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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戶籍制度發展趨勢篇一

改革開放是中國農耕社會趨于瓦解的時代分水嶺。

自1978年以來，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務工，大量農民直接轉變為產業工人，或者進入“農忙返鄉，農閑務工”的半工半農的狀態，于是“農民工”這個頗具時代感的詞匯隨之誕生。農民工，這本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詞，但它直觀地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特點。

但是，改革開放初期，戶籍制度的瓦解是從農村端開始的。農民與土地脫鉤，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進城務工，這只是戶籍制度中農村端的巨變，而對于從農村釋放出的大量的人口，城市端并沒有同步做好吸納大量人口的準備。

城市端戶籍改革的困境在于利益分配調整的艱難。

城鄉之間的差異化自古以來就有，城市人口離政權更近，因此自古以來城市人口都會有利用政治優勢在城鄉收入再分配體系里占農村人口便宜的沖動。故而在農耕社會里，農民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稅收壓力，卻幾乎不可能從社會再分配過程中獲得相匹配的回報，因為人們一直習慣于將資源投入城市，而不是鄉村。

古詩有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這就是標準的古代農耕社會里農民境遇的寫照。

新中國初期，國家集中力量建設工業城市，而為了快速實現這一目標，中國農民再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做著最臟、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們能夠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卻不能于城市居民相比。

城市中的既得利益者們在政治體系里的話語權遠勝農村人口，所以各大城市的落戶難問題的根源其實不難理解。

改革開放之后，這個社會難題也沒有得到迅速解決。

八十年代，中國戶口本分為紅本和藍本。紅本代表城市戶口，紅本戶口在入學等很多方面享有優惠福利政策，而代表農村戶口的藍本則一度成為許多人的時代傷痕。紅藍本問題就是當時城市未能做好人口吸納準備的一個集中體現。

九十年代，中國部分城市曾實行過戶口買斷政策，藍本公民可以通過付費方式變成紅本戶口，但是僅限于同一城市之內。這是當時農村戶籍轉變成城市戶籍的主要方式，但是這種方式也沒能持續多久。

當時人們曾經一度樂觀地認為，中國傳統的戶籍制度很快就會消失，但是，直至今日它依然存在著。

由于當初的戶籍制度只放開了農村端，而城市端這一塊一直處于繼續管制之中，因此中國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局面：農村釋放出大量的人口，但城市卻無法順暢地吸納。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比如，四十年來農民工群體為中國城鎮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城市里留給他們的位置既不好也不多，那么當這一代農民工集體老去的時候，他們怎么辦呢?城市留不住他們的身體，而農村又已經留不住他們的靈魂。

過去四十年里，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成就主要體現在城市硬件的建設上，而社會結構的城鎮化節奏則相對緩慢。但是，所謂的城鎮化進程，并不是有了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就算完事，城鎮化的概念里除了城市硬件設施的建設之外，還有居民的身份轉變。城鎮化浪潮帶來的大量新城市人口，怎樣讓這些進城的農業人口正式轉變為市民，這是一個重要課題。

畢竟，如果城市里沒有市民，那么城市就沒有靈魂。

中國戶籍制度發展趨勢篇二

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于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并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么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戶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游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說，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里，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么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說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于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戶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戶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戶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于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后，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于是在編戶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戶口管理，并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稅、徭役的征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里喝酒吹牛聊閑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戶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盡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不像奴隸社會那么明顯，但在統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里的圣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里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后，戶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戶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戶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里，一直把戶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并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里，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里，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說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戶籍管理更是成熟。戶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戶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稅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里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稅，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么，為什么歷朝歷代都要把戶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稅是財政第一大稅種，而稅收直接關系著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稅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征稅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社會里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么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著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于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稅在中國古代稅收體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稅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

中國戶籍制度發展趨勢篇三

20__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到，接下來的幾年里，中國要繼續加快“新型城鎮化”的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所謂“高質量的城鎮化”，其中就包括城鎮人口的量變與質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空間擴大了三倍多，但空間上的城市化沒有相應產生人口城市化，戶籍問題將3億農民工擋在了城市之外，他們難以享受城市化建設的成果。

但是，戶籍政策正在逐步調整，公平的城門正在從制度層面逐漸打開。

4月8日，發改委官網發布的一份“超級文件”引發社會熱議，不少媒體認為，它意味著中國戶籍制度將發生巨大的變革。

這份名為《20__ 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文件本身并不是針對戶籍制度改革的，但其內文中提到：

積極推動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別化精準化落戶政策，積極推進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落戶。允許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戶口落戶。壓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強化督促和監測評估。

若干年后回頭再看，這份文件或將成為新的戶籍政策改革分水嶺。

這份文件的里程碑意義在于，它將戶籍改革的目標瞄準了城市端。根據這份文件的精神，50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很快就會基本消失，而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數量在中國占比并不太多，這也就意味著絕大多數城市端的戶籍限制會消失。

那么，這里可以追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點上發生這樣的轉變呢?

答案是，形勢正在起變化。

近年來，計劃生育制度的弊端慢慢已經獲得全社會廣泛認知，這個計劃經濟體制里最頑固的制度已經導致了中國人口斷崖，在這個新形勢之下，中國農村的可城鎮化人口已經不多了。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人口的釋放為城市建設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那么當代中國農村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消失。相應的，農村入城人口給城市端的壓力大大減輕。

其次，中國許多城市的人口正在飛速下降。20__年，古城西安率先打起“搶人大戰”，全國幾十個城市聞風而動，加入戰團。很多城市與其說是在搶奪人才，不如說是在搶奪人口。因為年輕人口的不斷流失，許多城市的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而一座沒有年輕人的城市也就意味著它沒有未來。

當初城市端戶籍政策難以放開的關鍵在于城鄉人口之間的利益之爭，而當下這里的利益蛋糕已經很小了，可爭的東西已經不多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北三省，當地老齡化問題特別嚴重，以致于社保養老金缺口巨大，沒有足夠的年輕人繳納社保，卻有大量的老人要取養老金，這致使當地的財政捉襟見肘。當年爭得頭破血流的城鎮戶口，現在的吸引力已經不如從前。形勢的變化促使城市的決策者們必須重新權衡戶籍放開的利弊。

這個邏輯其實也正好解釋了為什么5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戶籍政策還不能全面放開。

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基本沒有出現人口衰竭問題，特別是一些“超級城市”，它們依然面臨著持續不斷的人口涌入，所以它們推進戶籍改革的原動力沒有那么強。它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當前的城市優勢，盡量去吸納高端人才，而不是見人就收。

中國戶籍制度發展趨勢篇四

在當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再有成就也不過是個“x漂”一族。而“x漂”這個詞，意味著他沒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憑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還罷了，而一旦遇到結婚生子、孩子就學之類的問題，“x漂”一族就會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個戶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這句話絕非夸大其詞。

很多人以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人口眾多導致的，但實際上，在人口相對稀少的古代社會，戶籍制度的威力比當代還要強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沒有戶籍，那他就不會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無法正常生活。

凡是沒有戶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護流民的權益，因為流民不納稅，會被視為帝國的蛀蟲。流民的主體是兩種人：乞丐和盜賊，而這兩種人經常會身份互換，因此在很多時候，殺死流民會被視為剿滅盜賊，即便是誤殺，也常常會因為沒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當代流行穿越劇，但那些穿越劇通常都是腦洞清奇的作品。實際上如果真的能夠穿越的話，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穩定一點的時代里，幾乎100%會因為沒有戶籍而被當作盜賊被通緝;假如穿越者落在亂世之中，那么幾乎99%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沒有戶籍就不能成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進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會因為沒有戶籍而淪為賤民。在隋唐時代，這類人會被登記在一種特殊的冊子上，這叫“非編戶”，他們通常是貴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無戶籍的穿越者被人發現，那就會被當做逃奴抓起來，如果聯系不上主家，那就會被官方拍賣。另外，這種“非編戶”賤民無法脫籍，這口鍋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地背下去。賤民脫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有，而且還需要放棄“賤業”之后三代才能參加科考，但即便如此嚴苛的條件，在當時依然被視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為無戶籍，所以無法參加科舉，即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說給狐仙去聽。

在古代，沒有戶籍是無法旅行的，再有錢也不行。戶籍意味著人員無法自由遷徙，如果有事要離鄉百里以上，就得找當地政府出具文書，也就是路引。路引萬分重要，絕對不可遺失，否則身處異鄉會被按游民處置，輕則流放，重則殺頭。

住店必須持有官方發放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店家要受連坐。如果沒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嶺找黑店住，萬一不小心中了雞鳴五鼓斷魂香，第二天早上就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辦法能逃脫強大戶籍管理，作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時候也發現這個制度實在是沒有什么漏洞可鉆，所以他也因為沒有介紹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馬分尸了。

不同的戶籍之間享受的政策紅利也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戶籍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一個人生在京城，哪怕是個普通人家，也可以認為這孩子生來命好了，因為古代京城與偏遠地區之間的gdp可能會相差幾個時代，而其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京城人士的見識、習慣和發展空間都會比其他地區勝出許多，如果要參加科舉，京城人士的路費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說到的陳湯，無論他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個山陽瑕丘人，到死也是一個連長安戶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對于古人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科考來說，戶籍制度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政府會按地域來分配錄取名額，同時還要審核考生的戶籍身份，只有經濟嚴重欠發達地區才能和京城一樣享受更多的錄取名額。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間，也會展開篡改戶籍與反篡改戶籍的攻防戰。