓我們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我們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也推動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事業的建設。

（三）催生了辯證主義方法。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觀念，而這一思想得以在今天發展成熟，深刻的受到黑格爾辯證思想的影響。黑格爾的辯證思維讓我們對世界有限、無限的認識產生了質的飛躍，從而形成了如今的主觀與客觀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思想。

結語：

在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體系中，雖然有堅持唯心主義的錯誤傾向，但也正是因為有這種錯誤的哲學傾向的存在，才能夠持續的引導我們去對正確的哲學思想進行不斷探究，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二十一世紀最為先進、影響最為深遠的哲學思想的出現。因此，我們也應該從中認識到，任何思想的產生、發展都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在時代性的束縛下，也就使其思想成果具有了很強的局限性。所以我們應該積極的肯定黑格爾為我們的哲學世界帶來的這種辯證思維方法。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四

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人們通過語言使自己與他人、與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確的聯系，從而形成了對世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學恰恰就包含在具體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之中，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任何一種哲學都不可能絕對自在，都必然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和所處語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個民族的哲學必須也同時了解該民族的文化。因為，前者是以后者為依托和底蘊的。而一個民族具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和傳統往往會從該民族的語言習慣中流露出來。語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學與文化史的內在交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語言中體現出來。正是基于這一點，葛蘭西提出的哲學觀包含在語言之中，包含在每個人的語言之中。對于常識和民間宗教，葛蘭西認為，常識是歷史的產物和歷史過程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都留下了“常識”的沉淀，它既是哲學發展歷史過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跡，也是每一哲學精華思想的歷史的有效性的憑證。它不是僵死不動的，而是不斷地用科學思想和進入日常生活的哲學觀點豐富著自身，是同時包含著新舊哲學思潮的一個相對僵硬的階段。而宗教問題，“不是從懺悔意義上，而是從一種世界觀和一種相應的行為準則之間的世俗意義的信仰統一上來注意”［1］(p236)，它是斷片化的常識要素之一。由此可見，在葛蘭西看來，哲學也就是哲學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識和宗教作為歷史發展的印跡，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哲學思想，體現著一定的世界觀。生活在一定歷史時期的人們對該時期廣泛存在的常識和宗教表示認同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對它們所包含的世界觀的一種不自覺的、不加批判的接受。總之，在第一個層次中，葛蘭西極力打破那種把哲學看作是“由特定范圍內的專家或專業的和系統的哲學家所從事的專門的智力活動”的陳舊觀念，強調哲學以語言、常識、民間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眾之中。如葛蘭西所論述的:“在職業哲學家、哲學領域中的‘專家’與其余的人之間存在著不是‘質的’，而僅是‘量的’差別。”［1］(p259)而這種量的區別指的是他們之間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種是零散的、不自覺的思考，一種是批判的、自覺的思考。因此，在證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學家，每個人都無意識地各有一套哲學之后，葛蘭西緊接著就進入了第二個層次，即注意和批評的層次，也是職業哲學家所關注的層次。因為語言、常識和民間宗教雖都暗含著某種特定的世界觀，但它畢竟是以一種零散的、不系統的、非批判的和偶發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決定了應該對這種世界觀進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學就是對宗教和常識的批判和克服。關于這一點，葛蘭西在《獄中扎記》中這樣論述:“它首先必須是對‘常識’的一種批判，盡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上———這種綜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這些問題，證明它們的真正價值以及它們作為智識鏈條上已被替代的環節所具有的意義，并且確定新的當代的問題是什么，舊的問題現在應當怎樣去分析。”［1］(p241)因此，從葛蘭西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學家的哲學不是局限于書齋里的純粹理性的思辨、演繹，而是根源于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為思想和行動在本質上是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行動，即使行動中所暗含的世界觀只是外在胚胎狀態，是偶然地和在瞬間表現出來的。所以，那種局限于哲學家頭腦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稱為哲學的。真正的哲學不是理論教條，而是一種實踐，一種歷史性的政治實踐。因此，人們往往把葛蘭西的哲學稱為實踐哲學，也是其哲學思想最具有意義的一點。這種思想和那種僅僅將實踐單純地歸為認識論范疇來理解的觀點相比較而言，顯然是深刻的。

當然，葛蘭西在強調哲學的實踐性，強調思想和行動本身的一致性時，也看到在某些情況下，思想和行動之間存在著斷裂。這種斷裂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歷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對立。因此，葛蘭西在論述哲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時，更看重的是現實政治活動的意義。哲學與政治不可分割，對于一種世界觀的選擇和批判同樣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職業哲學家的哲學活動不僅僅是局限于對日常現實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過政治活動將一種新的世界觀在人民大眾中傳播開來，從而提高全體民眾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傳布已發現的真理。把它們所謂‘社會化’，從而把它們變成實踐活動的基礎，變成人們協調一致和活動的要素，變成人們精神和道德的結構要素”。換句話說，是要實現“哲學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學化”［1］(p235)。以此為據，葛蘭西詳細論述了實現“哲學的世界化”的途徑，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特色的政治社會理論，如“有機知識分子”、“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政治國家”等。葛蘭西認為要想使無產階級大眾獲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須通過政黨構造本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然后通過有機知識分子構建本階級的意識形態，并力圖使這種意識形態為人民大眾普遍接受，成為整個社會的世界觀，從而在市民社會范圍內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進而推翻政治國家。只有這樣，人民大眾才能擺脫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的雙重統治，獲得真正的自由。綜上所述，葛蘭西在對哲學概念重新闡述時，始終關注人民大眾。因為人民大眾是實踐的主體，哲學要想實現自身改造世界的終極理想，就必須使哲學與人民大眾的日常意識和社會心理融為一體，為人民大眾所內化。只有這樣，哲學才不會流于現實生活表面，才會比單純的理論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發揮它的社會作用。因此，葛蘭西通過實踐哲學，不僅要解構暗含于常識、宗教中的舊世界觀，更要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新的世界觀，并通過政治運動(意識形態革命)達到真正改變世界，為人民大眾構建一個合理化社會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把葛蘭西的哲學觀稱為“大眾哲學觀”。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五

瓦爾特·本雅明是20世紀翻譯界一位杰出的哲學家和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發展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在1923年為波德萊爾的詩集《巴黎風貌》所撰寫的序言《譯者的任務》一文對翻譯的實質、標準、方法等方面發表了獨到的見解，其觀點高屋建瓴，神秘獨特，將譯者從幕后推到了前臺，從邊緣推到了中心，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地位，一度被奉為“翻譯的圣經”。國外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了對本雅明的關注和研究。美國女作家漢娜?阿倫特，英國翻譯家保羅?德曼，法國解構主義創始人德里達、以及美國詩人、翻譯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對本雅明及其翻譯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達的名篇《巴別塔之旅》就是在他認真研究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之后的成果。國外學者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研究注重從哲學及語言學角度的挖掘，認為本雅明的翻譯思想重點是從語言的角度揭示翻譯的哲學本質，即翻譯行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質與使命。然而，受長期以來的實用主義影響，我國譯界對交際翻譯理論、功能對等理論、翻譯目的論、文化翻譯理論等研究比較深入，對本雅明翻譯理論的價值認識還遠遠不夠。因此，本文擬從本雅明翻譯哲學的各個層面對其翻譯哲學思想進行再探討，并著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譯觀對一系列翻譯問題的啟示，特別是對歷來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的啟示，從而進一步揭示其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及實踐價值。

一、本雅明翻譯思想概要解讀。

(一)“純語言”觀。

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方式，這一思想與他的語言宗教觀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論的卓越與非凡正是基于這個包括一切的語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最終的目標是理解世界的構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語言和上帝的語言間達成和諧。這種思想受猶太教神秘哲學思想影響很大，并在格爾肖姆?肖勒姆的宣傳下，被廣泛接受。為了體現翻譯的重要意義，一個前提便是首先要考慮語言理論，這是任何翻譯和可譯性概念的必要基礎。在《譯者的任務》發表七年前，本雅明曾發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學的文章《論本體語言和人的語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類語言中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的區別。本雅明假定了一個普遍的概念范圍，將其命名為“思想實體”，完全脫離且區別于“語言實體”。人的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但語言實體永不能包含整個概念范圍。因此，一種語言根本無法表達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因為各種語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據圣經的觀點，在天堂中曾經存在一種完整的語言，在人類企圖建造巴別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將這種語言分裂成不同的語言。因此，特定的單一語言便是起初純語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譯就是要使語言完整，要將分解的“意圖模式”拼湊起來完善被認為是不完整的源語言。由此可見，“純語言”是本雅明語言哲學和翻譯思想的出發點和根基，它擁有超越性，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語言”。在此意義上，譯者的任務就是把具有親緣性的各種純語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來，在目的語語言中把流放在原語語言中的“純語言”的可能性釋放出來，從而使各種語言相互補充、相互融合而趨于圓滿。

(二)可譯性與后續生命說。

在純語言這個形而上的框架內，翻譯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語言的層面來理解。翻譯將在對原作的再創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純語言解放出來，從語言的流動中獲得完全成熟的圓滿的純語言，因而，語言哲學中“不可譯”的悖論在本雅明的翻譯理論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認為原作的可譯性取決于:。

1.在原作的讀者中有稱職的譯者;。

2.源語言需要翻譯，而可譯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內在法則。因為藝術作品不屬于任何特定時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暫的。藝術作品具有“時間效應”，而這一效應以“語境”的形式滲透在作品中。這一“語境”無法復制，它必須重新建立，譯者的任務就是利用語言轉換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換言之，每一個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譯時，都是一種新作品的誕生，可譯性因而成為原作與譯作之間至關重要的生命紐帶，作品的被翻譯則標志著原作的生命在譯作中獲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現，從而使原作進入了后續生命的階段。由此看來，翻譯是由原作的可譯性召喚出來的后代，原作必須仰仗譯作來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因此，譯作不是服務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獲得自己的存在。這一觀點為經典作品的復譯提供了理論基礎，因為譯者只有在翻譯中不斷尋找“純語言”，原作才能重獲新生，原作語言與譯作語言之間的親緣關系才可被意指(表達)出來。

(三)意指方式與精英讀者觀。

既然翻譯是挖掘原語與譯入語之間的“親緣性”、“互補性”從而達到“純語言”境界，那么尋求原語與譯入語之間意指方式的互補交融則成為翻譯的關鍵所在，因為“純語言”只有借助語言間互補的總體意圖才能實現，而譯者正是要“從譯入語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種語言創造出原作的回聲”［1］。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是響應原作的要求，將它的意指方式帶入譯入語中，因為譯入語需要這種外部力量來釋放自身被隱藏的發展進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譯者要傳達“如何表達”的，而不僅僅是“表達了什么”。歸根結底，翻譯就是對純語言的救贖。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證了本雅明可譯性論述中對合格譯者的選擇問題。因為翻譯對象不是一般的信息類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學性與文學內涵的經典之作，所以譯者必定是精英讀者，否則譯作必定是對原作內容與內涵的不精確的表述，從而成為劣質譯作。因此，作為精英讀者的譯者，不能遷就一般讀者的接受習慣與認知水平，而應該勇敢地傳達新穎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帶到一個更高、更完美的語言層次，用高標準引領讀者，拓展其認知視野與鑒賞水平，這是翻譯語言具有價值的先在條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價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義。

不同于傳統觀念，本雅明給翻譯“賦予了某種本體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純語言”概念，從語言哲學的層面追問并回答了“翻譯何以可能”這樣一個翻譯的本質問題，這十分類似于康德哲學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問的是翻譯的前提條件、翻譯的限度以及從什么意義上來講翻譯是可能的問題，從而深刻揭示了翻譯的哲學本質。正如本雅明所說，“翻譯最終達到表現語言間深層關系的目的，以滿足我們的需要而達到表現語言間內部關系的目的”［3］。翻譯的本質不在于交流溝通，不在于其傳達的信息，而在于翻譯就是人類在試圖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必須使用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翻譯就是我們的思維本身，是尋找種語言源頭的工作。這一思想揭示了翻譯這項極具實踐經驗的人類行為的本質、價值和基本方法，圍繞翻譯自身構建了一個理論研究的框架體系，并為其提供了相應的視域和立場界定，可以說囊括了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所有基本問題。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譯界公認為是解構學派的奠基人。

(二)“翻譯主體”意義。

在歷來的傳統翻譯觀中，譯者與譯本是從屬于原作者與原作之下的，向來都處于“奴隸”與“從屬”的地位。譯者甚至被要求隱形，最多只是被視為原作與譯作之間的中介，這樣，在翻譯行為中譯者對行為結果———譯作至關重要的影響與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卻認為譯作其實就是譯者用譯入語的意指方式所創造出的原作的回聲，這樣一來，譯者與譯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與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從理論上極大提高了譯者的主體地位。另外，精英讀者觀的提出，顛覆了接受理論的“讀者中心論”觀點。首先，在《譯者的任務》一文開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賞一件藝術品或一種藝術形式時，考慮接受者從來都證明是無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譯者的任務定位在了引導讀者而非遷就讀者的主動地位上。換言之，翻譯不應該為了迎合普通讀者的需要而存在，譯作的優劣不以讀者的喜好或可讀性的高低為標準，一味遷就讀者的認知和對市場的妥協，往往是劣勢譯作形成的根源。這種對譯者主體性的確認、對讀者需要的“無視”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貫對藝術作品翻譯的嚴肅態度，也是其作為譯者在精神上對藝術價值和職業操守的尊重和堅守，是翻譯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三、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的實踐價值探析。

本雅明不僅從哲學高度上對翻譯的本質進行了追問式的思考，其生前還有大量的翻譯實踐作品。他的翻譯實踐為其理論建構打下了堅實基礎，因此他的翻譯思想不僅具有理論啟迪意義，而且對于文學翻譯實踐同樣具有借鑒和指導意義。比如，困擾譯界多年的許多紛爭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較為明確的答案和啟示。

(一)對翻譯立場選擇的啟示。

翻譯立場即直譯與意譯或異化與歸化，是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對翻譯結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場的選擇則與對翻譯本質的認識與回答密切相關。本雅明認為翻譯的本質不在于信息的傳遞，而在于語言本身，因為語言是偉大作品的基礎，偉大作品又是語言的藝術，因此要保持對原作價值的尊重，直譯是必然的選擇。只有直譯，才能達到譯作的“透明”，即從譯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風貌;只有直譯，才能充分揭示語言間的親緣關系，才能使語言間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補。也只有直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譯作中“異”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結構、句法、節奏以及獨特的語言韻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學意蘊。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過程。源語言和目標語言之間存在差異，這就需要在翻譯中找到合適的意指方式。也正是這種差異本身豐富了目標語言的來源。那些外來的、不可譯的概念和結構的引入，便參與到目標語言的持續補充之中，最終達到“純語言”的頂峰。路德直譯《圣經》，直接影響了德語的形態發展和變化，豐富了德語的表達，使其形式更加多樣，音韻更加優美，表達更加豐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譯立場上，追求意義的傳達與歸化觀念的譯者必定是一個低層次拙劣的譯者，他對自己語言慣用法的尊重遠遠勝過對外國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錯誤地“保持了本國語言偶然所處的狀態，不讓自己的語言受到外語的有力影響”［4］358，從而忽視和限制了借助外來語拓展和深化自己語言的可能性，因而也無法完成作為一個譯者的真正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雅明與魯迅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魯迅說:“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中國人不但要從外語輸入新字眼，還要輸入新語法”［5］。翻譯要突顯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新的表達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譯觀雖有一定的局限性，卻提醒譯者防止以本國語讀者為中心的過分歸化意譯的做法。

(二)對“形意之爭”的啟示。

長期以來，在翻譯研究或實踐中，無論是語言學派還是文化學派，歷來都提倡以交際目的為準繩，力求譯文最大限度地傳達原文的.精神和內容，即語言服務于內容。而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的第三節就開宗明義地指出:翻譯是一種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義上的語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絕大部分因素，如詞語特征、句法結構、章節構成和修辭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細致的融匯原作的意指方式，“從譯入語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種語言創造出原作的回聲。”［4］354。本雅明使我們意識到，文學作品說到底是語言的藝術，文學是純語言在世間的載體，譯者的任務在于在原著當中找出互補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帶到一個更高、更完美的語言層次。因此，譯作的價值不僅在于傳遞了原作的內容意義，更在于用譯入語語言再現了原作匠心獨具的獨特表達方式，這樣才能真正保證譯作不把經典的原作翻譯成為只傳達了內容意義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譯作。也就是說，對文學翻譯來說，怎么說的比說了什么更重要———“傳意”必須“傳形”，“以形傳意”才是對原作最佳的翻譯，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優秀譯作。這使我們在語言哲學的層面上對“形”與“意”的辯證關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對我國譯界長期以來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譯的“化境”、過分強調“功能對等”、“目的論”等為主流的翻譯思想無疑是一種反動，值得翻譯界深思。

(三)對經典作品復譯的啟示。

關于復譯，我們以往是從文本需要、讀者要求、出版市場、譯者主體性、翻譯質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與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譯哲學思想對復譯現象做出了語言層面的解釋，合理新穎而又獨特，頗具啟發性，使我們對復譯的認識有了新的視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譯性取決于原作的語言品質，只有極具特色的高品質語言，才能為翻譯提供豐饒的土壤，其可譯性才越高。而這些特點正是古今中外偉大文學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譯作是原作的后續生命，越是偉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強大，而“生命的范圍是從歷史的觀點而不是自然的觀點來決定的，……偉大的藝術作品的歷史向人們講述了這些作品的淵源，他們在藝術家的時代問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則上應有的永恒的后續生命。……那些不僅僅傳達原作內容的譯作便應運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譯作中獲得最新的、不斷更新的、最為完整的展現。”［4］349這清晰地闡釋了偉大作品何以超越時代，不斷被翻譯不斷被傳頌，生命力如此強大的原因。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語言也在不斷的進化發展，過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語言中不再適用，必將產生更新，而偉大文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喚著翻譯，這必然將產生源源不斷的復譯行為。本雅明的這一觀點為文學經典、藝術經典及文化經典的復譯、傳承和傳播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結語。

本雅明從本體論層面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獨特的翻譯哲學思想引發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界對翻譯理論的重新思考，拓寬了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將其從翻譯實踐的研究延伸到了語言層次和哲學高度。他對翻譯標準、翻譯立場、譯者的天職、以及原文和譯文的關系進行了全新的闡釋，突破了傳統的束縛，使譯界重新認識到文學翻譯中語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文學翻譯的世俗觀點。雖然譯界對本雅明的翻譯觀點莫衷一是，有褒有貶，但作為翻譯研究的一種思潮，它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依然耐人尋味，發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必將引發我國譯學界對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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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偉.本雅明說的是啥［j］.國外文學，(4):47－58.

［3］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

［4］陳永國.翻譯與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魯迅.魯迅自編文集:二心集［m］.南京:譯林出版社:179.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六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我國對資產評估的需求在不斷增加,然而,目前我國資產評估專業人才匱乏,資產評估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在高等院校開設資產評估專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從拓寬財政學研究領域的視角分析了財經類高校設立資產評估專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應注意的問題。

財政學專業;資產評估;資產評估專業。

建國初期,我國就在各高等院校設立了財政學專業,培養財政稅收方面的專門人才。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到20世紀80年代末各高校紛紛設置了財經類專業,為社會培養了大量的財經人才。隨著1998年教育部修訂《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變化,財政學隸屬于經濟學,就這一目錄而言,本科專科數量大為減少,各專業涵蓋的內容也更寬泛,可以更好地滿足通才教育的要求。近年來,部分高校經批準設立了一些本科目錄之外的專業,與財政學專業相關的是稅務專業及資產評估專業,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從2005年起,國家教育部在部分高校設立了資產評估本科專業,目前已有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10所高校開設了資產評估本科專業,建立了資產評估學科建設基地。

社會的轉型是指社會經濟基本結構的轉變,是社會基本運行模式的轉換。改革開放的30年,是我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30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改革,也使政府面臨著功能的調整。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是逐步建立并完善以市場為向導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必須適時轉換政府的角色,調整原有的政府功能。而在政府行為調整中最有影響力、最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人,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自身對政策的理解和掌控能力,而生成這種能力的關鍵在于培養出一批批專業化、知識化的復合型管理人才。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強調,大力發展包括會計、咨詢等行業在內的中介服務業,是對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的重要內容。隨著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等中介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關、司法機關、銀行等機構從事資產評估、信用評估及管理咨詢、產權交易、企業改制、資產抵押工作以及其他經濟管理工作的數量日益增加,需要更多的從事資產評估和管理工作的高級實用型人才。

據資料顯示,我國目前資產評估人才匱乏,不僅表現為專業人員數量的嚴重不足,同時現有資產評估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全國注冊資產評估師人數約27800人,其中一半以上人員同時具有注冊會計師資格,他們的主要業務是審計業務而非資產評估,實際專門從事資產評估業務的人數不足15000人。而在產權交易、企業改制、司法實踐、融資抵押、財產拍賣等活動中,迫切需要大量從事資產評估業務的專門人才,現有的專業評估隊伍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為此,需要拓寬財政學的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培養出更多符合實際常需要的復合型財政專業人才已成為時代的需要。

建國60年來,國家為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建國后,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建設投資,國家投資興建了大量的國有企業。在此期間,國家投入也形成了大量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可以說我國目前擁有如此大規模的國有資產,絕大部分是來自建國以后的投資積累。國有資產對國民經濟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國有資產如果要想成為名副其實的宏觀調控杠桿,就必須有增有減、有進有退,否則,只進不退或有增無減,就是一種單向調節,就不成其為調控杠桿了。黨的xx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有些人總是對公共財產的“調減”和國有資產的部分“退出”擔心甚多,懼怕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實際上,只要規范管理,適當出售部分國有資產不僅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相反會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因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只能在資本運動過程中才能實現,資本一旦停止運動就會貶值甚至變得一文不值,而這種資本運動不只是指微觀的資本循環與周轉,即單個企業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即單個企業資本從貨幣資金g——生產資金w經過生產過程p——商品資金w——新的貨幣資金g的過程,而且包括宏觀的社會總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即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作用下,眾多企業資本不斷地進入一個行業或退出一個行業的過程。對于國有資本來說,進入一個行業就表現為國家對某個行業的國有企業投入,退出一個行業就表現為國家將某個行業的國有企業出售。因此,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國有資本的出售與國有資本的投入一樣都是正常的,關鍵在于出售的價格是否合理,而出售價格是否合理又取決于出售價格的'形成過程是否科學、規范、合法。一般來說,只要出售過程依法經過批準、經過科學資產評估、經過公開競價,其價格就會比較公道,就不會出現國有資產流失。由此可見,資產評估是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關鍵。

90年代中期政府機構改革之后,政府部門吸收的財政學專業本科畢業生能力急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財政學專業的畢業生很難直接進入與所學專業對口的財政稅務部門,對專才教育提出了挑戰。高校的本科生收費制度的全面推行、高校招生人數的擴大以及由此帶來的本科畢業生就業的壓力,迫使眾多高校采取對策,進行相關的課程調整,以便更好地滿足學生和市場的需求。許多學校改變財政學專業課程教學的“專門”人才培養模式,逐步轉變為以財政稅收類課程為主干,以財務、會計、資產評估課程為基礎向多學科輻射的“通用”人才培養模式。

為擴大財政學專業的學生就業范圍,首先堅持專業對口的觀點,努力爭取畢業學生到財稅系統工作的機會,其次就是在校期間,盡可能考取注冊資產評估、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等執業資格證書,以適應社會用人單位的需要。經過若干年教學實踐,財政學專業學生考取相應執業資格的人數逐年上升,既增強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又拓寬了畢業生的就業范圍,也提高了學校培養人才的質量,培養出了更多的適應社會需求的通用型人才。可見,在財政學專業下設資產評估方向也是提高學生適應社會、發揮專業知識水平的重要舉措,也是培養市場急需人才的重要方式。

財政作為一個經濟范疇,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伴隨著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與改革,財政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在我國計劃經濟條件下,作為國家計劃手段的財政,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財政不僅投資于國防、行政管理等滿足政府政治職能的需要,同時大量資金投向于基礎產業以及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90%以上的份額,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這種突出國家主導地位的財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顯示了極強大的作用力。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國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有效的領域交還給市場,市場無效的領域由政府(財政)來彌補,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學轉變為公共財政學;公共財政學的課程內容課程體系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公共財政學理論的研究是基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來闡述為什么要有財政、財政是什么、財政應當干什么。在此基礎上解決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對社會經濟干預過多的情況。政府要逐步、有計劃的退出市場有效的競爭性及盈利性行業,在退出的過程中涉及到政府國有企業資產的產權變動,為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需要資產評估,可見資產管理與評估是財政學的延伸和派生。因此,在構建新的財政學科體系的同時需要培養學生的資產管理與評估的能力。而正是這種公共財政學科體系的構建為資產管理與評估專業的設立提供了可能性。

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出版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學研究》,推動了財政學向公共經濟學的轉變,為財政學科體系向公共經濟學科體系的轉變奠定了基礎。財政學其研究范圍不僅局限于財政收支本身,還包括財政對整個國民的影響及管理。公共財政學可稱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學,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的公共經濟學科體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基于現實的認識,公共經濟學學科體系包括基礎性、理論性、制度性和管理性學科。其中基礎性學科包括西方經濟學、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統計學等學科,理論性學科包括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稅收經濟學等,制度性的學科包括公共政策學、財務會計、經濟法、稅法學、財務管理等學科,管理型學科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學、資產管理學、資產評估學等學科。

從以上公共經濟學科的設置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會計學、貨幣銀行學、貨幣銀行學、統計學、財務會計學、經濟學、稅法學、財務管理等學科是財政學專業中開設的相關課程,而這些學科正是資產評估學的理論基礎。資產評估不同于會計,但是資產評估尤其是企業價值評估需要使用會計信息。因此,資產評估專業人員尤其是企業價值評估人員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會計專業知識。資產評估與財務管理和金融的關系也較為密切,比如,在方法上,資產評估的收益法應用的就是財務和金融中的套利定價模型,金融業的期權定價模型也開始在資產評估中得到應用。所以,資產評估專業人員應該具備一定的財務金融知識。因此,公共經濟學學科體系的構建為建立資產評估專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在資產評估的學歷教育和職業資格考試的銜接問題上,有兩個傾向需要防范,一是應試教育的傾向,二是回避資格考試的傾向。資產評估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同非此專業的畢業生一樣要到畢業3年后,才有資格參加全國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這就給資產評估的學歷教育帶來了沖擊。

在資產評估專業建設上,應試教育的傾向是不可取的。學歷教育要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專業能力,資產評估的很多技能是需要在實踐工作中不斷積累的,課堂傳授替代不了。目前,本科教育對寬口徑、厚基礎的提倡是很科學的,如果僅僅以職業考試的五門課程作為重點,忽略了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培養,是得不償失的。即使學生可以順利通過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也是不利于學生的長遠發展和能力提高的。

回避資格考試傾向也是不可取的。某些學校由于自身原因回避了一些專業課程的建設,造成學生知識結構的缺失,這會給以后學生參加職業資格考試和在資產評估行業發展造成很大的困難。近幾年的全國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的結果也揭示了這一影響,即很多考生存在“瘸腿”問題,財經類院校的畢業生通不過建筑工程和機電設備兩科的考試,理工院校的畢業生通不過財務會計的考試的現象普遍存在。

高校設置資產評估專業,不僅要從數量上滿足社會對資產評估人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培養質量上做到高起點、高標準,增強資產評估專業學生知識結構的復合性以及與國際資產評估行業接軌的能力,同時還必須注重這些資產評估行業未來從業人員良好職業道德的塑造,這對實際資產評估工作至關重要。各院校對資產評估本科專業建設十分重視,構建了比較完整的資產評估本科專業培養方案及課程體系,在師資隊伍建設、專業課程建設以及實踐教學環節建設等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為行業培養優秀的后備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開設資產評估本科專業的院校會不斷增加。中評協秘書長劉萍說:“數量增加了,但管理更要強化。”必須研究建立資產評估學科基地院校考核評價機制。在資產評估學科建設院校管理方面應當注重四點:一是加強評估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推進評估理論創新;二是發揮各學科院校的專業特點,舉辦各種評估論壇和專題研討會;三是加大師資培養力度,選派優秀教師赴國外進修、培訓;四是利用高校的優勢和資源,開發后續教育教材和網絡課件,重點開發企業價值評估、無形資產評估、金融資產評估等課件。

隨著評估行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以財務報告為目的的評估、稅基評估等新評估業務的不斷拓展,對評估行業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依托高校的資源優勢,在對國際資產評估準則借鑒的基礎上,加大評估理論研究和行業人才培養的力度,必定會使我國的資產評估行業的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等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績,高校的資產評估專業建設必將在教材開發、后續教育培訓、評估準則建設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七

當代認知科學是認識論自然化的結果，其許多思想都可追溯到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思想。近代唯物主義把人比作機器，用機器模型說明人。認知科學則把心靈類比于計算機，然后按照計算機的模型來說明心理的運作。認知主義認為，心理的運作方式和計算機的工作方式都是對信息的加工;在本體論層次上，二者都具有物理符號系統存在，都是通過操作物理符號系統中的符號完成邏輯推理等認知的任務;二者都探討了認知的本質，認知的機制。因此，認知主義認為，根據相關自然科學原理及物理符號系統，可以說明人的感覺、知覺、推理等認知現象。筆者通過梳理近代認知思想的相關歷史，闡明認知科學的許多思想在唯物主義認識論那里已有雛形。

今天認知科學要解決的“認知的本質是什么?”“認知機制如何?”等問題，實際上可追溯到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要回答的問題:“知識的本質是什么?”“獲得知識的機制怎樣?”等。認知主義用機械性方式解釋這些問題，并以機械性模式說明人的認知思想。這類機械性解釋模式在近代唯物主義那里已經存在。

近代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需要認識更多的自然對象，迫切需要當時社會解決如下問題:第一，知識來源于哪里?第二，知識產生的機制怎樣?經院哲學用靈魂說明人的知識來源和認知，不能解決這一歷史任務。由此經驗主義應運而生。培根提出，哲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對象及其規律;知識是人認識外界對象的結果，能夠正確地反映自然。馬克思說，“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是培根。……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馬克思在相關著作中對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批判。根據當今認知科學，結合馬克思的評價，我們知道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已經萌發了認識論自然化思想，認知主義只是認識論自然化的必然結果。

近代唯物主義發展了古代原子的認知思想。古代原子論對原子概念是不清楚的，他們對原子僅是一種猜測。機械唯物主義借助自然科學的原子概念，特別是當時的化學和物理學提出的原子思想，構建了自己的哲學基礎，并且廣泛采納自然科學所提供的素材，同時把自然科學的一些方法納入唯物主義反映論。典型的是培根的工具論。培根以光的反射和入射等為類比，機械性地說明認知活動。在這方面，培根、洛克等人把實驗科學中的方法移植到哲學，并固定化、模式化，且由此機械地解釋認知。實際上，當今認知主義是典型的原子模式認知，符號相當于認知活動中的原子，基于計算規則用符號構建語句，然后由語句構建為認知系統。這些思想只是近代原子思想在認知領域的具體化。

法國哲學家拉·梅特里進一步發展了運用機械性模式解釋人及其認知的思想，他提出人是機器的思想。他認為，人作為機器只是比動物多了幾個輪子，多幾根彈簧之類的東西而已。他說，“身體不是別的，就是一架鐘表”。拉·梅特里認為心靈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上帝是騙人的把戲，在現實中只有一個實體，這個實體是由物質構成的;對于人而言，只有一個由物質構成的身體。他指出，“人是一架機器;在整個宇宙里只存在著一個實體，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種變化”。由此可知，按照他的思想，這個實體可以是樹木、魚類、老虎、人等等形式存在于世界中。那么人的認識能力怎么樣?他認為，思維是有機體的一個特性，和物質的廣延性等都是物質的基本屬性。人是機器，和人能夠感覺、能夠思想是沒有任何矛盾的，這只是人作為一臺機器對外界對象的反映而已。他說，“人是機器，但是他感覺、思想、辨別善惡……。這兩件事是并不矛盾的”，并且“我認為，思想和有機物質決不是不可調和的，而且看來和電、運動的能力，不可入性……，是有機物質的一種特性”。按照這種思想，心靈既可由有機體構成，也可有由其他材料構成，即心靈可由不同的材料構成。認知主義關于“心靈可多樣性實現”的思想在近代唯物主義那里已經有了胚芽。由此可知，認知主義的隱喻綱領，“心靈之于軟件形如身體之于硬件”，只是把“人是機器的思想”放到當代計算機世界的語境中加以刻畫而已。在計算機中，硬件之間的關系是機械的關系，軟件也通過原子式的符號以機械的方式構成，即符號之間的關系純粹是物理性的機械關系。

洛克進一步發展機械性模式解釋人及其認知的思想，他提出白板說。洛克認為心靈如白紙，心靈里面的一切都是外界機械作用的結果，認知活動是機械的活動。這種白板的思想和當今關于將程序寫入空白計算機芯片的思想在本質上是類同的，并且二者都是以機械的方式運作的。洛克認為，認知過程是從經驗到簡單觀念，再到復雜觀念，最后到理論的過程，只有量的發展，沒有質的跳躍。關于主體的認識，洛克探討的重點不在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他認為認知過程，不管是在感性認識階段，還是在理性認識階段，認知的性質都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只是認知發生量的變化。任何復雜觀念都可以還原為簡單觀念。當今認知主義的認知過程實際就是由符號構成語句，由語句構成子程序，再由不同子程序構成大程序的思想。它和洛克的簡單觀念構成復雜觀念是一樣的。按照機械運動，如果要解釋一些非機械運動的事物時，比如，認知運作過程，那么需要把它還原為物理化學運動。但是，這是無法做到的，因此，對于那些不能還原為機械運動的現象，洛克需要假設一個外力來推動事物發展。認知主義也需要一個外力，即認知主義需要程序員進行編碼。

在認知主義的計算機模式中，計算機的芯片形如白紙，沒有任何東西，即按照認知主義，人的心靈在開始時是空白的，不存在任何東西。那么心靈如何產生?因為芯片被寫入相應的符號，符號是原子式的經驗;然后由符號構成語句，語句就是一個簡單觀念;然后多個語句構成程序，程序就是復雜觀念;最后形成認知系統。因此，認知主義的建構模式只是洛克的模式在計算機語境中的重新表述。

二、心靈是符號系統的思想原初。

當代認知主義把心靈類比于計算機，提出心靈是由符號構成的認知系統的思想。這些思想在近代唯物主義者那里已有雛形，特別是霍布斯那里，其相關論述均認為心靈是由符號構成的。

霍布斯提出了一個弱的物理符號主義的雛形。他繼承了培根的哲學立場，并堅持和發展了培根的反映論思想。他說，“所有這些現象的根源都是我們所謂的感覺”。霍布斯堅決反對宗教的“靈魂認知思想”，在他看來，上帝、靈魂之類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人類的心靈除了感覺、思維和思維序列之外便沒有其他運動了”。因此，按照霍布斯的觀點，人的認知并不是上帝的作用，也不是靈魂的作用，而是感覺器官受到外界對象作用的結果。他在機械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堅持心靈的反映特性，提出了心靈是一個符號系統的思想。

在霍布斯之前，笛卡爾早就把機器模型和動物聯系在一起，并試圖用機器模型說明動物的行為。后來，拉·梅特里直接把機器和人等價起來。拉·梅特里說，“人體是一架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按照這種思想，如果我們了解機器的相關運動和原理，就可以用來解釋人的運動，包括心理的運動;并且，如果我們了解人的各種心理運動和行為的原理，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原理制造出能夠思維的機器。因為，從形而上學層次看，人是物質的，作為物質的人是能夠思維的，并且人的這種思維總是遵守某些自然法則。據此類推，機器也是物質的東西，如果某個機器，它遵守和人思維一樣的自然規律時，那么這個機器必然表現出感覺、思維等能力。那么作為一架機器，人為什么能夠思維?霍布斯認為，因為人的心靈是一個由符號構成的系統。他說，“語言或其他意志符號在人或任何其他有構思能力的動物心中所引起的想象通稱為理解”。他認為有機體心里面有符號，而且認為人的心理運作，或動物的心理運作是可以通過符號進行的。當然，在本體論層次上，筆者認為，霍布斯不一定如當今認知主義那樣承諾心靈里面確實有某個符號。亦即，按照霍布斯的觀點，不是所有的認知都基于符號進行。霍布斯說，“在個別的事物中，推理是可以不用語詞進行的。比如我們見到某一事物后，推論它前面所出現的事物是什么，或后面將隨著出現什么事物時，情形便是這樣”。這表明，有些認知并不需要符號。由此可知，如果不是所有的認知都以符號為基礎，那么符號就沒有在本體論層次上得到絕對的承諾。從上述可知，在認識論層次上，霍布斯認定人們或其他動物是通過操作符號來處理感覺器官等傳來的各種信息的。然而，霍布斯的符號的操作純粹是按照機械力的相互作用展開的，符號下面的物理結構怎樣?他沒有說明。對此，拉·梅特里有所說明，他認為，符號的物理結構應該和一般器件的物理結構一樣。拉·梅特里說，“心靈的一切作用既然是這樣地依賴著腦子和整個身體的組成，那么很顯然，這些作用不是別的，就是這個組織:這是一架多么聰明的機器!因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則，難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機器么?”我們可以從這看出，機械論認為，不管是物質器件，還是符號，只要按照自然法則制造出如人那樣的機器，那么這個機器便可以思考了。

從當今認知主義范式看，霍布斯是一個徹底的計算主義者，結合他對于語言符號的思想觀點以及關于人的認知機制的相關思想，他的理論確實蘊含著一個弱的符號主義。反過來說，認知主義的符號思想只是霍布斯符號思想的系統化和理論化，認知主義的思想深度和廣度都沒有超越霍布斯的.符號思想。當然，這個符號主義之所以是弱的，是因為霍布斯的著作中并未如當今物理符號主義那樣在本體論層次上承諾了符號的存在，他主要強調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次上應該用符號。因此，哲學家郝格蘭才把霍布斯稱為“人工智能之先祖”。另外，許多人工智能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拉·梅特里的關于人是機器的思想。然而，拉·梅特里主要是從生理學和醫學等角度論證他的觀點，并沒有詳細論述機器產生思想和認知的途徑和機制，所以，如果從人工智能的角度看，他的貢獻小于霍布斯。

認知主義關于符號的思想與近代唯物主義也有不同。前者認為，符號具有“關于性(aboutness)”的性質，即符號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認知只能是主體運用符號向外投射的過程，并且符號所投射的東西與真實的客體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這是唯心主義的思想。霍布斯等唯物主義者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他說，“感覺是人類身體的器官和內在部分中的運動，是由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的”，并且認為認知主體的環境以及相關因素影響著認知主體及認知結果。他說，“影響感情的事物的名詞，也就是使我們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詞，由于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發生相同的感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使同一個人發生同一種感情，所以在人們一般的討論中，意義便是不固定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主體的認知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如果心靈是符號的，那么心靈如何運作?霍布斯認為認知的本質就是計算，當今認知主義直接把這思想應用于認知科學，認為“計算”就是對心靈里面的符號的操作。萊布尼茲發明了二進制，并且利用二進制設計了一臺可以完成數碼計算的計算器。后來，許多學者沿著萊布尼茲的方向推進了計算器的研究，并獲得了很多成功經驗。這些思想對當今認知主義具有重大的影響。當代認知科學以計算機為隱喻，提出心靈計算性的思想，實際上，在唯物主義那里已經有了“人是機器”與“人的推理，思考等心理過程都是計算”的思想。霍布斯不但在認知本質上堅持唯物主義，還提出了認知的計算性觀點。他說:“所有的物體都可以……列入計算。”由此，筆者認為當今福多等人的計算思想在哲學層次上和霍布斯是一脈相承的，其哲學深度和廣度都沒有超越霍布斯。

霍布斯提出了符號邏輯的可計算性。“……這些運算法并不限于數字方面，而是所有可以相加減的事物全部都適用，因為正象算術家在數字方面講加減一樣……邏輯學家在語詞系列、兩個名詞相加成為一個斷言、兩個斷言相加成為一個三段論法、許多三段論法形成一個證明以及從一個三段論證的總結或結論中減去一個命題以求出另一個命題等方面，也同樣講加減運算。”這里表明，霍布斯的計算概念既包括數字的計算，也包括非數字的符號之間的操作與結合等的邏輯運算。確實，今天的人工智能不僅能處理數字，而且能處理非數字的資料。從計算的概念上看，當今認知主義的計算概念本質上等價于霍布斯的計算概念。

按照霍布斯的思想，一些非邏輯性的認識也可以進行計算。所有的知識和觀念都起源于人的感覺，人的觀念就是外界事物在人的心靈里面的“影像”。他堅決用機械運動和數學解釋一切想象，在他這兒，幾乎所有事物都是可以計算的。他說:“政治學著作家把契約加起來以便找出人們的義務，法律學家則把法律和事實加起來以便找出私人行為中的是和非。”對于霍布斯而言，除了數學的數字可以計算之外，邏輯、歷史、法律、政治和人的感情、喜怒哀樂等都可以計算，一切可以用語言符號表示的東西都可以計算的。比如，關于計算的最常見一種方式，霍布斯指出，“根據以上所說的一切，我們就可以界說或確定推理這一詞在列為心理官能之一時其意義是什么。因為在這種意義下，推理就是一種計算，也就是將公認為標示或表明思想的普通名詞所構成的序列相加減;我所謂的標示是我們自己進行計算時的說法……”。由此可知，凡是可以用符號表示的事物都可以計算的。可以說，霍布斯的許多思想是當今計算主義的開山鼻祖，是人工智能計算思想的始祖。

霍布斯進一步從計算角度闡述人的感覺和思維的過程與機制。從《利維坦》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把人的心理運作和機器的運作等價起來，并且試圖以機器運作的機制描述和闡述心理的運作。他說，“每一思想都是我們身外物體的某一種性質或另一種偶性的表象或現象。這種身外物體通稱為對象，它對人類身上的眼、耳和其他部分發生作用;由于作用各有不同，所以產生的現象也各自相異”。這和當今的認知主義很大程度上類似。認知主義認為，人心理有表征存在，感覺器官接受外界刺激產生感覺數據，這些數據和心理的表征進一步發生作用，從而產生認知。在霍布斯看來，“感覺的原因就是對每一專司感覺的器官施加壓力的外界物體或對象”。霍布斯認為外界對象通過機械力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引起人的感覺器官的相關因素運動起來，并且傳出相關的機械應力。他還進一步指出:“……這種壓力通過人身的神經以及其他經絡和薄膜的中介作用，繼續內傳而抵于大腦和心臟，并在這里引起抗力、反壓力或心臟自我表達的傾向，這種傾向由于是外向的，所以看來便好像是外在之物”。

霍布斯把主體看作是被動的、機械性的反映，認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因果關系形如兩個物體之間的機械因果關系，因此，他認為知覺等過程形如機械運作的過程，機械運作可以計算，人的知覺等也可以運算。

由上可知，認知主義的心靈符號性與計算性在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那里已經有思想的雛形。近代唯物主義對當代認知科學，特別是心理學領域有巨大的意義。它摧毀了宗教從靈魂論探討人的認識的理念，并且引導心理學走向經驗研究，為心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哲學基礎，對當代認知科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認知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是唯物主義認識論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展的必然結果。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八

音樂教育是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手段，對學生自身素養、審美能力、創造能力等提高都有較大的幫助。然而在我國正如火如荼進行全民音樂教育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問題，如灌輸式教學理論、應試性教學制度等。這對國民接受音樂教育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阻礙了音樂教育的發展。

這些問題都歸結于對音樂的認知程度還不夠。因此，在認知心理學向藝術拓展的背景下，文章站在認知心理學的視角下重新詮釋音樂課程和教育理論，從認知心理學中得到對音樂教育的新啟發，以嘗試構建音樂教育的良性循環機制。

1967年，美國哲學家納爾遜?古德曼在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設立了“零點計劃”的研究項目，其目的是為了研究哲學和心理學在人體符號上存在的缺陷，所謂人體符號即音樂、詩歌、美術等。這些符號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人類的心理有特殊的影響，對藝術概念和學習也產生了新的觀點和啟發。“零點計劃”的理論基礎是形成于這時期的認知心理學，計劃的實施意味著認知心理學拓展至藝術領域。藝術類別中的認知主義表現在：藝術不是作為知識存在，而是大腦活動的一部分。

即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能夠用抽象的形式表達出喜悅、悲傷等心理狀態，而藝術“讀者”也能夠分辨并且明白這種抽象表達。20世紀70年代后，“零點計劃”研究轉向學前至大學階段的藝術教育，并獲得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應用于藝術教學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論證了藝術對人類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零點計劃”在心理學、教育學，尤其是藝術教育觀念都造成了巨大沖擊，形成加德納多元智能理論。目前該理論在我國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并應用于教學實踐。加德納多元智能理論與傳統智能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前者加入了心理和行為，產生了音樂、人際關系、空間信息等更多元化的自我認識。

音樂是認知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其被證實為人類智慧的形式存在，為音樂教育方向點亮了一盞明燈。認知學習理論是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成果之一、其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基本一致，但在其基礎上豐富了學習過程方面的研究。

認知學習理論強調意識的重要性，學習的過程：提出學習者是學習過程中的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認為主體的學習效果除了已有的知識水平、認知結構之外還包含外部刺激和個體主觀意識;思考、認知等意識性活動在學習中能發揮重要作用;強調學習者的創造力;重視主體內在強化的作用;強調心理和外部環境對主體學習的影響。認知學習理論就是照亮音樂教育前方的明燈，對音樂課程和教學理論有很大的啟發。

二、認知心理學與音樂教育。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啟發，在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該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刺激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其創造能力。同時，創設有利的音樂教育環境，開放的音樂課程，進而發展音樂教育，提高教學成果。

(一)認知心理學對音樂課程的啟發。

第一、開設音樂課程，完善音樂課程。在我國中小學當中普遍存在忽視音樂課程，重視文化課程的“應試體態”。除了一些藝術生之外，文化生幾乎與音樂隔絕，這直接阻礙了學生對音樂進行認知行為，也構成了中小學跨越大學的音樂教育斷層。音樂教育是進行素質教育的重要手段，如此狀況下根本無法實現全民音樂教育的愿望。大學中盡管開設了音樂課程，但僅僅只是單線條的存在，在課程結構上并沒有把學生的心理需求考慮進去。

中小學缺乏對音樂的認知能力，大學音樂教育又未考慮這一因素，課程結構設置較難，導致大部分的學生對音樂課程不太滿意，進而失去興趣。大學的音樂課程應該根據普遍大學生對音樂的認知能力，由淺入深、從易到難、循序漸進地進行。課程內容也不能只停留在音樂欣賞方面，應該結合一定的理論知識，調動學生思考和分析的主觀能動性，使其通過音樂認知世界。

第二，音樂教材的極端性。在中小學中不乏在課余時間進行音樂教育的學生，但是這些學生接受音樂教育很多都不是出自主觀意愿，而是把音樂作為一種知識，為了接受家長、教師、社會的考核而學。進而也就有了音樂考級一說，所配套的還有考級教材，完全將“應試教育”搬到了音樂教育中。考級教材盡管是專家為不同程度的音樂學習者所精心編寫，但是從認知心理角度來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習者的行為意識，更不用強調學習者的創造能力。而普通高校中，則缺乏相對應的音樂教材，有些教師要么憑個人喜好選擇教材，要么直接把專業音樂院校的教材作為教學內容。教材的極端性使普通高校的學生無法接受適合自己的系統音樂教學，造成不良心態，形成惡性教育機制。教育者應該努力編寫適合音樂教育各個階段的教材，其目的主要調動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讓其對音樂進行不同階段的認知，而非目的性的應試。

第三，開放性“音樂課程”。這種課程的形式自由，沒有強制性的內容和課程地點，純粹以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以及刺激學生對音樂的創造力為目的'。無論是中小學，還是普通高校都可以開設音樂社團，一切以學生為主體，開展社團活動，教師只作為輔助指導而存在。課程內容方面則可打破傳統的音樂知識灌輸，而是交流大家對音樂的認知程度和水平，溝通音樂學習過程中的難點，積極調動學生意識的發展，讓其充分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

(二)認知心理學對教學理論的啟發。

認知心理學對教學理論最大的啟發就是要將理論建立在學生的心理之上，遵從學生學習的自然發展規律，重視不同年齡的心理特征，不拔苗助長，不強加教師主觀意識。比如幼兒在學習音符時，首先學習四分音符，因為這個節奏與其走路的節奏一致，幼兒容易接受;學習音階時則從二聲音階人手，即“sol-mi”，因為這個音調和幼兒最早掌握的詞匯媽媽的音調一致，隨后再慢慢加入la、do、re，以形成完整的五聲音階。如此教學理論則充分體現了學生自然發展的規律。

其次小學生大都有活潑好動的性格特點，靜止的音樂教學對其不太適合，教師則需要采用“游戲教學法”引起學生的興趣，寓教于樂，在玩樂的過程中讓學生認知音樂，感受音樂。普通高校的大學生心理、認知能力各方面都發育成熟，對其進行音樂教育以啟發主觀意識為主，大學生一旦主觀意識上對音樂進行學習認知，就能自我探索創造力等。教師可從火爆的選秀節目中吸取精華，采用“pk教學法”，讓學生在pk的過程中，認知自我音樂學習能力、學習水平和創造力，進而自我開發探索，以求pk獲勝。

三、總結。

綜上所述，從認知主義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音樂教育，有助于提高教學理論的創新以及音樂課程的完善。認知心理學從心理角度出發，突出重視學生對音樂學習的意識和主觀能動性，主張從從內至外地刺激學生對音樂認知行為的意識和主觀能動性，進而開發其創造力。

音樂教育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讓學生獲得終身的興趣、素養、審美能力以及傳揚音樂文化。學生主觀意識的形成有助于其主動認知音樂，探索音樂和創造音樂，為自身音樂能力以及音樂發展帶來了無限的可能，可見認知主義心理學的積極作用。長期以來，家長、教師都沒能從學生心理的角度出發，讓其學習音樂，傳統的灌輸型教學和強制性手段反而減退了學生對音樂學習的主觀能動性。至此，希望教師、家長能夠站在認知主義心理學的視角下看待音樂教育，找到最適合學生的教學理論，最終達到音樂教育的目的。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九

持續增值獲利是企業之本，是以企業的任何經營活動都應該圍繞一個“贏”字，包括尋找策劃服務公司，企業為什么找策劃公司，其目的只有一個――贏利。營銷策劃公司作為服務類公司，其最大的價值體現是幫助企業“持續贏利”。

那么，營銷策劃公司如何幫助企業獲得持續“贏利”呢，在此特摘錄《華夏酒報》對北京方德智業營銷咨詢公司（以下簡稱“方德智業”）的一段采訪。

一、想“贏”，首先控制“亡”

“贏”字上面是一個“亡”，企業要獲得發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業服務過很多中小企業，對于此類企業，他們首要的策劃是幫助企業度過難關，遠離死亡，活下來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發展。讓中小企業活下來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業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細作，在一兩個縣城成就幾千萬銷售業績，同樣活得精彩。

二、學以致用的“營銷”更重要。

目前，國內更多的中小企業還不太會科學地應用“營銷”，還在錯誤地認為“打廣告就是營銷”。電視廣告、戶外廣告、售點廣告，亂七八糟，浪費了很多的錢，其實都是“賠錢賺吆喝”，這樣的做法不是“贏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業一直告誡企業，要謹記“贏”字中間一個“口”，出言必行，言行一致，營銷和廣告一個都不能少，兩者要統一策劃才能讓“贏利”最大化。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才能“花一分錢做兩件事”。方德智業在為陜西太白酒服務期間，從“大手筆”商標購買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劃，在陜西糖酒會投入四百萬，獲得的是近億元的市場效益。

營銷策劃強的公司，必須傾向于“以贏利為中心”的營銷設計。中小企業更需要營銷，而非廣告，他們需要的是以渠道制勝、區域精耕、帶隊伍打天下的營銷策劃。

三、營銷，一切都要為“錢”著想。

既然企業找策劃公司是為了“贏利”，那么策劃公司就應該一切圍繞“錢”著想，

營銷策劃公司不應該想盡一切辦法讓企業“去花錢”，而是要幫助企業“省錢”，“花小錢辦大事”，“掙大錢”，“持續贏利”。方德智業認為這是策劃公司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和素養。

大家都知道“贏”字中間一個“貝”，“貝”就是錢的意思，增值獲利是企業之本。方德智業在為河南月山啤酒集團做營銷策劃的過程中，首先強化的就是企業的“賺錢的欲望”，告誡企業“不賺錢的事情不做”，杜絕“亂花錢”，集中精力，專注為“掙大錢”而努力謀劃。

四、策劃，需要有一顆平凡心。

隨著策劃行業的興起，很多企業已經備受“洗禮”后，開始用“有色眼鏡”來看待策劃公司，企業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強。

出自 www.tb8k.com

從事策劃需要有一顆平凡心。策劃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實實立足專業，強化自身服務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贏得客戶的信任。對于策劃公司來說，客戶的信任大于一切。當然，企業找策劃，也需要一顆平凡心，隨意貶低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慮的。

“贏”字最后一筆是個“凡”字，我們都需要有一顆平凡心，不論遭遇多少失敗，都能站起來，為事業拼搏，為贏利奮斗，為相互的信任而不斷前進。

五、智業公司必須“以企業贏利為中心”

策劃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辦公室規模。智慧是策劃公司最大的優勢，規模往往是一種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劃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藥品一樣。

專業是用來贏利的，不是用來吹牛的。虛榮心太強的策劃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會醞釀沖動，沖動是魔鬼，魔鬼的心態會傷害企業。從事咨詢行業需要一顆平凡心，務實一些會更負責，也往往會更有效。

很顯然，方德智業是一個“以企業贏利為中心”的智業公司。他們更注重實戰營銷策劃，習慣實實在在的從企業實際出發，把“智慧和實戰武裝到牙齒”。因為更多的企業需要的是務實、高效的“實戰營銷策劃”，是一切以“贏利”為目的和導向的策劃服務。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十

今天認知科學要解決的“認知的本質是什么？”“認知機制如何？”等問題，實際上可追溯到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要回答的問題:“知識的本質是什么？”“獲得知識的機制怎樣？”等。認知主義用機械性方式解釋這些問題，并以機械性模式說明人的認知思想。這類機械性解釋模式在近代唯物主義那里已經存在。

近代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需要認識更多的自然對象，迫切需要當時社會解決如下問題:第一，知識來源于哪里？第二，知識產生的機制怎樣？經院哲學用靈魂說明人的知識來源和認知，不能解決這一歷史任務。由此經驗主義應運而生。培根提出，哲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對象及其規律；知識是人認識外界對象的結果，能夠正確地反映自然。馬克思說，“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是培根。……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馬克思在相關著作中對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批判。根據當今認知科學，結合馬克思的評價，我們知道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已經萌發了認識論自然化思想，認知主義只是認識論自然化的必然結果。

近代唯物主義發展了古代原子的認知思想。古代原子論對原子概念是不清楚的，他們對原子僅是一種猜測。機械唯物主義借助自然科學的原子概念，特別是當時的化學和物理學提出的原子思想，構建了自己的哲學基礎，并且廣泛采納自然科學所提供的素材，同時把自然科學的一些方法納入唯物主義反映論。典型的是培根的工具論。培根以光的反射和入射等為類比，機械性地說明認知活動。在這方面，培根、洛克等人把實驗科學中的方法移植到哲學，并固定化、模式化，且由此機械地解釋認知。實際上，當今認知主義是典型的原子模式認知，符號相當于認知活動中的原子，基于計算規則用符號構建語句，然后由語句構建為認知系統。這些思想只是近代原子思想在認知領域的具體化。

法國哲學家拉·梅特里進一步發展了運用機械性模式解釋人及其認知的思想，他提出人是機器的思想。他認為，人作為機器只是比動物多了幾個輪子，多幾根彈簧之類的東西而已。他說，“身體不是別的，就是一架鐘表”。拉·梅特里認為心靈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上帝是騙人的把戲，在現實中只有一個實體，這個實體是由物質構成的；對于人而言，只有一個由物質構成的身體。他指出，“人是一架機器；在整個宇宙里只存在著一個實體，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種變化”。由此可知，按照他的思想，這個實體可以是樹木、魚類、老虎、人等等形式存在于世界中。那么人的認識能力怎么樣？他認為，思維是有機體的一個特性，和物質的廣延性等都是物質的基本屬性。人是機器，和人能夠感覺、能夠思想是沒有任何矛盾的，這只是人作為一臺機器對外界對象的反映而已。他說，“人是機器，但是他感覺、思想、辨別善惡……。這兩件事是并不矛盾的”，并且“我認為，思想和有機物質決不是不可調和的，而且看來和電、運動的能力，不可入性……，是有機物質的一種特性”。按照這種思想，心靈既可由有機體構成，也可有由其他材料構成，即心靈可由不同的材料構成。認知主義關于“心靈可多樣性實現”的思想在近代唯物主義那里已經有了胚芽。由此可知，認知主義的隱喻綱領，“心靈之于軟件形如身體之于硬件”，只是把“人是機器的思想”放到當代計算機世界的語境中加以刻畫而已。在計算機中，硬件之間的關系是機械的關系，軟件也通過原子式的符號以機械的方式構成，即符號之間的關系純粹是物理性的機械關系。

洛克進一步發展機械性模式解釋人及其認知的思想，他提出白板說。洛克認為心靈如白紙，心靈里面的一切都是外界機械作用的結果，認知活動是機械的活動。這種白板的思想和當今關于將程序寫入空白計算機芯片的思想在本質上是類同的，并且二者都是以機械的方式運作的。洛克認為，認知過程是從經驗到簡單觀念，再到復雜觀念，最后到理論的過程，只有量的發展，沒有質的跳躍。關于主體的認識，洛克探討的重點不在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他認為認知過程，不管是在感性認識階段，還是在理性認識階段，認知的性質都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只是認知發生量的變化。任何復雜觀念都可以還原為簡單觀念。當今認知主義的認知過程實際就是由符號構成語句，由語句構成子程序，再由不同子程序構成大程序的思想。它和洛克的簡單觀念構成復雜觀念是一樣的。按照機械運動，如果要解釋一些非機械運動的事物時，比如，認知運作過程，那么需要把它還原為物理化學運動。但是，這是無法做到的，因此，對于那些不能還原為機械運動的現象，洛克需要假設一個外力來推動事物發展。認知主義也需要一個外力，即認知主義需要程序員進行編碼。

在認知主義的計算機模式中，計算機的芯片形如白紙，沒有任何東西，即按照認知主義，人的心靈在開始時是空白的，不存在任何東西。那么心靈如何產生？因為芯片被寫入相應的符號，符號是原子式的經驗；然后由符號構成語句，語句就是一個簡單觀念；然后多個語句構成程序，程序就是復雜觀念；最后形成認知系統。因此，認知主義的建構模式只是洛克的模式在計算機語境中的重新表述。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十一

如果心靈是符號的，那么心靈如何運作？霍布斯認為認知的本質就是計算，當今認知主義直接把這思想應用于認知科學，認為“計算”就是對心靈里面的符號的操作。萊布尼茲發明了二進制，并且利用二進制設計了一臺可以完成數碼計算的計算器。后來，許多學者沿著萊布尼茲的方向推進了計算器的研究，并獲得了很多成功經驗。這些思想對當今認知主義具有重大的影響。當代認知科學以計算機為隱喻，提出心靈計算性的思想，實際上，在唯物主義那里已經有了“人是機器”與“人的推理，思考等心理過程都是計算”的思想。霍布斯不但在認知本質上堅持唯物主義，還提出了認知的計算性觀點。他說:“所有的物體都可以……列入計算。”由此，筆者認為當今福多等人的計算思想在哲學層次上和霍布斯是一脈相承的，其哲學深度和廣度都沒有超越霍布斯。

霍布斯提出了符號邏輯的可計算性。“……這些運算法并不限于數字方面，而是所有可以相加減的事物全部都適用，因為正象算術家在數字方面講加減一樣……邏輯學家在語詞系列、兩個名詞相加成為一個斷言、兩個斷言相加成為一個三段論法、許多三段論法形成一個證明以及從一個三段論證的總結或結論中減去一個命題以求出另一個命題等方面，也同樣講加減運算。”這里表明，霍布斯的計算概念既包括數字的計算，也包括非數字的符號之間的操作與結合等的邏輯運算。確實，今天的人工智能不僅能處理數字，而且能處理非數字的資料。從計算的概念上看，當今認知主義的計算概念本質上等價于霍布斯的計算概念。

按照霍布斯的思想，一些非邏輯性的認識也可以進行計算。所有的知識和觀念都起源于人的感覺，人的觀念就是外界事物在人的心靈里面的“影像”。他堅決用機械運動和數學解釋一切想象，在他這兒，幾乎所有事物都是可以計算的。他說:“政治學著作家把契約加起來以便找出人們的義務，法律學家則把法律和事實加起來以便找出私人行為中的是和非。”對于霍布斯而言，除了數學的數字可以計算之外，邏輯、歷史、法律、政治和人的感情、喜怒哀樂等都可以計算，一切可以用語言符號表示的東西都可以計算的。比如，關于計算的最常見一種方式，霍布斯指出，“根據以上所說的一切，我們就可以界說或確定推理這一詞在列為心理官能之一時其意義是什么。因為在這種意義下，推理就是一種計算，也就是將公認為標示或表明思想的普通名詞所構成的序列相加減；我所謂的標示是我們自己進行計算時的說法……”。由此可知，凡是可以用符號表示的事物都可以計算的。可以說，霍布斯的許多思想是當今計算主義的開山鼻祖，是人工智能計算思想的始祖。

霍布斯進一步從計算角度闡述人的感覺和思維的過程與機制。從《利維坦》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把人的心理運作和機器的運作等價起來，并且試圖以機器運作的機制描述和闡述心理的運作。他說，“每一思想都是我們身外物體的某一種性質或另一種偶性的表象或現象。這種身外物體通稱為對象，它對人類身上的眼、耳和其他部分發生作用；由于作用各有不同，所以產生的現象也各自相異”。這和當今的認知主義很大程度上類似。認知主義認為，人心理有表征存在，感覺器官接受外界刺激產生感覺數據，這些數據和心理的表征進一步發生作用，從而產生認知。在霍布斯看來，“感覺的原因就是對每一專司感覺的器官施加壓力的外界物體或對象”。霍布斯認為外界對象通過機械力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引起人的感覺器官的相關因素運動起來，并且傳出相關的機械應力。他還進一步指出:“……這種壓力通過人身的神經以及其他經絡和薄膜的中介作用，繼續內傳而抵于大腦和心臟，并在這里引起抗力、反壓力或心臟自我表達的傾向，這種傾向由于是外向的，所以看來便好像是外在之物”。

霍布斯把主體看作是被動的、機械性的反映，認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因果關系形如兩個物體之間的機械因果關系，因此，他認為知覺等過程形如機械運作的過程，機械運作可以計算，人的知覺等也可以運算。

由上可知，認知主義的心靈符號性與計算性在近代唯物主義認識論那里已經有思想的雛形。近代唯物主義對當代認知科學，特別是心理學領域有巨大的意義。它摧毀了宗教從靈魂論探討人的認識的理念，并且引導心理學走向經驗研究，為心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哲學基礎，對當代認知科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認知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是唯物主義認識論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展的必然結果。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十二

：茶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精髓，有著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哲理感悟。茶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以和為貴”的民族精神對我們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繼承弘揚發展優秀的傳統文化有重要作用。當代青年

生活

：茶文化；哲學思想；當代青年；影響

社會在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但人們的道德、人文等觀念卻在日趨下降。當代青年是社會前進發展的主體，青年一代的道德觀、價值觀的形成是社會要關注的重點。中國茶文化是將三教文化精髓合為一體的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國粹，茶文化包含豐富的思想、精神、人生哲理，尤其是茶文化的精髓“和”，它既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還包括以和為貴的民族社會精神，這些精神正是當今社會和當代青年需要

學習

中國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國粹，融儒家、道家、法家的文化精髓為一體，將中華民族傳統的利益、道德和情操融入茶道中。茶文化中融合的儒家的思想觀念是“中庸和諧”，中庸是儒家為人處世的信條和準則，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標準，儒家思想倡導的是人要親近自然，保護自然，要自我約束，在與人交往中要重視禮節，以和為貴，儒家的這種中庸和為貴的思想在茶道精神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茶文化融合的道家思想是“天人合一”，道家思想強調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萬物都有陰陽兩面，在經過不斷的發展變化后陰陽兩面相互平衡，才能達到和諧穩定的生存狀態，因此，人應該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是在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和”是道家哲學思想的核心。茶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恩賜，吸取天地靈氣，茶性清純淡雅質樸，蘊含道家淡泊名利、追求寧靜、返璞歸真的神韻，與人性追求的靜清淡有著高度的一致。同時茶道中融合的道家強調的“和”和儒家思想強調的“和”有共同點，兩者可以共通互補，豐富了中國茶文化的思想內涵。茶文化中還包含佛家的“普渡眾生”慈悲濟世的思想，佛家以慈悲濟世普渡眾生為宗旨，講究清寂、和敬、明心境、潔身自好。茶文化思想可以與禪學共同，禪學強調自身領悟，重視日常修行，要求胸襟開闊，茶能使人平心靜氣，戒驕戒躁，還能提神醒腦，有利于修行。佛學思想核心是純和，即不追求物質，不被世俗物質牽絆，在絕對虛靜的狀態下靜思、領悟，頓悟成佛，茶性清純淡雅質樸與佛教思想也可以相同。茶文化追求的摒除雜念，心地純和等思想與佛教的思想一致。

茶在整個世界都十分受歡迎，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英國、日本等國家也有獨特的文化體系和精神內涵，中國的茶文化滲透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文化的精華，與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緊密相連。

2.1中國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哲理

中國茶文化從結構上可以劃分為物質、精神和禮儀三個層面。物質層面是指茶葉的種植、采摘、制作、加工包裝、保存以及茶葉、水、茶具的選擇等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茶文化的茶事內容。精神層面是指將物質茶事活動的茶文化上升帶一種精神活動，即茶事活動中的精神享受和思想感悟等，就是人們常說的茶道、茶德等精神，以及飲茶人對人生觀、價值觀、為人處世和審美情趣等的感悟和思考，這一部分也是茶文化的精髓和核心。禮儀層面界于物質和精神之間，是飲茶人從物質升華到精神的過渡點，通過飲茶的禮儀形成一種獨特的茶文化特征。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精神具有時代特征，強調的是人類生存的物質世界、精神世界、人的價值觀。茶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精神在結構劃分上是一致的，茶文化以文學藝術等形象、生動、具體的方式展現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讓人們在欣賞學習藝術和審美中領悟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內涵，通過飲茶的傳統將茶文化和民族文化，尤其是人文精神繼續繼承、發展和傳播，可以說，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中國茶文化滲透到了社會中的每個領域和層次中，茶文化沒有一定的對象，它以整個社會的問題為中心，通過茶事活動雅俗共賞。這也是茶文化能從古至今，延續不斷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以人為本，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豐富，博大精深的原因正是它以人為本的核心，茶文化融合了自然與人文，包含的是人與人、自然、社會之間的精神文化，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

2.2中國茶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茶文化具有獨特的民族性，對學習和理解中國傳統的民族精神有很大的幫助，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種植、加工、飲用和商業貿易的國家，中國茶道歷史悠久，茶文化中融合了很多傳統文化，通過茶事活動和學習茶道可以學到很多中國傳統文化中獨有的民族特色文化。例如具有中國傳統民族特色的象征“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可以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茶德的“廉、美、和、敬”是中國茶文化的觀念，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審美。茶文化通過它獨特的傳播方式和獨特的融合力，刺激了民族內部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聯系和團結，少數民族在傳統飲茶的基礎上融合了自己民族的思想、習俗和文化，使得茶文化具有多民族性。人們往往對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有較高的認同感，而茶文化具有較高的親和力，飲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在長期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熏陶中，通過各種各樣的茶事活動能有效凝聚文化傳播的力量。

3.1當代青年存在的問題

當代大多數的青年缺乏對人文精神和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了解，對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藝術的認知欠缺，導致整個社會中的青年人文素養和民族精神下降。當今世界網絡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科技飛速發展，政治文化交流密切，當代青年本應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文化，豐富自身的學識，培養高尚的人格，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進步做出貢獻。但現實卻是，在青年群體之間流行著外來的節日，而中國傳統的節日卻漸漸被忽略遺棄，追求國外的生活，在互聯網覆蓋全球的背景下，每天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出現，其中不乏一些低俗、色情等文化。有的人在衣著上追求標新立異，追求西方服飾風格，追求西方有刺激的大片和一些泡沫劇，而那些具有教育和時代意義的文化影視作品往往受到當代青年的漠視。社會飛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冷漠，很多青年可以在網絡上與沒見過面的網友聊天，暢所欲言或者在自己的房間內對著電腦成天成夜地玩，卻不愿走出來與人交談交往。

3.2茶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對當代青年成長和社會發展的作用

茶文化中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理，茶文化以其自身獨特的影響力和教化、審美功能能讓當代青年獲得思想、道德和文化等全方面的提升，促進學生的人文素質和民族精神。茶文化是中華傳統優秀民族文化的精髓、核心，當代很多青年對茶道的起源都沒有概念，所以，對提高當代青年繼承和弘揚茶文化的意識任重而道遠。中國茶文化與儒家、道家、佛教、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學、書法、美術、歌謠等都有緊密的聯系，通過學習茶文化能帶動當代青年學習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茶文化中還涉及中國傳統藝術、服飾、圖案詩詞書畫等，具有實用性和較高的審美價值，茶葉本身也是一種美，茶葉色彩豐富，香氣宜人，味道甘甜，口齒留香，讓人回味無窮，茶藝的每個動作，每個物件都具有很高的鑒賞領悟能力，這些都為茶文化增添了審美和藝術感。茶的獨特的傳播方式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茶文化包含的知識很多，因此通過學習茶道可以讓當代青年之間增進交流和情感溝通，提高人際關系的協調能力和自身的語言表達交流能力。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活哲理可以讓當代青年學習修身養性，緩解自身的生存、工作、生活壓力，在飲茶過程中領悟人生真諦，改變吸煙酗酒等不良習慣，減少情緒激烈波動，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調整身心。中國茶文化包含了文學、政治、史學、宗教、經濟、藝術等全方面的文化內容，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飲茶還能陶冶情操，修身養性，學習繼承和弘揚茶文化能有效提高當代青年的知識面和深度，有助于當代青年更好地發展自己，也能為社會和諧發展做出貢獻。

隨著網絡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文化交流也愈來愈密切，當代青年不斷地追尋外來文化，越來越多的青年崇洋媚外，道德下降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逐漸變得冷漠，中國的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不到重視，這些現象讓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的茶文化包含了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飲茶之一習俗雖然也受到了沖擊，但是還是受到很多人的熱

愛

[1]陳香白.中國茶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43.

[2]陸羽.茶經[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3]陳戍國.四書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19.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十三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近些年來數理統計學、概率論、模糊數學等在農業科學中廣泛應用，討論應用數學與農業科學的關系，及其在農業科學和生產中的應用現狀與發展前景。人類正進入信息社會時代，面臨許多發展與對策問題。應用數學也同步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間，國際間已多次舉行過有關數學物理、控制論、運籌學、有限元方法、生物數學等方面的學術性會議。在工業先進的各國中，應用數學受到極大地重視，應用數學具有廣闊的發展前途。

應用數學研究包括應用理論研究，應用方法研究和應用推廣，只搞理論、方法研究、不搞應用推廣，是不能將應用數學轉化為生產力的，更不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而只搞應用推廣不搞理論研究，也就不能創新應用數學理論，更不能適應科研和生產發展的需要。今后應當在重視應用理論研究的同時，搞好應用方法研究和應用推廣，使應用數學直接為科研、國民經濟服務。應用教學的廣闊前景，關鍵是要靠我們自己去開拓、創造著現代遺傳學、生態學、生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以及分子生物學等前沿科學向農林牧學的滲透，農業科學已成為既有廣闊的科學基礎，但又仍具有一定經驗色彩的基礎科學門類。在農業科學的發展過程中，數學方法和技術的引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中包括數理統計學、概率論、模糊數學等，對于農業科學由經驗型向科學依據型的轉化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討論應用學術與農業科學的關系，及其在農業科學和生產中的應用現狀與發展前景。

一、農業經濟學的科學化進展。

農業經濟學，已經隨同一般經濟學一起，成了現代常規科學之一。所謂現代常規科學，就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以現代科學結構形式表示其公理化形式的科學。因此，現代農業經濟學與數學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農業經濟學借助數學完成自己的科學進化，首先取決于自身對研究對象本質的抽象和有關特殊理論核心的形成，即得到進一步運用數學的邏輯起點。像一切常規科學一樣，這樣的邏輯起點體現為各個學科自身的獨特的創造。在現代農業經濟學的各個研究領域中，這樣的創造正日益發展著，它們體現著和決定著整個學科的發展。這些創造是現代農業經濟學自身特有的創造，是這個學科發展的基質，在現代科學環境里，它們的形成與形式上的表達都需要借助數學，但它們本身不屬于數學的創造。由此決定了農業經濟學與數學之間聯系的本質。農業經濟學由經驗形態、哲理形態進化到結構形態，是一個學科科學化的過程，是科學規律決定的運動。正確認識這個規律，積極主動地順應這個規律，才能有效地推動農業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第四，常規科學是理性認識的最高形式，是人類智慧的精華。農業經濟學發展為現代常規科學，是全人類智慧的精華之一。它在人類社會中的普適性，是不容忽視的，而數學在實現這種普適性中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加強這方面的認識，正確地看待現代農業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并從而深刻地理解這種關系的本質，一定會有益于農業經濟科學的繼續發展。

一個學科，在現代要成為常規科學之一，其不可避免地要運用模型與數學語言。對于那些不能或不便運用實物模型的研究對象來說，開始構造思維模型時，因為抽象任務艱巨、理想描述與直觀結果差距較大，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但是，一旦抽象出理論核心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建立起科學的基礎模型之后，便可以順利地進行數量結構上的分析，也就是形式表達的結構化，并很快取得深入性進展。因為這樣的模型，通常只能是理想的數學模型，即邏輯起點本身已經數學化，其后的演繹過程便只能是數學語言的，并且很容易進行。之所以能夠很容易地進行，是因為數學早已為現代科學準備了強有力的工具。事實表明，對于許多現代常規科學來說，它們所要借助的數學演繹功能，早在一百年以前，甚至在二、三百年以前，就已經成熟了。農業經濟學，在最近一個多世紀時間里，迅速成長為一門現代常規科學的事實，便說明了這一點。

二、應用數學與農業經濟學。

（一）模糊數學與農業科研。

模糊數學這門學科是1965年由美國數學家扎德開辟的一個新的數學分支，它是經典集合概念的推廣。在質世界中，模糊性通常是事物復雜性表現的一個方面，隨著計算機的發展以及它對日益復雜的系統的應用，處理模糊性問題的要求也比以往顯得突出。比如，人腦的思維包括精確的與模糊的兩個方面，因此，模糊數學在人工智能模擬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諸如冰箱、空調之類的家用電器就是模糊數學與實際相結合的最好例證。

模糊數學是研究和處理模糊性現象的數學。原意是“邊界不清、模糊的、不分明”之意。農業研究中存在著大量的模糊性現象，模糊數學在農業中有著廣泛的應用。農作物品種選擇與種植、土地資源的分等、農業機械的綜合評價、農業氣候條件的分析、農業環境的保護、農業災害探測等等問題，都需要利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加以科學的解決。事實上，模糊數學方法在解決農業問題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常用的幾種模糊數學方法包括：模式識別、模糊聚類分析及模糊綜合評判。以模式識別為例，模式即英文pattern。意為典范、式樣、樣品、圖像和格局等意義，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含義。其包含個體模糊模式識別，如亞麻的長勢長相一般由綠葉數、苗高、莖長、莖粗4個因素來決定，根據農學家的經驗，健壯苗、瘦弱苗、徒長苗的標準可以按以上4個因素去定義（具體數據略），現有問題是根據一株亞麻苗的4個性狀，判斷該株苗的長勢就需要利用模式識別的知識。另舉一例，設有5種小麥優良品種，它們是晚熟、矮稈、中粒、高肥豐產、中肥豐產，取抽穗期、有效穗數、株高、百粒重、主穗粒數5個特性來考察。現有一種不知品種的小麥親本，判斷其類型，也需要模式識別的知識。

（二）組合數學與農業科研。

它主要是致力于完善改進計算機處理帶有離散特性的對象過程中的`算法問題，比如，需要計算“一個推銷員赴n個地區推銷農產品，怎樣才能遍歷所有的地區并使所走的路程最短”的問題時，如果當n=20時，即使用一臺每秒上億次速度的計算機也需要幾百年時間。利用組合數學，就優化了計算機計算這類問題的算法，為實現這個龐大的計算工程提供了可能性。

（三）數理統計學與農業科研。

通常認為，數理統計學科是由皮爾遜在本世紀初創立，并后來由費歇爾等發展并建成為一門學科的。但數理統計中的2個最重要的概念-關回歸和相，卻早在19世紀70年代由高爾頓提出，當時，高爾頓通過研究人的身高與智力的遺傳，提出了祖先遺傳定律。這一方法在20世紀初重新發現孟德爾的遺傳定律后，被用來檢驗遺傳交配后代群體性狀的分離比例是否與假設值相符，有力地促進了遺傳學的建立和發展。農業作物的生長發育受生態環境影響很大，試驗中隨機因素多，試驗結果包含因素的主效，因素間互作以及誤差等多項不定因素影響，所以只從試驗數據很難判斷試驗處理因素是否有效及效果的大小和可靠程度。只有根據數理統計學的原理，采用合理的試驗設計、合適的抽樣技術和科學的統計方法才能得出有用、可靠的估計與推斷。綜上所述，模糊數學、數理統計、概率論與農業科學具有很深的關聯，且有力促進了現代農業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兩者相互融合已形成了農業試驗統計學這一重要的農業數學分支。進一步來講，由于農業問題的數量化離不開統計學的數據整理和分析推斷方法，模糊數學、數理統計學的方法和技術還是農業系統論、農用計算機技術、農業控制論、農業信息論、農業最優控制、農業時序分析、農業生態學、農業區劃理論、農業動態規劃、農業線性規劃等數學領域與農業科研融合而形成的農業數學分支學科的重要基礎，因此，在農業科學由經驗科學到精確科學，由分析科學到綜合科學的轉化過程中，模糊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丁希泉.農業應用回歸設計[m].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2]張軍賢.數理統計在農業科學和生產中的應用[j].安徽農業科學.（18）。

哲學思想論文的研究領域篇十四

馬哲是一門很好的哲學課程，它講究客觀地認識世界，認識自然和人類社會。承認世界統一于物質，承認世界是按自己的客觀規律運動發展的。

因此，學好馬哲對我們處理事情，完善個人的世界觀來說，是門必不可少的課程。但是馬哲其中的基本原理又大都較為抽象，較難理解和把握。

在看讀完這本書后，以下是我的讀書心得：

第一，我們要將馬哲原理與人身聯系起來，讓我們體會、觀察自身，由此聯想原理的內容及其意義。在學唯物辯證法這一部分中，要用三大規律的內容來說明“如何學好馬哲原理”這一與切身相關的主題。如用內、外因關系的原理，說明學好哲學關鍵在于自身的努力，老師的作用在于幫助你理清思路，便于自學；再如，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原理，說明自然的規律、人生的價值等這些哲學智慧體現在具體的現實之中，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學習中去體會、去領悟、去把握，而不是靠死記硬背，教條式地記憶。另如，用質量互變規律來說明學習哲學不能投機取巧，一蹴而就，而應該循序漸進，一章一節地學習，才會由漸悟到頓悟的飛躍。

第二，眾所周知，對立統一規律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含義及其關系，在哲學教學中是一個難點。所以在學習上，可以用中國古代的太極圖來表示一個事物內部本身所固有的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本性。說明這對矛盾的兩個方面相互依存、聯結、滲透、貫通的趨勢即同一性，相互排斥、反對、限制、否定的傾向即斗爭性。斗爭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沒有同一性，就不存在同一個事物之中，就無法斗爭；同一性是包含差別的同一性，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差別，事物就成了混沌一體。由此更進一步，用太極圖的變動情況來說明矛盾同一性和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說明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而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展開。

第三，生活是人們認識自然和世界的基礎，把抽象原理放到人們日常生活中去比擬，通過對生活的聯想可以加深對原理的理解和記憶。比如，在講“矛盾”概念時，分析“人生的辯證法”，生與死是一對矛盾，生就是死，死昭示生，生之頂峰死亡感覺，死亡過程生之喜悅。再如，在“矛盾不同階段上的特殊性”時，可以引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基爾凱郭爾關于“人生三階段”的學說，來說明青年是審美階段，享樂占主導；中年是倫理階段，責任占主導；老年是宗教階段，信仰占主導。另如，在分析否定之否定規律中第三階段與第一階段相似性時，用黑格爾的話進行引申，“同一句話，由老年人講出來，還是由年青人講出來，其所包涵的思想都大不一樣”。以“人生如夢”這四個字為例，青年人表達了一種失戀、失敗后迷失方向的感受，對老年人來說則是歷經滄桑、面對死亡的無奈。

綜上所述，學習馬哲要客觀地學，科學地學。不僅背名詞、原理，采取一些生動的直觀形式或方法，可以使抽象的概念變得有趣味，變得形象化，最重要的是理解其客觀含義。既要注重其中包含的科學道理，又不要陷入迷信狀態，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核心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一種思想方法，是一條認識路線，是一個歷史過程，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只要實踐在發展，只要社會在進步，只要人類的歷史還沒有結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永無止境。當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要在黨的基本理論的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根本一條就是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能用本本去支配實踐，而要用實踐去發展本本。

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尊重廣大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面向和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成就科學理論的根本道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一定要尊重廣大民群眾的首創精神，著眼于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馬克思主義是最講科學精神、創新精神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創新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于實踐中的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實踐的每一次歷史性飛躍，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

[關于馬哲書籍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