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不僅促使各國文化交融碰撞，深刻重塑世界分配格局與政治秩序，同時，信息時代亦深刻影響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判斷與社會發展選擇。在7億網民的互聯網時代，我們既享受信息交流的便捷，也面臨意識形態安全的嚴峻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大數據時代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創新傳播方式，有效抵御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分享的一些有關于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的內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一

[關鍵詞]意識形態;安全;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5)06 ― 0009 ― 04

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系統的重要組成。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1〕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社會思潮、價值觀相互碰撞，中外意識形態交融，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逐漸凸顯，該問題的研究也進入更多學者的視野。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數字資源平臺進行檢索，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為主題，搜索到期刊論文433篇，博碩士畢業論文202篇，會議收錄論文45篇，重要報紙上26篇。從上面數據來看，對該問題的研究成果比較豐碩。這些成果，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推動了學界對該領域研究的深化。我們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為了借鑒精華、改進不足，從而為相關研究奠定基石、指明前進的方向。

一、 關于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意識形態等相關概念的內涵

從現有學術成果來看，學界關于“什么是意識形態安全”、“什么是國家意識形態”，至今未能有統一的界定和闡釋。

學界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是從意識形態安全的地位來界定。有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不受外界顛覆，而保持其和諧與穩定的能力或狀態?！?〕另一種是從意識形態安全的組成部分來進行解釋。有學者認為，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內容包括政治安全、道德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其核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安全?！?〕第三種是從意識形態安全本身的合理性角度來闡釋。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安全就是指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能夠抵御外界侵蝕，保證其有序和諧發展，是國家安全的本質體現。〔4〕更有學者立足中國基本國情，作深入說明 ，“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受內、外部消極因子的威脅、侵蝕、同化。我們要求民眾在政治思想、價值觀念上的分歧從屬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導價值，而并不強迫其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認知，整齊劃一的行為方式。 〔5〕

學界對“國家意識形態”內涵的劃分，有比較統一的意見，認為它是在社會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如有學者認為，國家意識形態就是指與國內外各種社會思潮處于交互作用中的支撐統治，執行合法性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就是保證其不被侵蝕、穩定發展?！?〕有學者認為，國家意識形態是統治集團基于自身根本利益所推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7〕

當然，學界也有少數研究者，從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來界定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內涵。如有學者指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實質上是統治階級思想安全問題?！?〕有學者指出，國家意識形態本質上是通過革命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意識。并進一步提出，建立代表階級利益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鞏固國家政權的后盾。 〔9〕

二、 關于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地位及研究視角

(一) 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地位

學者們普遍認為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系統的重要組成，是我國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要任務，但在具體理解和表述上又并不完全一致。一種看法是，有學者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給予意識形態安全定位，認為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國家內政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安全的精神防線和靈魂?！?〕另一種看法是，有學者基于國家制度安全角度來認識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地位，認為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內政外交的原則方針，更是統治階級維護其利益和統治地位的手段?！?〕

意識形態安全所承載的導向性和靈魂性的戰略地位，已經被眾多學者所重視。這是個“沒有硝煙”卻“炮火紛飛”的戰場，需要每一個國家下大工夫去治理和維護，不容懈怠。從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悲劇，不難看出，完全摒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會導致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遭遇侵蝕，阻礙社會進步。所以，有學者具體指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乎社會主義國家命運。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當意識形態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時候，就會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反之，就會成為經濟社會的阻力?！?0〕

(二) 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研究視角

1. 從國家治理視角看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

大多數學者認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需要國家治理。有學者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建設中還未最終實現的國家意識形態，或者說是國家理想，從戰略研究的角度，它是可以被設計的，并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具有異質免疫、經濟規制、社會整合等功能。我們引入“國家治理”理念，作為意識形態安全“頂層設計”的具體思路，它強調國家主導、社會多元參與、制度規范?！?〕

同志在2014年4月15日國安委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11〕此內外兼修，內涵廣泛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被提出后，學者對我國如何應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實現國家治理，給出了相應的看法。有學者指出，國家的安全與發展是統一的，當代國家最根本的癥結在于發展問題和安全問題。同志關于“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的論述更表明，國家安全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大系統，是受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的。〔3〕

2.從話語權視角看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

話語權，是通過創造，表達，設置，傳播和運用一定話語來影響和引導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權利和權力，其話語交往現象的背后是權利意義世界。〔12〕冷戰結束后，美國把中國作為“和平演變”的重要對象，妄想用西方意識形態取代在主流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面對紛繁復雜的局勢，大多學者均認為只有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才能保障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第一，有學者從我國國家意識形態面臨“消解”和“弱化”入手，認為市場經濟利益化的價值取向對民眾信仰的沖擊及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國家主導價值體系的顛覆，使我國意識形態遭遇不安全。為此，我們需轉換安全理念，使文化話語權成為意識形態的創新點和生長點。 〔5〕有學者指出，思想領導權的實現路徑就是搶占話語權，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確立根本話語方式，堅持客觀真理及哲學唯物觀立場，對抗“普世價值”。〔9〕

第二，有學者從權力與力量的角度，闡釋話語權在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有學者認為，文化話語權是一個國家傳播本國文化話語，維護本國文化安全、主導本國文化發展、維護本國根本利益的權力?！?2〕有學者認為，意識形態話語權是經濟、政治等社會因素占統治地位的利益群體將其思想文化與國家權力相結合，實現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不可或缺的力量?！?3〕

無論學界從哪種維度分析，無疑表明，文化是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所以意識形態話語權，更多的是文化話語權。文化話語權在潛移默化中教化社會成員，其在提高文化軟實力、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方面的時代價值日益顯現。

3.從社會思潮視角看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

在談到社會思潮時，學界一致認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潮是當代中國的思想主流，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倒退、錯誤的支流思想，它們對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造成一定沖擊，若放任自流，勢必會瓦解政治信仰，對我國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建構將產生消極影響。

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拜金和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對民眾政治生活影響極大?！?4〕有學者認為，面對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入侵，我們要始終堅定馬克思主義立場，包容并引導支流意識形態，防止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和“淡化意識形態”。〔15〕具體談到新自由主義，有學者認為，西方國家把新自由主義當作“軟實力”滲透的工具，來規范他國改革和價值取向，以此滿足其政治統治需要。 〔16〕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更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化是新自由主義的當代特征，是當今時代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表達。它通過各種渠道宣揚社會主義是不科學的，妄想實現“意識形態的終結”，從而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17〕

三、 關于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對策探討

學者們從不同切入點和立場探討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對策，眾多學者的觀點有交集也有分歧，筆者對學界的主要觀點做出梳理。

有學者提出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基本思路：第一，要從根本上確立意識形態安全的國家戰略。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的三大基本原則――唯物主義原則、辯證法原則、實事求是原則。第二，推進意識形態立論、駁論、攻辯、創新、引領工作，使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解決。第三，筑造先進而強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具體做到解放生產力、構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制度、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8〕

有學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為指導，構建當代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需遵循以下原則：一是主動性原則，做到“超前――超前――再超前”。二是認同性原則，理性看待事物本質及發展規律。三是包容性原則，同時也不放棄對主導意識形態的堅持。四是整合性原則，促使某種意識形態的社會化?！?9〕

有學者指出，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有效對策，一是要積極融入多元文化互動，增強我國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二是要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辨別各種社會思潮，協調好主導思想“一元化”與社會價值“多元化”，以包容為導向，發揮我國意識形態的優秀整合能力。三是完善網絡社會治理體系，要把網絡信息技術安全和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兩手抓”，保證網絡社會管理中的“有序”和“活力”。四是以掌握“領導權”、“話語權”、“管理權”為要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隊伍建設，形成我國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五是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和大眾化，以理論創新為動力，增強我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有學者指出，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戰略，要以文化軟實力為立足點，對內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認同;對外堅持文化傳播創新，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提升我國意識形態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學者指出，通過提升意識形態理論的文化價值、構建文化資源，進而營造創新的文化環境，是開拓意識形態理論發展的文化路徑?！?0〕還有學者從世情、國情、黨情出發，制定符合我國實際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策略：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增強理論和實踐創新，注重工作實效性。第二，堅持以人為本，注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發揮輿論媒體的正確導向作用。第三，堅持“一元主導，多元并存”，完善黨的工作方式，增強文化發展的科學性。 〔4〕

有學者指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首先是指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因此，在方法論原則上，要處理好社會結構各個層面之間的客觀邏輯關系，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在主要著力點上，要堅持黨的建設和科學發展方式，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合力性和人民性，形成其余社會思潮的良性互動。〔21〕有學者指出，應對當代海外中國學的迅速發展，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選擇是：一是學術傳播與政治教育“雙管齊下”。二是海外中國學的積極成果與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籌兼顧”。三是大眾傳媒應承擔起正確引導和客觀評價的使命。四是在宣傳變革革命話語體系時，彰顯學術厚度和人文關懷?！?2〕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空間現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另一重要領域。有學者認為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斗爭偽裝性強、方式多樣，我們應科學應對網絡兼虛擬與現實于一體的特征，增強我黨對現實社會意識形態的掌控力 〔23〕有學者基于“大數據時代”的社會背景下，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大數據的特征相結合，充分利用大數據搜集、分析及預測的能力，加強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識形態的侵襲?！?4〕

還有學者提出了我國在信息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安全策略：第一，以人為本，加強理論創新，發揮網絡對輿論的正確導向作用。第二，重視網絡新興媒體的引領作用，形成“網絡問政”的有效、常態機制，打造信用政府。第三，警惕 “西化與分化”及“網絡文化帝國主義”，提升民族文化認同。第四，健全網絡媒體的法律規范，建立嚴厲的違法懲戒機制。 〔25〕

四、 關于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一) 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研究的不足

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數字資源平臺上進行檢索，以“中國意識形態”為主題，檢索到文獻5815篇。而輸入主題詞“中國意識形態安全”，只檢索到文獻300篇。根據數據統計，各年度文獻數量分布是：2014年58篇，2013年48篇，2012年40篇，2011年23篇，2010年21篇，2009年17篇，2008年13篇，2007年12篇，而1964――2006年，發表的文獻數量僅為個位數。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近4年來關于“中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文獻數量增加較快，但總體上我國學界對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研究可能還不夠足夠成熟。

理論指導實踐。充分的理論依據和知識體系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因此，學者們應加強對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深入研究，認真學習并落實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等一系列關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講話精神。結合中國國情，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提供深度的學術支持。

(二) 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研究展望

1. 在研究內容方面，可增加從階級階層的角度來討論意識形態安

全問題。目前，流行的是人民性、人類性話語，階級性話語不是我們今天的顯性話語，然而，如果沒有階級分析等隱形話語的支持，人民性、人類性話語則無立足的基點。因此，在階級階層變遷視角下，如何遵循階級斗爭規律，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實現人類解放，是一個常新的課題，鼓勵學者通過調查研究掌握豐富史料，以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應用策略。

2. 在研究視角上有待拓展。學者們大多數從政治思想、經濟發展、

文化繁榮等傳統視野，來研究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我們普遍關注于新媒體的廣泛性和交互性特征，然而新媒體機構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同樣會影響意識形態的傳播。又如我們致力于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基本路徑的研究，對自身的學術根基、學術創新上研究的不夠深入?？茖W知識所建構的嚴謹、系統、全面的框架體系，是認識事物本質和規律的基礎，應對時展給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帶來的新挑戰。

3.從研究方向上來看，國內學者主要是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支撐，從物質保障、政治保障等方向，提出處理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挑戰的實現路徑。綜觀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在如何處理好一元指導思想與多種社會思潮的關系，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如何把中國文化的優秀成果推向國際舞臺等方面，可能做得不夠完善。我國依舊在不斷探索出一條極具中國特色的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道路。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民主、堅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地位，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的。面對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全球文化交融，意識形態碰撞的復雜局勢，我們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才能有效的抵制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保證社會主義立于不敗之地。同時，對待非主流意識形態要采取包容的態度，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凸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強大的整合能力。我們始終致力于探索屬于我國的文化話語體系，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比如2004年開始投資建設的孔子學院項目、2012年中國文化部向外國電視臺無償提供中國制作的電影等，是我國推進以中國優秀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的，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所做出的艱辛探索。相信在未來的道路上，我們一定能夠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完善，構建出一個科學合理、有助于保障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防范體系，實現我國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 考 文 獻〕

〔1〕.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J〕.黨建，2013.(09).

〔2〕趙歡春。“國家治理”理念下意識形態安全探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10).

〔3〕張素云，李曉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觀的確立及其地位研究〔C〕//“改革與創新――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專業委員會2014年年會論文集，2014-11-01.

〔4〕石云霞。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2.(02).

〔5〕袁三標。從軟實力看當代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3).

〔6〕夏自軍。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新思考〔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01).

〔7〕揭曉。文化軟實力與國家意識形態安全〔J〕.前沿，2011.(16).

〔8〕周振彥。新形勢下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思考〔J〕.探索，2014.(04).

〔9〕侯惠勤。意識形態話語初探〔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12).

〔10〕王存福。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歷史考察及其啟示〔J〕.社會主義研究，2011.(01).

〔11〕.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EB/OL〕.新華網，2014-04-15.

〔12〕駱郁廷，史姍姍。論意識形態安全視域下的文化話語權〔J〕.理論探討，2014.(04).

〔13〕葛彥東。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初探〔J〕.理論探討，2015.(1).

〔14〕李孝純。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J〕.紅旗文稿，2010.(2).

〔15〕汪勇。社會思潮對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影響及應對〔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3).

〔16〕張連梅。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挑戰及應對措施〔J〕.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科學版，2011.(02).

〔17〕王熙。新自由主義的當代特征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策略〔C〕.科學發展?惠及民生――天津市社會科學屆第八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集(上)，2012-12-23.

〔18〕徐成芳，羅家峰。試論當前中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主要問題〔J〕.政治學研究，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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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高峰，艾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論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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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二

一個民族的危機意識是其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危機意識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古語說“居安思危，長治久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唯物辯證法講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講矛盾轉化，相反相成。矛盾轉化是有條件的。人們要把握矛盾轉化的主導權，要使自己的行動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發生對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對立面的跡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總會面臨叢生的荊棘、四伏的危機，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看不到，就會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危機發生了還不知道風險從何而來。雖然未必無法補救，但總會顯得較為被動。中國又有一句古語說，“萬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個道理同樣也是講，要依據發生對立面的可能，存在對立面的跡象，想對策，想應對措施，想如何創造條件使對立面發生有利于自己的轉化，使自己站住腳，繼續發展。“預”是“立”的前提，“不預則廢”。作為如此龐大的超級大國，作為在經濟、金融、軍事、高科技諸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的國家，美國當局依然認為，它所處的安全環境動蕩不定，充滿許多可能變得更加致命的威脅和挑戰。危機意識不是杞人憂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為了克服盲目性，增強主動性，防患于未然，變以后的被動為現在的主動，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危機，至少減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總攬全局。

危機意識是對可能發生的風險—危機的預期。一個民族的危機意識有兩大類，均涉及國家安全：一類是對內部發展構成潛伏危機的預期;一類是對國際環境可能引發的危機的預期。在這兩類危機預期中，后一類更引起人們重視。就目前國際形勢而言，盡管總體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但仍潛伏著種種不確定因素，包括：

1.從兩極格局向多極格局過渡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歷史上，國際格局的轉換都是大規模戰爭的結果，而今要在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和平條件下實現，這是沒有先例的。我們在充分認識國際格局可能和平轉換的同時，也要充分估計到非和平轉換的可能性，充分估計轉換的復雜性、曲折性。導致轉換復雜化的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靜止地看待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殘余，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愿望轉化為保守主義目標，因為這中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2.全球力量對比嚴重失衡。要改變這種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條件，至少也得在半個世紀以后才能實現，在這期間，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憑著自己的優勢，不會放棄建立全球等級體系的欲望。這當然與多極化趨勢相背離。美國認為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對美國繼續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的威脅。美國要迎接挑戰，要把可能出現的威脅消除在美國本土之外。由此帶來的矛盾與對抗不能排除。NMD與TMD的建立將會大大加劇這種危險的現實性。

3.多極化趨勢未必等同于和平與穩定。從歷史的經驗看，多極化體系是極不穩定的國際體系。從現實來看，由于傳統的“實力—權力”邏輯和冷戰思維的存在，多極化過程也潛伏著負面效應。預計在21世紀將有近10個國家上升到大國、強國的地位。在這些國家中不能排除出現新的霸權國家的可能性。霸權國家之間爭奪霸權的斗爭同樣也不能排除。與此同時，據估計，世界上將有50—60個新的國家分裂出來。此起彼伏的地區性的局部戰爭將長期困擾國際社會。

4.新科技革命所引發的新軍事革命方興未艾，無論是軍事裝備、作戰方式、打擊能力都是史無前例的。歷史表明，軍事革新總是意味著新的大規模戰爭。新的、巨大的打擊能力對軍事強國具有難以自制的誘惑力;僅作為一種威懾力而不投入實戰，不僅歷史上沒有先例，而且現實生活中也難以令人信服。

5.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會，但由于各自的起點不同、可資利用的機遇及其應對不同，加上國際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改變，有關國家經濟、金融的被動式風險大大增加。盡管國際社會駕馭市場的能力大大加強，但至今還不能免除危機的發生。而一場大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后果，對發達國家可能是傷“筋”，對發展中國家則可能是動“骨”，將使它們倒退數十年，其對政治、安全的沖擊也是巨大的。

面對這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國際社會在尋求全球和地區穩定、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同時，也不能不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發展產生某些憂患意識或危機意識。危機意識是將穩定國際社會的愿望變為現實的重要前提，也是預防外交賴以產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強烈的危機意識，使預防外交得以應運而生。

二、預防外交的戰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為例

“刺激—反應”被認為是傳統外交的基本模式。時至今日，這一基本模式未發生根本改變。不管外部環境的變化來自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依據對刺激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判斷，制訂對策作出反應，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門的基本實務。作為對現實刺激作出反應的藝術，外交中的作為或不作為都是藝術性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投贊成票或反對票，被認為是積極的反應;投棄權票也未必不是積極的反應，它也可能是一種藝術，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策略性相結合的藝術。外交藝術的運用，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現代外交的一個明顯變化是，戰略層面、整體層面上的反應烈度大大加強。在做好微觀領域反應的同時，注重宏觀層面上的運籌帷幄，尋求棋局上的總體主動性、主導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對一著棋的同時走活全盤棋。這正是預防外交的戰略。

1955年，中國參加亞非“萬隆會議”。在外交實務上，這是一種即時反應。但是，中方準備工作立意高，著眼于開拓新中國外交的全局;判斷準，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獨立國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創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外交旗幟。“萬隆會議”上的勝利，為中國打開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開端。在當時國際敵對勢力的重重壓制、封鎖下，中國通過此次會議求同存異，廣交朋友，與眾多發展中國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誼。因此，盡管國際風云變幻，中國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依然風雨不動安如山。

1947年，美國向西歐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同樣也是從一著棋入手走活全盤棋的典型外交案例。當時美國的16個西歐盟國，既遭到二戰的嚴重破壞又遭到經濟危機的襲擊，氣息奄奄，瀕臨，一再呼吁美國給予經濟援助。向其盟國提供經濟援助，在美國外交實務上是一種即時反應。但美國并沒有把它當作一種因應措施，而是形成一項計劃，作為戰后美歐關系的起動器，立意在推進美歐之間的聯系。該計劃從1948年4月啟動起到1951年1月實際結束，共使用100多億美元。其中，贈予款額用于購入美國剩余農產品和救濟物資，借款款額用于購入機械、車輛等生產物資，其結果既有助于美國走出戰后經濟過剩，又促進了西歐經濟的恢復，并為后來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美國確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可以說，美國從歐洲獲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馬歇爾計劃”為開端的。無怪乎有的西方學者會把“馬歇爾計劃”推崇為預防外交的經典之作。

這些成功案例所顯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區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時性的而是長期性的，具有綜合性收益。這些成功案例盡管沒有擺脫“刺激—反應”的傳統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應”卻是非傳統的，具有新的特征。現代外交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在戰略層面上發揮“預防外交”的效果開辟了新的前景。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戰略意圖。實施預防外交，或者為了爭取戰略上、全局上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或者為了避免事態惡化并為進一步發展展示新的前景，駕馭事態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馬歇爾計劃”后來成了美國對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宮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對此推崇備至：“從以美國為首的動員到戰后歐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亞洲、拉美和非洲的經濟成功事例，美國的對外援助幫助了新興民主國家，促進了對人權和法制的尊重，擴大了自由市場，遏制了國際犯罪，抑制了對健康的主要威脅，改善了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使人口增長放慢，緩和了人道主義危機。美國的可持續發展計劃促進了工人的權利、自愿計劃生育、基本教育、環境保護、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經濟地位。通過這些計劃，危機得到避免，美國的預防性外交得以積極的實施。”

2.追求“最小的代價”，使外交態勢具有某種動能，帶來滾動效應。外交是需要投入的，這是常識。外交投入包括實務開支、政治或經濟上的承諾、某些問題上的妥協與讓步。這都是外交的代價。而現代成功的外交卻要求“代價”的最小化。這就要盡可能避免外交的靜態操作而應追求動態操作，使外交態勢始終具有一種動能，帶來滾動收益。道理很簡單，推動一塊靜止的巨石走向預定目標，是很累、很費力的。但若推動一塊正在滾動的巨石走向預定目標，則僅需花很小的力氣就可以實現。外交態勢具有某種動能，是尋求“最小代價”的一個重要前提。“因勢利導”，沒有“勢”便難以“利導”。試想，如果中國沒有以亞非“萬隆會議”為開端，在發展中國家中建立起動態效應，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現把中國一舉“抬進”聯合國的局面。

3.追求某種協調機制。盡管許多人對90年代后半期國際關系中的種種“伙伴關系”不以為然，但是這些“伙伴關系”的出現卻反映了人們，特別是政治家對國家間關系形成某種機制的追求。傳統的國際安全靠均勢、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這一政策的實施變得越來越困難。各主要國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時，外交重點越來越傾向于形成某種機制。“熱線”，“透明度”，從頻繁的首腦會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級別、層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種種，顯示了各種機制的“生命”運動。機制并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但牽掛著各方的利益需要;機制并不是解決爭端的裁判，但卻可以提供解決爭端的機會;機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卻有助于找到利益的匯合點。機制是各方利益補償代謝的生命體，只要有關各方都愿意從這里找到獲取利益的機會，機制的生命力便不會凋謝。

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有特殊的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承擔世界責任方面已經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國完全有能力在戰略層面上實施預防性安排。有許多機會可以發揮中國的作用，諸如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和構想，提出解決熱點問題的方案，供國際社會選擇。充分發揮諸如此類的建設性作用，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是中國外交有所作為的重要領域。有所作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這樣做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三、預防外交中進行危機預期的方法

預防外交可作廣義理解，涉及國際格局變化趨勢、國際體系及其機制可能面臨的障礙、戰略態勢變動等;也可作狹義理解，諸如對付可能發生的沖突和緊急情況，對付其它國家或國際組織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決定，對付可能出現的某項爭端、對付安全方面的某種緊急狀態等。國際社會所以對“預防外交”產生極大興趣，主要看中其狹義理解所顯示的功能。然而這是相當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對突發事件的預防，難就難在如何及時捕捉到突發事件的前兆。但現代社會的經驗也證明，危機、沖突、風險在爆發前是有跡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預測的，“風起于青萍之末”。在國際關系中，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我們經?？梢钥吹綕摲娘L險跡象，可以看到潛伏危機中的沖突跡象。問題是如何應對，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機評估、危機預警、危機管理及制訂各種方案的制度。

對預防外交，無論是廣義理解還是狹義理解，其預防的僅僅是一種危機預期。它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預期必須盡可能準確可靠，這是基本的前提，否則就失去預防的意義。為了尋求根據現實動態作出合理延伸的預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領土、宗教、民族或種族的歷史糾紛和怨恨，資源(包括水資源)和能源爭奪的歷史記錄，戰爭遺留的歷史問題處置，等等，都可以成為背景推理的依據。在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經隨著歷史歲月的延伸而沉寂下來，有的可能仍有這樣或那樣的糾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條件下成為爆發沖突、引發危機的“導火線”。在這里，注意“新的特定條件”的生成是關鍵。一種“新的特定條件”的生成往往會引發一系列問題。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在歐亞結合部一下子爆發了眾多的沖突，至今還未完全平息。又如，蘇聯解體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權”，引發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種族和民族的權力爭斗，其結果導致慘不忍睹的“滅絕性大屠殺”。

2.過程推理法。任何矛盾、沖突的激化都有其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而過程是分為不同階段的，從前一個階段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是有條件的，其中關鍵性條件居于主導地位。1991年海灣戰爭前夕，美國數十萬大軍向海灣地區集結。當時國際社會對美國下一步動作有兩種判斷：一種認為美國企圖以兵臨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種認為美軍向伊拉克發動武裝攻擊勢在必行。事實證明后一種判斷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居主導性的條件是，蘇聯不可能因伊拉克與美國直接對抗，而美國要以高科技軍事打擊能力證明誰也不能違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發展過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邏輯延伸，但卻以條件為轉移，在這種條件下會向這個方面延伸，在那種條件下會向那個方向延伸，關鍵是要搞清楚條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國家的對外行為都是為了追求本國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卻受不同層次的利益制約。科索沃停戰協議簽訂后，俄羅斯搶先占領了科索沃首府機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為數不多、孤立無援的俄羅斯軍隊趕走，這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一種是容忍俄羅斯的行動。美國選擇了后者，因為，前者雖然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避免與俄羅斯直接對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國曾多次企圖對朝鮮實施軍事打擊，摧毀朝鮮的重大軍事裝備基地。但它會遭致朝鮮對韓國的報復性軍事打擊，而漢城地區集中了韓國大部分重要的經濟設施，它們都在朝鮮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內。韓國成了朝鮮阻止美國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的“抵押品”和“人質”。所以，美國對朝鮮的軍事行動首先遭到韓國的反對，韓國難以用民眾大量死傷、經濟倒退數十年的代價，來接受美國對朝鮮軍事打擊的勝利。當然，韓國是美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前沿基地，韓國受到巨大破壞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國利益?；谶@種利益掂量，美國不得不接受韓國對朝鮮的“陽光政策”?，F在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是聯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織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種利益結合起來綜合平衡，是尋求合理的危機預期的重要方法。

4.實力對比推理法。實力對比依然是影響國際矛盾、沖突的基本因素。實力的不對稱性往往決定了過程、結果的不對稱性。僅僅憑南聯盟非常有限的軍事實力對抗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打擊，難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力對比是絕對的。但是，在擁有的實力與可使用的實力、可使用的實力與可使用的限度這個意義上說，實力對比又是相對的。2000年年初，俄羅斯頒布新軍事學說，不僅繼續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諾，而且明確宣布“在俄羅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規手段無法制止俄羅斯作為一個國際關系的主體和國家消亡的情況下，俄羅斯將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對其對手的步步緊逼、擠壓，俄羅斯的這種宣示無疑使其對手在可使用的實力與實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盡管在觀念上，其對手可以認為俄羅斯沒有什么優勢，但在行動上卻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難處。這種反差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俄羅斯與其對手關系的走勢，影響潛在危機的發展趨向。就此而言，研究對立雙方實力對比的相對態勢，對研究危機的預期具有重要價值。

四、預防外交的“剛柔相濟”

應付危機、沖突的跡象或預兆，在傳統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國家間相互依存度幾乎沒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剛性應對，諸如使用外交交涉、軍事威脅，并往往在事實上用最終手段(戰爭)解決問題。一部國際關系史，實際上是一部戰爭史。剖析戰爭爆發的原因，展示戰前外交合縱連橫的全景，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戰爭過程中的外交往來，戰爭結果的處置，諸如此類的往復，充斥著歷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國歷史上盡管有“預防外交”的先例，諸如采用“和親”政策、睦鄰政策，向對方施以“皇恩”，但邊界戰爭依然不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重教訓，以及二戰后多次熱戰的結果，都表明完全剛性應對無助于把危機、沖突在跡象顯露、預兆出現時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沒有真正起到預防作用，必須另辟蹊徑。

預防外交在不排除“剛性應對”的前提下，更強調“剛柔相濟”的作用，這不僅由于各國之間相互依存度日益達到不可分離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覺悟和對安定、富裕的追求，“剛柔相濟”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諸如：

1.進行充分的具有親近感的意見交流。充分地交換意見，這對矛盾雙方沒有任何害處，只會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只會有助于尋求矛盾的解決?，F代交通、通訊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見、面對面地交換意見變得十分容易。首腦之間互通電話、工作會晤、信函往來以及較低級別外交官之間的穿梭往返，都已相當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現更有新意?，F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說，這表明廣開交換意見的渠道具有極大的潛力。

2.擴大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和教育多種形式的接觸?，F代國家間關系幾乎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側面。特別尖銳化的矛盾與沖突僅僅是其中某個側面，不以某個側面發生障礙而阻斷其它側面的接觸、聯系與合作，已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樣做不僅可以把某個側面的矛盾沖突激化所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限度，還可以利用其它側面的關系來制約正在激化的那個側面，甚至作為一種補償，使雙方找到利益的接近點。

經濟合作、國際援助、國際貿易日益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預防外交手段。一個成功的國際援助計劃，不僅使受援國得到實惠，而且可以給援助國帶來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越來越多的國際經驗教訓表明，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為加強相互關系的紐帶。通過國際援助發展經濟合作，促進貿易、金融、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為各國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這也是避免危機和實施預防外交的條件和基礎。

3.充分發揮影響對方公眾情緒的能力。當今世界，一國的外交行為越來越受到公眾情緒的驅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外交部門能獲得的信息，普通的國內公眾極大部分都能得到，情報信息的透明度已經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眾影響政府決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強。這種公眾情緒轉化為國內的政治斗爭、黨派斗爭，就會建立起影響政府外交行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響對方國內的公眾情緒，已成為現代外交不得不考慮的問題。10多年前，美國媒體一度幾乎一無例外地充斥著對中國的譴責聲，成篇累牘，無休無止。扭轉美國媒體的態度，成了中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驟，影響美國媒體轉向、降溫。“取信于民”是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體和因特網，充分利用對方的信息手段同國外公眾和機構對話，宣傳自己的原則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報和信息，以增強自己的影響能力。為此，需要一大批忠誠于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評論家。他們具有良好的理論造詣和專業才能，了解對方的思維習慣和接受方式，及時地利用國外媒體和國際互聯網絡，向對方公眾傳遞情報和信息，贏得對方公眾的支持。現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國不能影響甲國的公眾情緒，將會最終失去對甲國政府的影響能力;如果乙國能迅速、有效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一旦爆發危機和緊急情況，就等于在對方公眾層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惡化的“防火墻”。也就是說，影響對方公眾情緒是預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預防外交的靈活性與創造性

預防外交的成功與否，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為了成功地實現某項國際投票獲得對己有利的穩定多數，事前對有關國家做工作可以算為預防外交，但成功與否，則取決于以往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證在關鍵時刻得到國際社會有益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預防。在關鍵時刻，能否得到國際社會有益支持通常被認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實的標志。

但是預防外交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對付沖突和復雜的緊急情況。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積累的功底，在實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靈活性。

1.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在緊急情況下，各種意外的情況都可能發生。意外情況的發生可能導致雙方對峙的無端升級，加速形勢的惡性化，造成不必要的、雙方都不希望出現的損害。所以，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是避免誤會、澄清情報信息的重要條件。

2.抓住適當時機或機會，及時進入官方層面或正式層面上的對話。對話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磋商、談判總比不磋商、不談判要好。不拒絕對話，是現代沖突雙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場。對話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溝通渠道正規化，并為沖突雙方尋求共同點開辟新的起點。當然，在何種條件下進入對話，不僅因國而異，而且因事、因時而異，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3.及時開辟“第二管道”。通過“第二管道”進行坦率的、建設性的交流，可以成為官方交流、對話的前奏與補充，縮小認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層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緊急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寬松的氣氛，非情緒化地討論對雙方都有益的問題。

4.動員“公眾外交”的積極作用。及時透過適當的“管道”向國內民眾與國外民眾傳送情報和信息，并將其轉化成“公眾外交”，轉化成公民與組織對外國政府的影響能力，這既需要開放的心態，也需要很高的藝術。如果能把“公眾外交”的積極性動員起來，就足以造成龐大的、沒有編制的“外交”隊伍。

5.巧妙的策略運用。與一般外交相類似，預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與綜合動用國際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時設置明確的底線，使對方明白這條底線是絕對不能逾越的，否則要承擔難以承受的后果;(2)圍堵法：造成對方在輿論上、外交上、經貿關系上的孤立狀態;(3)誘導法：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謀取這些利益;(4)抵押法：將對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為抵押，讓對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邊緣法：不懼怕進入邊緣性狀態，以顯示自己的意志，讓對方知道后果的預期。

6.實施獎勵優先，獎懲并舉，發揮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機跡象出現后，為了阻止事態惡化，適時地發出獎勵與懲罰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無論獎勵還是懲罰都有明確、完整、合理的前提條件，而這些條件都是非?，F實的。實施獎勵優先，當然不是獎勵對方挑起事端，而是為了尋求自身最大的國家利益。懲罰對方必須以“真實”為前提。如果對方感到因拒絕獎勵而將受到的懲罰是絕對不合算的，那就很難不選擇接受獎勵。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三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安全面臨的外部環境越來越復雜多變，中國國家安全形勢不容樂觀。作為國家高層次人才主體的大學生，其國家安全意識的強弱，對國家是否安全有著更直接的影響。面對現代大學生相對淡薄的國家安全意識，教育大學生樹立新的國家安全觀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一、新形勢下加強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緊迫性

1.面對嚴峻的國際環境，需要加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社會長期保持穩定。在這樣的和平環境下，大學生往往認識不到國家安全面臨的嚴重威脅，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應有的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有些大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國防意識淡漠、國家安全意識不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減退。一些大學生把國家安全看成是國家軍隊與安全部門的事，不能自覺地把維護國家安全與自身的責任聯系起來。有些大學生在社會價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態勢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實用享樂主義。這無疑會削減主流價值的原則性，最終導致社會價值的散亂，使國家精神意識方面的安全問題面臨消解的危險。同時，隨著中國國際競爭力、綜合國力和國家地位的空前加強，一些發達國家別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開始以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近來美國與我周邊國家頻繁舉行聯合軍演，使中國國家安全存在不少隱患。南沙群島被東南亞小國強占，臺灣問題尚未解決，中日東海問題和釣魚島爭端也日益升級。最近有媒體報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戶籍遷往釣魚島，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島民，并表示日本對釣魚島擁有主權 [1]。但當代大學生對此嚴峻的國際環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識。面對國家安全現狀顯然不能適應時代要求，更無法應對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挑戰。

2.為培養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從近幾年的相關報道中我們也看到，有些大學畢業生由于國家安全意識的薄弱，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經意間泄露國家機密，甚至經不起金錢、美色等種種誘惑，不惜喪失國格人格，出賣情報，給國家安全造成重大損失。有的大學生在得到國外有些公司及機構資助自己出國進修，或推薦國外科研機構做學術研究時，就只看到友誼的一面而忽視國家安全。把一些認為無關緊要的資料或文件隨便對外泄露。更有一些畢業生由于受金錢侵蝕，主動把國家重要文件出賣給境外機構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學海歸無視國家法律，回國后不惜余力拉攏、腐蝕在國家軍事、經濟、科技等重要崗位的同學或老鄉。為境外機構收集情報資料，使中國經濟、軍事、科技領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損失。有些大學生對老同學、老鄉需要一些資料、數據，明知違法但認為情面難卻而所為。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大學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如何，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健全國家安全體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范各種分裂、滲透、顛覆活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2]為此，必須加強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使其時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覺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二、新形勢下加強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對策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增強實施國家安全教育責任心

高校擔負著為國家培養合格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歷史重任，歷來處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前沿。在新形勢下對大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也是高校義不容辭的教育責任。在網絡全球化的今天，互聯網雖然縮小了世界各國間的空間距離，但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仍然是國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溝通、經濟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發展的世界并不意味著絕對安全，戰爭和恐怖主義活動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實將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滲透到日常教學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學生明確維護國家安全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是黨和國家對每個大學生的基本要求。

隨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對青少年的國家安全和國家意識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指出：“要進行國防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要根據新時期的特點，重視現代國防教育，增強全民的國防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 [3] 兩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強調：“要把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宏偉目標，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國防和國家安全，作為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也提出了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與教育部牽頭，分別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課程改革與完善。對其中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課程，增加了“增強國家安全意識”的內容章節，目的就是著力加強大學生國家安全知識的學習與國家安全意識的培養。可見，黨和國家關于青少年國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及現實的需要而不斷變化、補充和完善的。這也正是當下高校開展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論依據。高校在實施對大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強學校黨政干部與教師員工的政治敏銳性，以此提高責任意識。把對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責無旁貸的重要任務來實行，使各部門在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過程中真正承擔起對大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責任。

(二)齊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斷提高國家安全教育實效性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安排下，高校對大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來已久，但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筆者認為要提高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效性，必須注意三個結合。

1.國家安全教育必須與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愛國主義包含著情感、思想和行為三個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礎，思想是靈魂，行為是體現。” [5] 所以教師必須以三個基本方面為教學目的。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的教學中，應根據大學生的思想實際及新形勢的需要，在講授愛國主義章節內容時可結合增強國家安全意識來展開。通過愛國主義這條主線，把增強國防觀念與國家安全意識結合起來，在教學上可以達到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的效果。因為愛國主義教育與國家安全教育有著密切聯系，愛國主義教育是國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靈魂，國家安全教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永恒主題。對大學生來說是否愛國不僅僅是道德要求，同時還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學生認識到沒有國家安全意識就不會形成真正的國家意識，因而也就很難產生真正的愛國主義情感，也就很難在理性層面和整體意義上確立科學的國家安全意識。在激發大學生愛國情感的同時，更要激發起他們報效祖國的實際行動。

2.國家安全教育必須與國防知識教育相結合。目前高校的國防教育仍然是以單純軍事技能和軍事常識的傳授為主要內容，而沒有將國家安全涉及的有關內容融入到國防教育課程中去。在課程設置上兩門課分別有武裝部的軍事理論教研室和社會科學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擔，基本上是以各自為政的教學模式展開。這就要求高校在開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與《軍事理論》課中，加強聯系與溝通，使兩門課的教學內容既達到有機融合又克服無謂重復。在《軍事理論》課中，教師除了系統論述世界軍事、中國國防、軍事思想、軍事高技術和高技術戰爭這五大領域的前沿問題外，更要讓大學生了解和體會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激發起大學生的愛國熱情與愛軍情感。而《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則側重于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對國家安全的憂患意識，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意識和保證國家安全的法治意識等。在不斷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與國防意識的同時，引導大學生積極參與國防建設與軍隊建設來報效祖國。國家安全教育只有緊扣中國的國防建設與發展的實際及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來展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實效性。

3.國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須與多渠道相結合。高校對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應該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通過授課要求大學生“確立新的國家安全觀、掌握國家安全法律知識、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6]。但是，以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國家尊嚴和國家安全意識為主的國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時一事的突擊性活動，也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知識傳授和情況通報，而是一種政治性、戰略性和現實性很強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須堅持主渠道的國家安全教育與多渠道的潛移默化教育相結合。高校必須充分發揮各級黨團組織的作用。在校園文化和社會實踐的活動中加強對大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學?？衫蒙鐖F活動、學術報告、外出參觀等形式滲透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內容。引導大學生正確科學地理解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形勢，逐步增強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網絡安全等新國家安全觀念。使每個大學生都清楚的認識到國家安全不僅關系到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也事關每個大學生的切身利益。

參考文獻：

[1]日本已有20余人將戶籍遷至釣魚島[n].環球時報，2011-02-28.

[2]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z]，2007：40.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z]，1994：20.

[4]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六中全會學習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修訂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四

關鍵詞：意識形態安全;國家安全;綜合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035.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245-02

一、意識形態安全的內涵

自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學者明確提出意識形態安全概念以來，意識形態安全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1999年，夏保成在其專著《國家安全論》中提出：“國家的安全，就是構成國家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安全。這種安全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國家肌體的安全、環境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作為這三個方面的綜合，就是發展的安全。”他認為，意識形態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2003年，陸忠偉出版他的專著《非傳統安全論》，把意識形態安全作為非傳統安全的一種形式加以研究。近些年來，學術界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科學內涵，學術界看法不一。主要觀點有：

田改偉在《政治學研究》2005年第1期發表的《試論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中指出：意識形態安全包括道德安全、政治信仰安全和安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意識形態安全的核心任務。

馮宏良在論文《意識形態安全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指出：意識形態安全的實質是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安全在根本上體現為人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內在價值主張的高度認同和自愿踐行。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意識形態安全是指社會意識形態的選擇免受外部的干涉和侵犯。

徐穩在其論文《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安全》中指出：“意識形態安全，是指一個集團、政黨或者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生存和發展免受危險或者威脅的狀態。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不會在信息傳播的全球化、網絡化趨勢下而逐漸弱化或者喪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楊化在其碩士學位論文《論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中提出：“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我們所講的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地位不受任何威脅的相對穩定的狀態，保持意識形態在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導地位。”

張倩從意識形態安全的功能角度把握，在《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確保新疆意識形態安全》中指出：“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我們所講的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主體意識形態安全，即指一個國家主體意識形態地位不受任何威脅的相對穩定的狀態。”

黃建明、杜阿奇在論文《積極構建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體》中，從安全的字源意義來界定意識形態安全，認為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主體意識形態地位不受威脅的相對穩定狀態。

王水雄在《論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安全》中指出：“所謂安全的意識形態，從理想的角度來看，指的是一個群體或集團所接受的思想體系，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能夠給行為者帶來穩妥的物質生活水平、穩定的人身安全，以及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和睦相處及互通有無;所謂不安全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危機)，從理想的角度來看，則反之。”這是從功能角度界定意識形態安全，強調意識形態安全能夠發揮正常的功能。

綜上所述，學術界分析意識形態安全內涵的思路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從結構角度進行剖析，一種是從功能上進行概括，一種是從成因上進行探討。筆者認為，這三種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從意識形態自身的結構把握，認為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意識形態能夠保持自身結構的相對穩定的狀態;從意識形態功能的角度把握，認為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意識形態能夠正常發揮其功能;從意識形態安全的成因把握，認為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是指意識形態沒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威脅，沒有危險。這三種觀點雖然都反映了意識形態安全的某一個方面的特征，但都不嚴謹。結構分析突出了意識形態安全的穩定性，把握住了意識形態安全的靜止狀態，但意識形態安全的結構要素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機械的關系。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往往是從價值觀的變化開始的，然后涉及到思想道德層面，最后反映到哲學層面。功能說突出了意識形態安全的動態特征，但未能反映意識形態安全內在結構的變化。成因說把意識形態安全置于社會環境中考察，但忽視了影響意識形態安全的內在結構因素。

綜合上述三種思路，筆者對意識形態安全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謂意識形態安全，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意識形態能夠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保持自身結構的相對穩定，抵御面臨的內外威脅，發揮正常功能。所謂結構相對穩定，是指形成與經濟基礎相一致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這些要素組成完整的體系，能夠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與愿望。所謂功能正常，是指意識形態能夠對社會大眾具有價值導向、人心凝聚、行為引領等功能。所謂有效抵御外來因素的威脅，是指意識形態克服異質思想文化的侵蝕，體現自身的性質，與經濟基礎一致，免受威脅。

二、意識形態安全的基本特點

(一)前導性

意識形態安全的前導性是指，在國家安全體系中，意識形態危機往往是國家安全危機的先兆，國家安全問題往往先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

在國家安全體系中，意識形態安全處于基礎性地位，它關系到一個政權的穩固。任何社會的意識形態總是與統治階級的政權息息相關。為了顛覆一個政權，敵對勢力一般先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正如指出的，“凡是要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從歷史上看，一個政權的喪失，往往是從意識形態領域的危機開始的。當整個社會對意識形態認同發生嚴重問題，意識形態喪失對社會的價值導向、人心凝聚、思想統一等功能時，就不僅是意識形態危機，同時也是政權危機。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領導人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動搖了蘇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思想一片混亂，許多黨員理想信念動搖，紛紛退黨，預示著蘇聯陷入了深重的社會危機之中。早在蘇聯解體之前，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就準確地預計到，蘇聯可能分裂。

(二)內隱性

意識形態安全的內隱性是指，無論就意識形態危機的成因，還是就意識形態危機的表現狀態而言，都內隱在人們的思想、精神、精神中，不像軍事安全那樣，顯明地呈現出一種劍拔弩張的狀態。

意識形態安全起因于人們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精神方面的變化，敵對的雙方，無論使用什么手段，最終都要影響到對方人民的精神，而引起精神發生變化的成因，是內隱的，不易被人們察覺的。當然，這種內隱并不是絕對隱蔽的，是可以通過細心觀察可以感覺到的。

意識形態危機的表現狀態也具有內隱性。1957年8月，美國前總結肯尼迪曾預言，在美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之下，蘇聯“共產主義將從內部解體”，“由于自顧不暇而將停止其侵略行動”，最后“由于發現他們已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東西”而放棄與美國的競爭。一語成讖，肯尼迪的預測被劇變的結局所證實。他所說的“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東西”，是指蘇聯人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放棄了自己原有的信仰，但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苦果已經生成。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意識形態危機狀態是隱性的，不像軍事危機那樣明顯，往往隱蔽在人們的心里。當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發生問題時，往往表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混亂，而不是首先表現為直接的意識形態危機。統治階級一般總是把精力用來解決經濟與政治問題，而忽視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意識形態安全的間接性，使得統治階級經常對意識形態危機渾然不知，當他們意識到意識形態危機時，意識形態問題已經積重難返。

(三)漸變性

意識形態安全的漸變性是指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發生、發展以及意識形態安全的鞏固都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

一般來說，軍事危機的產生具有突發性，會迅速引起人們的關注。統治階級在軍事危機時，能夠迅速動員社會力量消除這種危機。意識形態反映的是人們的價值觀念、思想道德，它與社會生活的變化并不完全同步，有自己內在的發展規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但社會意識的發展具有獨立性與反復性。從根本上說，社會意識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受到社會思潮、文化傳統、民族習俗、社會心理等因素的復雜影響，意識形態的變化經常會出現時進時退的現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期的量變過程之后，才會發生質變。無論是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產生、發展，還是鞏固意識形態安全，都將經歷一個漸變的曲折過程。

(四)全局性

馬克思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這一論斷揭示了意識形態安全的全局性意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全局性是指，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固、國家的長治久安、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因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義。

意識形態不同于一般的學術思想，而是以思想觀念的形式表達統治階級對利益的訴求，解說、論證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合法性，為統治階級構建社會法律制度提供理論基礎。一旦發生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就表明該社會已經陷入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嚴重的社會動亂或社會革命很可能就要到來。前蘇聯在解體前，許多人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全盤否定蘇共領導人以及蘇共歷史，整個社會失去了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陷入全面的混亂之中。這些亂象表明，蘇聯解體已經不可避免。令人感嘆的是，蘇聯共產黨有70多年歷史的，上千萬名黨員，當巨大災難發生時，竟然沒有一人出來捍衛蘇聯共產黨!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危機一旦發生，其對社會造成的災難，很可能遠遠超過軍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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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勤德，戴旭?，F代國防大典[K].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330.

[3] 建國以來文稿：第1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94.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五

為了保障剛剛取得的政治獨立和國家，中亞各國在經歷了獨立建國的初創時期后，不斷完善著各自的國家安全觀，并逐漸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對外安全戰略。近年隨著世界和地區內形勢的若干重大變化和多種社會因素的此消彼長，中亞各國對既定的總體方針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由此帶來的對外安全戰略的變化，將會在今后一個時期內對中國的西部安全形勢產生明顯的影響。

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長河中，地處歐亞大陸結合部的中亞地區向來是東西方文化和各大國政治勢力影響的交匯處。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這里匯集，匈奴、蒙古鐵騎的征服，漢唐軍府的屯駐，阿拉伯人帶來的伊斯蘭教，突厥人傳播的突厥語文化，都使這塊亞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變化的色彩。每當一種強勢文化進入這一地區時，隨著作為這種文化的載體和后盾的政治、軍事實力的消長，其勢力范圍也隨時發生著波動。

從公元 18 世紀上半葉開始，沙皇俄國由奧倫堡—烏斯季卡緬諾哥爾斯克堡壘線向中亞北部的哈薩克草原推進。到公元 19 世紀中期，已經南進中亞腹地的沙俄擴張勢頭在東面遇到了中國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與來自印度的英國殖民勢力相沖突。最后，借腐敗的清朝政府內外交困無暇西顧之際，通過《中俄伊犁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不平等條約將中國的西部邊界大大壓縮，奪取了齋桑湖、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以東的廣大戰略縱深;又通過兩次阿富汗斯坦戰爭，迫使在亞洲已是強弩之末的英國殖民者做出妥協， 1893 年雙方劃定土庫曼斯坦與伊朗、阿富汗邊界，以作為兩大殖民帝國勢力范圍在亞洲腹地的終極分水嶺 。在此后的一個多世紀中，整個中亞地區被俄羅斯東正教強勢文化圈所籠罩。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六

[論文摘要] 歷史 上國債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產生的，后被賦予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但國債發行導致 財政 不可持續以致危及國家安全之事時有發生。國家安全非但不能與國債脫鉤，反而更加倚重于國債。但與歷史上的顯性倚重不同，這種倚重是隱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指向未來的。

國債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我們熟知的，國債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威脅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債作為央行公開 市場 業務的主要操縱工具更是 經濟學 的常識。但國債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卻被當代人忽視。歷史上因政府濫用國債發行權利，導致的經濟動蕩甚至國家危機的現象屢見不鮮。所以，筆者在此主要探討國債與國家安全及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

一、國債的由來

歷史上，歐洲基于特殊的 地理 條件，在 政治 上始終處于四分五裂狀態。任何試圖統一的企圖都會很快地被統治者的更換、內部起義或者外部入侵打破。戰爭給本來并不富庶的歐洲各國帶來的財政壓力是空前的。面對這種壓力，歐洲各國政府的一個重要做法是培養稅源。 工商 業能比 農業 帶來更多、更穩定的 稅收 ，因此各國政府都在戰爭的壓力下鼓勵工商業的發展。這種鼓勵培養了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資產階級，他們反過來反對政府以戰爭為借口的任意加賦。于是資產階級限制封建王權的機構--“議會”產生了。這樣，歐洲國家的政府在給自己找到財源的同時也給自己套上了“枷鎖”，他們不得不轉而尋求稅收以外的另一種籌資方式--“借債”。

政府向民間借債自古有之，古羅馬和

三、 國債 促進一國 經濟 增長

眾所周知，經濟運行呈周期性特征，無論真實經濟周期，還是貨幣性經濟周期，政府支出帶來的有效需求都有熨平經濟周期的作用。國債是政府增支的必要手段。很多國家的經濟史證明，不借用政府赤字 財政 政策 ，經濟無法擺脫長期通貨緊縮。同樣，滾動發行的國債能為經濟持續地注入資本，從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持久的源動力。

經濟理論界對國債的看法經歷了古典 經濟學 “基本否定”到現代經濟學“趨利避害”的過程，說明理論界已經認識到，盡管國債有擠出效應、危及財政可持續性等副效應，但其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上，國債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經濟中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凱恩斯的總量分析框架證明了經濟中可能出現長期有效需求不足，從而為國債的經濟意義發行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二，國債利率與 投資 回報率的比較。國債利率作為 成本 ，必須低于投資回報率，國債投資才是有效益的。前者取決于政府的信譽和資本 市場 的發達程度，后者大致等同于 社會 總體投資回報率。綜上二者，如果國債的利率低于民間投資回報率，則可通過發債刺激經濟，而且二者差別越大。越應該運用發債政策。

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篇七

論文摘要：作為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一個特殊公共權力機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國家兩種屬性在日趨相互接近的動態發展中呈現出遞弱的階級性和遞增的社會性，國家管理公共事務的社會職能不斷得到強化。尤其是社會轉型期衍生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所引發的公共危機和非傳統安全，對國家作用體制提出新要求，引起國家安全觀和國家管理社會職能的新變化。

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一個特殊公共權力機構，它既是實現統治階級共同利益的工具，又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關。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家職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在公共領域擴展進程中，國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呈現著此消彼長的規律。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如何正確認識國家職能的變化以應對轉型期社會可能出現的公共危機和非傳統國家安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國家發生作用對象及其變化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是國家的本質屬性。但是，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和階級統治并不是國家所要面對的全部問題。作為凌駕社會之上的力量，國家除了處理階級矛盾之外，還要處理大量的社會事務以緩和社會矛盾，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國家是社會的正式代表，進行社會管理是國家所要面對的重要任務。即使是國家在執行階級統治職能的過程中，也同時要履行特定的社會管理職能。恩格斯曾特別強調：“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①恩格斯關于國家的論述，揭示了管理社會事務是國家除了作為實現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工具這一特征外的又一主要特征，即國家的社會性。國家的階級性是以其社會性為基礎的，二者存在著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

國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是動態發展交互作用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國家的中心任務不同，國家的兩種屬性有著不同的作用關系。歷史上的一切國家，都是占人口少數的統治階級對廣大社會成員的統治，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社會利益雖然保持著某種聯系，但更多的是具有相互對立的性質。在許多情況下，統治階級不惜以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實現自身的階級統治利益。在人民民主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已經變成了統治階級，成為社會的主人，剝削階級被消滅了，雖然階級斗爭還會長期存在，但已限于一定的范圍，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廣大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使國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階級性的極大弱化和社會性的極大強化。國家的階級性正在向其社會性日益接近。當然，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界限和差別，但它們之間相互排斥的狀態，已經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在人民民主的國家里，由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國家所管理的大部分政務都具有很強的社會性。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社會性職能正不斷得到進一步強化，社會管理職能成為國家發展的強大現實內涵。

在我國，經過近30年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社會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不斷擴展，形成了大量的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涉及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在這一進程中，社會改革要求國家在社會活動中做國家應該做的事情，放下國家不該做的事務，使社會事務回歸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也就是說，在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擴展進程中，國家應當做到“在位”而不“缺位”、“到位”而不“越位”，實現包括國家在內的各個社會主體各在其位、各行其是、各盡其責，使社會運行活動呈現良性發展的狀態。在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社會改革過程中，人們已逐步意識到國家與社會的分野，社會是基于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社會關系集合而成的公共領域，具有公開性、可共享性和可進入性，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而不是社會的全部。國家從屬于社會，國家必須為社會的利益服務。當前，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發展制定的新的發展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治國理念和治理社會理念認識的深化，正是在這一理念指導下的社會發展中，社會建設被作為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凸顯出來。這種凸顯無疑會強化國家管理社會的職能，進一步體現國家管理社會的合法性和國家職能發揮的客觀實在性。國家社會性的增強，是時展的必然，是社會轉型對國家管理社會職能擴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危機管理凸顯國家職能變化

國家職能社會性擴展的重要體現，表現在對公共危機的控制和處理上。公共危機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是國家社會性增強的重要表現。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往往醞釀著許多不穩定因素，存在著不同種類的社會危機。從一定意義上講，公共危機的出現是社會轉型的實踐后果。國際經驗表明，轉型期社會往往是危機頻發期社會，公共危機的發生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應對公共危機，必須創新國家作用體制，強化國家社會管理職能。

公共危機是指發生在公共領域中的緊急事件或者緊急狀態。它是當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行為準則、社會秩序等受到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景下，需要由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統作出決策來加以解決的事情。②它的發生既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也對國家管理體系構成重大的考驗。公共危機的形成具有較為復雜的根源。從自然因素方面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③自然界在自己的物質運動過程中，必然會對人類所施加的作用給以相應的反作用，洪水旱災、土地沙化、地震海嘯、環境污染等現象均屬于自然界反作用于人類活動的重要形式，由自然產生的公共危機具有不可抗拒性。從社會原因方面看，一方面是由于人們的危機觀念薄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把“危機”當作貶義詞，很少用危機來審視國家面臨的各種突發性事件，更沒有從社會的穩定、政權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與否等角度來關注危機問題，缺乏危機意識，對其危害性認識不足，從而未能有效地預防危機，致使許多本該避免的危機由于未能有效防范而發生。另一方面是源于利益格局的調整。就我國來看，當前正處在“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國際經驗表明這一時期往往是“非穩定狀態”頻發的“關鍵階段”，是發展與穩定、公平與效率、人口與資源環境等矛盾比較突出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容易失控、人們心理容易失衡、價值觀念變化重塑的關鍵時期。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調整，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形成一些不穩定因素，產生一些公共危機事件。而且，這些危機會呈現出國內問題與國外問題交織，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歷史遺留問題和發展中新出現問題交織等復雜特性。從國際環境上看，在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往往會由一國經濟、政治等的危機擴散，傳染并導致其他地區經濟集團成員國之間發生“連鎖危機”。在國際間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交流與往來密切的今天，因國際環境因素而引發的公共危機呈增長趨勢。公共危機是客觀存在的社會非常態現象。治理公共危機并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在發揮傳統國家職能的同時，需要拓展國家作用社會的職能方式。首先，確立國家危機管理職能。公共危機是社會公共領域所發生的危機，在社會國家化的時代，公共危機管理是國家職能作用的范疇。公共危機的發生往往暴露出傳統國家職能在公共領域中的缺位。應彌補傳統國家職能的不足，把公共危機管理整合到國家職能之中，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機管理的組織體系和機構，形成靈敏的危機反應機制，以快速應對危機，迅速控制危機。

其次，轉換國家職能的作用方式。隨著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與國家的階級職能相比，國家的社會職能應居于主導地位。這就需要通過國家職能非集中化，將國家部分職能轉移給社會和非政府組織，構建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合作的社會治理機制。并通過構建此種機制，來完善國家傳統職能作用的方式，健全國家在社會機制和市場機制中的作用方式，解決國家在公共危機領域的職能失靈，形成現代政治生活“善治”的國家職能模式。

再次，完善國家的法治職能途徑。在國家治理方式中，法治因其穩定性、理性化和制度化而成為一種優先選擇的治國方式。國家的職能與法治治理無疑具有離散性，公共危機發生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國家職能的發揮不當而引發的。把國家職能納入法治軌道，依法發揮國家在公共領域的職能，是法治時代國家進行公共危機管理的必由之路。

最后，轉變國家職能的作用范圍。如何轉變國家職能，一直是國家體制改革的關鍵和難點。公共危機的發生對國家職能的轉變具有促進作用：國家職能不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國家應根據公眾需求，在國家職能作用上體現公眾的利益訴求，保持國家職能與服務職能的合理張力和動態統一。

公共危機管理的必要性表明，國家社會性強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所面臨的各類問題的解決，日益成為國家問題，社會的各類問題走向國家，把國家與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聯系起來，是歷史教給人類的真理。另一方面，國家的力量以其不可阻擋的進程將人類社會卷入國家生活，印證了馬恩認為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之結論的正確。④國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強化，或者說社會的國家化，并非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

三、非傳統安全擴充國家職能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和諧世界發展的時代背景。美國“9·11”恐怖事件的發生，使得國家非傳統安全及其處理問題，成為國家域外職能的突出內容，引起國家安全領域的觀念、實踐和國家管理社會職能的變化。

非傳統安全是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的。傳統安全主要是指由軍事、政治和外交活動導致的事關國家政權存亡的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主要涉及對國家及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資源與生態環境安全、信息與文化安全、疾病蔓延、恐怖主義等問題。區別于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對社會威脅的特點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來源大多是由個人和社會群體行為導致的;二是非傳統安全具有更強的社會性、跨國性和全球性;三是對非傳統安全的治理難度大、過程長。非傳統安全問題已不是個別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非傳統安全的產生就其社會根源而言，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世界政治格局由兩極對峙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從而使得軍事力量和軍事建設的絕對重要地位有所下降，它們不再是衡量國家實力的唯一重要標準，而只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標準之一。經濟、文化、資源、人才、環境、生態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影響力不斷增大，從而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二是全球化的產物。生產的國際化使一國與其他國家的聯系十分緊密，并使世界經濟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全球化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不只局限于經濟領域。全球化與非傳統安全是一對孿生物，它同樣帶來發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兩極分化，引發出經濟民族主義問題、種族沖突問題、貧困問題、移民問題、難民問題、跨國犯罪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更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有跡象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就越大。⑤三是國家發展的產物。非傳統安全的出現不僅是國際社會發展的產物，就其實質而言，非傳統安全依然是國家的產物。作為從社會產生并日益脫離社會、居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國家產生之后，就憑借自身強大的的實力來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的安全;而處于弱小力量、弱勢地位的個體、組織、集團等，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資源、能量等方面，都無力與國家對等與抗衡。在國家不能滿足個體、組織、集團等所必須的合理需要和利益時，或者國家處于專制統治而個體、組織、集團等沒有渠道表達自己利益訴求時，個體、組織、集團等就會采取非國家的手段對國家發生影響，以達到滿足自己利益、保障自己安全的目的。當這些問題發生在一國之內時，就產生國內非傳統安全;一旦這些問題跨越國界就成為國際性問題，成為國際非傳統安全。換言之，非傳統安全是國家不可避免的產物，其出現首先產生于一國之內，由此而擴散到國際社會。

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家域外職能可以說是國家的外部職能，或者是對外職能，但是國家域外職能不僅僅是國家的外部職能或者是對外職能，它既涵蓋了國家的外部職能和對外職能，同時包括超出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范疇之外的職能。非傳統國家安全發生后引發的一個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人們對國家對外職能的再思考和再認識。

非傳統國家安全觀所要求的國家域外職能應該是綜合的職能觀。新安全觀強調，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正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在非傳統安全因素不斷增多的新形勢下，國家對外職能中的軍事成分會進一步降低。因此，今天所要求的國家域外職能已是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環境等諸方面職能在內的綜合職能，從而提升了非傳統安全內容在國家域外職能中的分量。在國家對外綜合職能中，經濟職能、文化和生態職能等首先應得到高度重視，只有這樣，政治、軍事安全的基礎和前提才會有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時代，這種國家域外職能的綜合性傾向會更加明顯。

非傳統國家安全觀所要求的國家域外職能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職能觀。在傳統安全觀中，國家對外職能的主體是國家，其他職能主體則較少被提及或不占主導地位。非傳統國家安全觀則強調，在當今世界，民族國家雖然構成國家域外職能的主要和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但是，非傳統國家安全觀同時要求，國家域外職能主體已不應再局限于國家，而是擴大到了個人、群體、集團、社會乃至全球，它們都已成為國家域外職能的主體，從而使國家域外職能從國家層面上升到國家與人的層面，人類安全作為國家域外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始終把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顯示了以人為本的國家域外職能觀。

非傳統國家安全觀所要求的國家域外職能應該是合作安全的職能觀。傳統安全觀認為，國家間的對外職能關系是一種零和關系，因此，國家對外職能可以通過擴充單邊軍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國家的軍事聯盟來發揮。非傳統國家安全觀認為，隨著高度依存的世界體系的逐步形成，國家域外職能已日益帶有國際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因此，國際社會只有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多邊而不是單邊的手段才能共同解決諸多共同面臨的問題，才能獲得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